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余东海先生几乎以倡导儒家思想为一生之己任，刚去世的余英时先生也是兼顾东西人文学术，这些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儒家学者澄清了当局打着民族主义幌子为马列毛招魂的混淆视听的做法，他们的思想有独特的价值。编者赞同，能够和当代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结合起来的儒家思想才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最可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对黑暗的恐惧。
更可怕的是习惯黑暗之后对光明的恐惧。
—-东海律
一
耳闻目睹一些民众因贫穷而陷入困境乃至自杀身亡的讯息，深感忧伤。底层多贫苦，官群豪富、政府豪奢是可耻的；弱势无保障，国库富足、国家强大是可耻的。
不要再说什么小康什么共富，都太遥远了。为弱势群体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当务之急，让所有弱势群体吃得饱饭，上得起学，病有所医，死有所葬，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天大的事都必须让一让，这是比天还大的事，是一个当代政府必须及时尽到的责任。已经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关于共富，吾有异议焉。虵蜖主义一向以此为号召，所谓追求共同富裕，消除贫富差距。从来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过。即使能行，也不可行。因为这种理念和追求违反社会常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德智能力意愿追求爱好兴趣之不齐，人之情也；贫富尊卑之不齐，贫富差距之存在，社会之常也。
必须切记，贫富差距是不能通过政治权力去消除的。那样做，必然严重挫伤抑制人民的创造能力和致富意愿，结果既不可能共富，也不可能同贫，只能贫富悬殊。
国家正确的做法是，一、保护人民正当致富的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安全；二、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三、严禁政府和官员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注意“正当致富”这句话。政府必须严禁一切通过非正当手段而致富的行为，一旦发现，依法严惩，并没收非法财产，还之于民或用之于民。
这三点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自由政治也能基本做到，唯独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极端贫富悬殊。
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法治，遑论德治。2021年1月新华社曾报道，日前马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是法治领域的一份重磅文件，是马邦成立以来首个法治中国建设专门规划。规划要求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云。
东海日记说，首先不能不肯定，对于马帮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習思想的成果之一，其指导思想中，唯習思想略微可取也。同时不能不指出，社会主义与法治格格不入，马学毛思的思想恶壤和社会主义的政治邪树上，结不出法治之果。这种恶壤邪树不除，是不可能真正“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的，習思想的这个成果，也只能停留于纸上。
要实现法治或者德治，要在经济上做到上述所说三点，都必须终结社会主义；要终结社会主义，又必须去除蚂主义的宪法地位。
二
马学在上，法治德治建设不可能，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马学在上，任何变革无法深入到文化和政治领域。
近日李光满与胡锡进之争，貌似矛盾尖锐，其实都局限于马框之中。李光满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中说：“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那样的革命是会到来的，但不是现在。那样深入文化、政治领域的革命，离不开孔子的思想领航。2009年10月东海曾在《民主论坛》发出《把孔子像挂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呼吁。文章说：
“只有孔子的像才应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如果孔子的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明儒家思想、仁义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说明政治、社会道德已经普遍提升，说明良知信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信仰。或许过程会很曲折，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我相信此生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有一个流行已久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不利于革命，革命的时候要反儒，不反儒革命不能成功。大谬不然。儒学既是改良之学，也是革命之学。尊儒不仅与革命不矛盾，而且有助于革命，遑论儒家本有革命的传统。如果改为“造反的时候要反儒，不反儒造反不能成功”，那就对了。儒家维护良秩良序，反对造反作乱。
清初儒者杨愧庵说：“此学无一处可丢手，无一息可丢手。人动不动说“我在苦境中难学”，不知苦正要学。又说“事忙难学”，不知忙正要学。又说“病中难学”，不知病正要学。又说“年老难学”，不知老正要学。”（《愧庵遗著集要·自验录要》）东海学舌曰，此学无一处不适用。既适用于个体，又适用于家国天下；既适用于改良，又适用于革命；既适用于去恶除旧，又适用于更始布新。
儒家文化的力量有四性：一根本性，是指导和促进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健康文明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二潜在性，通过文化启蒙道德教化，潜移默化深度优化人心世道；三政治性，可以落实于政治，体现为礼法；四持久性，对信奉的个人和国家影响深远持久。儒家的力量就是真理的力量、天理的力量和良知的力量。
孔子领航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氏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大不同。毛时代的文化是马主义、毛思想加秦法家。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中华文化命。
而现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树立中道文化的权威和宪位，大革马学毛思秦法家之命。那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政治才能实现大变革，从特权猖獗的极权政治变为良制良法的王道政治；社会才能完成大转型，从六极普遍的苦难社会转向五福临门的幸福社会。
这一场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也大不同。孙氏的革命，品质很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其革命的队伍和指导思想都问题很大，其革命成功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富强与尊严，反而带来了一个大乱世和一个大恶果。
大陆中华民国时期，自1912年元月始至1949年终，短短37年，军阀混战，匪患猖獗，日寇入侵，国共内战，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民众负担沉重，苦难深重，非正常死亡人数众多。原因当然很多，但内因和根本因，毫无疑问在于上层建筑，孙氏难辞其咎。东海有《别太抬举孙中山》、《三民主义批判》、《民国的问题》诸文批判之，《台湾的生机》一书（待出版）专辟《儒眼看民国》一篇论述，值得有志于研究现当代社会者过目。
故孙氏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利少弊多，得不偿失，小得大失。儒家丧失道统地位，退出政治领域，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后来被几乎连根拔起地反掉，是更大的损失，是吾族吾国不可承受之沉重打击。
反掉儒家，天下亡矣，人不人家不家国不国，还有什么民国共和国可言。反掉儒家，家富不富裕都不是好事，贫困苦难深重，富裕后患更深，无数地富商贾家破人亡。反掉儒家，国强不强大都没有意义，衰弱或有外患，强大更多内忧，人权毫无保障，人民水深火热！
三
新一场的革命，去马尊儒，相辅相成。尊儒就是把儒家重新扶上道统地位即宪位。去马就是罢黜马列主义的宪位而驱逐之。
极权主义有四大标配：邪说、恶制、恶性利益集团和恶社会，一邪四恶，相辅相成。邪说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主体文化、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恶制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诸制度，恶性利益集团即特权阶级，由领导集团和三界精英组成。恶社会，也可称为奴隶社会，官员高恶性，民众高奴性。
现中国最大的邪说就是马列主义，这是极权主义最大的根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反腐败反特权，都必须与辟邪说结合起来，才能深入下去，最后改邪归正，改恶从善。这就需要文化人和政治家相互配合，同心同力。
文化人侧重于辟邪立正，大破大立，大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大立正确的思想文化；政治家侧重于改制和反腐，对各种不良制度进行改良或革命，通过反腐对特权阶级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清理，为健康正义力量的兴起和良制良法的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两者工作重心各有侧重，但基本方向和目标必须一致。欲自上而下地撼动极权主义之冰山，这样的文化群体和政治精英，缺一不可。
曾有朋友问东海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我的回答是，我是文化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文化上立足于儒，严厉辟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寸土不让；政治上以儒化马，即使不能化马为儒，也希望借此扩大儒家的影响并为儒家争取一定的话语权。文化革命，针对马学，以去马学之宪位为目的；政治改良，针对马帮，以促马帮之儒化为宗旨。
不破不立。在中国，不破掉儒家，各种不良文化和政治就立不起来。只有架空虚置和局部否定儒家，才能立起三民主义；只有全面否定并彻底破坏儒家，才能够立定蚂主义。同样道理，若不摧破各种异端邪说，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就立不起来。革命就是大破大立。大破马列主义和各种异端邪说，就是现代性的罢黜百家；文化上独尊儒术，就是大立中道文化；政治上独尊儒术，就是大立王道政治。
注意，礼制精神一以贯之；礼制形态古今不同；王道原则万古不易，王道模式因时而异，古今不同。汉以后儒家政治是古典郡县制小康王道，商汤文武周公是古典封建制小康王道，尧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典模式。
作为历史，三代当然回不去；但三代精神又是可以返回和恢复的。反三代之本，开大同之新；复中道之古，新旧邦之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新化成天下。反本开新，复古更化，此之谓也。
2021-9-4
余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