东海曰:自由人士常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东海曰,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应该自由化。自由不是王道,却是王道的基础。

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违儒而衰,灭儒而亡。

这是古来多数王朝的发展轨迹,一个历史规律。难怪有人问:为什么历代王朝到了晚年,往往对忠臣和儒家大开杀戒?盖它们晚年无不严重违反儒家道德、政治原则,又不听从劝谏,必然以儒为敌。自古忠臣多出儒门,杀害忠臣即杀害儒家,杀害儒家即自绝于天道和天下。故历代政权杀儒之后,接着往往是彻底的灭亡!

必须指出的是,顺儒者兴,尊儒而昌,这个规律不适用于国共两党。相反,两党都是违儒而兴、反儒而昌的,都是逆淘汰的产物。原因很简单,清末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反常时代,反孔反儒方能兴昌。

不过,这种兴昌不可能持久,国党迅速败遁,马帮鱼龙百变,勉强维持至今,已是强弩之末,却又对儒家产生了一点温情。这种先激烈反儒、后有所尊儒的政权,自古所无,独此一家。在连伪儒政治都绝迹的世界,颇为特殊。

国共两党的成功各有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

盖天道对民意具有高度尊重性。整体民意的意愿欲求,往往都能得到满足,求仁得仁,得到仁政;拜魔得魔,得到魔王。《尚书•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矜,这里就兼怜悯和尊重二义。万民求仁,上天垂怜,侧重于悯其心;万民拜魔,上天遂愿,侧重于重其意。

民之所欲即民心民意和社会共欲,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全体性意见意愿通过一定程序表达如全民选举;一是共业意义上的民之所欲,通过因果的方式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历代政权无论好不好,儒不儒,都是当时民之所欲的结果。清末时,孙蒋符合民之所欲,故国党成功;民国时,蚂路符合民之所欲,故马帮成功。

缺德缺智的人往往分不清好坏,甚至好坏颠倒。缺德缺智的人占多数,就形成恶社会,三民社会。三民者,愚民刁民暴民也。这种社会必然反常、颠倒、逆淘汰,把一切好东西淘沙似的淘汰掉,把坏东西逆淘金似的淘出来。

民国是恶社会初级阶段,国党虽不好,不够坏,故迅速被淘汰。天从民愿,恶社会迅速进入高级阶段和极端阶段。这是一条东海律:反常反儒社会建起的必然是邪恶的政治和制度,就像邪恶之徒做成的只能是邪恶事业一样。

因为民之所欲未必都具有正确性正义性,故任何学说、人物和势力的正确性正义性,不能以民众的崇信来证明。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社会国家,邪说邪人和恶势力都可能获得大量民众的崇信。这种事例,古今中外皆非罕见。对于学说、人物和势力的品质判断,必须诉诸于良知、圣经和实践,民情民意仅供参考。

将民情民意民众态度神圣化,是民粹主义的做法,君子不为也。《尚书•大禹谟》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可见违道干誉和违民从欲一样,都为圣经不许,都是政治大忌。当然,对于民众的拥戴赞颂,儒家并非反对,而是视之为仁政德治水到渠成的副产品。

百年邪恶空前,民国侧重于邪。邪说泛滥,反儒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等等,激扬乎学校,喧腾乎朝野,汹涌乎社会,不中邪毒者几希。知识群体思想界,除了寥寥几个新儒家,没有一个正常人。

民众愚昧无妨,有精英;政治精英愚昧无妨,有文化精英。文化精英群体性愚昧,那就一切无望。愚昧非邪恶,大愚必邪恶,文化群体愚昧到反孔崇马的程度,至矣尽矣,邪恶程度蔑以加矣,其民其国其社会必然堕落无底线,败坏无止境,人道灾难必然史无前例!

国民党虽然正派,但三正性非常有限,蒋先生虽为正人,却是杂家,文化倾向传统,政治信仰三民,宗教信仰西方,不中不西杂七杂八。其德其智,为将或有余,不足以为相,遑论为君;守成或勉强,不足以御寇剿匪、拨乱反正、导良社会,遑论辟邪弘道,重建王道!

民国各界也涌现了不少正义之士。但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社会道德急遽下降,越来越适合极权主义,故马帮的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国民党虽有民粹倾向,遇到真正的、极端的民粹主义,缚手缚脚,不可能维持多久。

民国已是蛊社会的初级阶段,任何政党和势力,不毒到一定程度,与社会不配套,被迅速淘汰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在民国,要对治毛式极权主义,非君子集团和王道政治不可。霸道都未必行,何况远逊于霸道的三民主义集团。而在民国那样的环境中,纵有圣贤君子,难免边缘化,没有建设王道的权位和机会。

国民党仁义度不高,扬善惩恶皆无力。就像不践迹不入室的善人面对剧盗,必然缚手缚脚捉襟见肘最后失败。而毛帮国际背景雄厚,社会基础扎实,思想自圆其说,善于逢迎暴民,手段狠辣无底,欺诈暴力双高,取得国民党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好在蒋家不坏,虽被逆淘,败而不亡,有一定后福。

注意,东海揭示三民主义的问题和孙蒋集团的错误,不是与他们过不去,不是苛责前贤,更不是事后诸葛亮自炫高明,而是为了吸收历史的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创未来,重建中华,避免重蹈覆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之谓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东海曰,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更值得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反孔反儒运动广泛开展,让日寇深入腹地猖獗八年之久,最后让毛氏扮演“伟人”的角色,让马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并鸠占鹊巢。

民国和孙蒋自有可取可敬之处,但问题也很多很大。民国的道德、制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问题都很多很大,而有文化根源,即立国思想和意识形态非正确。这是民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把这个根源问题剖析清楚,对于重建中华并避免重蹈民国之覆辙,意义重大。

古今中西人道主义灾祸数不胜数,有邪说支持的人道灾祸、即学术之祸也很多,其中大者有五,是暴秦、洪杨、纳粹、红蚂、伊恐。它们都是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反人类势力。

发生在前苏联、中国、红色高棉及所有马邦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马学导出来的典型的学术之祸,极权主义之祸。马学导出来的道德、政治、制度、法律、社会,都是恶德恶政恶制恶法恶社会。

极权主义的危害具有多重性,其恶制恶法侵犯人权,其邪说歪理毒害人心。极权主义社会是典型的互害型、人吃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互害互吃。特权阶级固然吃人不吐骨头,弱势群体只要有机会,吃起人来同样毫不含糊。

东海早就指出,极权社会,大多数弱者也有一颗强人的心,变成强人获得吃人的能力和资格,就是它们最大的理想。

极权主义势力都有一种极其无知盲目的自信,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殊不知,历史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正义者书写的。极权主义的胜利都是脆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历史自有公道。无论遭到怎样的灾厄和诬蔑,圣贤豪杰自有相应的历史地位;无论受到怎样的崇拜和吹捧,暴君盗贼终将落入历史的垃圾堆,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就是历史的公道。几千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非儒家政权有资格写史,遑论暴君邪教!它们进入地狱,就是最下贱的东西;进入历史,就是最弱势的群体。

邪说之灾,正学消之;极权之祸,儒家解之。现在又是儒家来复之时。

顺便指出国人持续百余年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爱好:嫁祸。首先,是把违反中道思想导致的人生问题、把违反王道原则导致的政治问题统统嫁祸给儒家;其次,把三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儒家或自由,把特权资本主义制造的问题嫁祸给资本。儒家成了第一背锅侠,其次是自由,其次是资本。

儒家来复,不再背锅,也不再让自由和资本背锅。谁的锅谁自己背!

最近流行这段话:“经过历朝历代的浩劫,几乎就没有什么读书人的种子了。为了苟活,剩下很多犬儒,只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歌功颂德。”

这个观点理事双违。只要是儒家王朝,读书种子、正人君子就永无穷尽。方孝孺被害,明朝的读书种子、骨鲠之臣和忠义之士前仆后继,直到明末仍然层出不穷。岂止明朝,历代儒家王朝无不如此。

只有反孔反儒、焚书坑儒之后,才会出现这段话所述的情况,如百年浩劫。然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儒家一旦有所来复,君子豪杰又将陆续四起。

就眼前来说,问题重重不敢乐观。所有问题的根源可概括为:反孔崇毛的后遗症,马学马制的基础病。儒家犹无言论权,作用有限,又被儒马融合的努力中和了部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好在儒家的来复预兆着中华文明重建的希望,意味着大转型的肇端。大转型是从马时代转向儒时代。马儒之间,或许还有个自由时代。

转型期的社会特征有四:一是混杂,思想观念、道德标准混杂,是非正邪善恶人禽杂成一团;二是混乱,社会无序化加快加重,各种乱象和突发事件频繁;三是政治内斗加剧,官场代谢加速;四是希望在望,体制内外乃至海内外各股势力中,有所尊儒的人物和势力最得天时,最易胜出。

反儒派逆势而动,自绝于天,将迅速自灭。反儒派包括思想上反对、道德上悖逆、政治上敌视和封杀儒家的所有人物和势力。五四至今百年间,堪称反儒派的黄金时代,越反儒越容易成功;而今世易时移,儒家一阳来复,进入见龙在田的二阳时期当为期不远,反儒派就此一蹶,永无再振之时,遑论代表中国。

短期内,代表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或者说中国未来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未必是儒家,但必须、也必然是尊儒的。尊儒程度越高者,代表性越大。

最近多位学者高调宣称:“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云。此言欲成立,前提是有中国。中国者,中道之国也,必须以中道文化立国治国,实行王道德治和礼制。故“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其到来有赖于儒家上位。

或问:“若东海为政于马邦,奚其为政?

答:固知不可能。假设吾为政,必也正名乎!去马归儒就是正意识形态之名。先从教育领域开始,将儒学提升为第一学科,开办国立儒家大学,对各级官员进行简单的儒学教育和考试。同时启动修宪,上层建筑所有领域都配合去马归儒的工程有序展开各项工作。

吾国要自由化,成为正常国家,必须彻底去马;要中国化,成为王道大国,必须全面归儒,以儒立国和治国,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全方位儒化,那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能兼取古今中西所有文明精华,重启中华文明新一轮。那样的话,赶超美西,又有何难哉?直达大同,当为期不远也。

或谓去马归儒的思路需要汤武革命方可。这个思路确实是革命性的,是文化上、政治上、制度上的多重性革命。然而又与汤武革命性质大不同。东海的革命性改革,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循序渐进。例如,先让儒家享有言论权,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出书自由讲学,一二年下来,就可以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储备。

《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一文说: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起于思想的愚蠢。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因此毫不夸张的说,语言的堕落,就是思考能力堕落的先兆,而有毒语言的病变式传播,正在制造肤浅的一代人。”

说得不错,特补充曰: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语言的堕落,从诈力开始。诈即欺诈,力即暴力。欺诈性、暴力性语言的泛滥,意味着语言和文明的堕落。

文明的重建,从语言开始;语言的更新,从“修辞立其诚”开始。欲“修辞立其诚”,从尊儒读经开始。“修辞立其诚”是圣训,出自于《乾文言》,强调立诚是修辞好坏的标准。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这是君子的最基本要求,是进德修业的基础。三界精英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说话,中华文明才有重建的希望。

当历史重新进入儒时代,即儒家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复兴,将带来三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一、圣贤君子和豪杰之士茁壮成长,量丰质优;二、古今中西各种歪理邪说纷纷破产,进入历史垃圾堆;三、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得以重建,展开更高境界的新一轮的辉煌!

2021-8-4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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