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御用文人中，品格卑劣而又确实有才者并不罕见，诸如郭沫若、胡乔木即属人所共知。但以其代表作之影响大小论，则应首推益阳二周之一的周立波（1908－1979）。另一周是周扬（1907-1989）。
出生于湖南益阳大户人家的周立波原名昭仪，立波乃其笔名，源自英文liberty（自由）的音译。但该员经同乡周起应（周扬原名）带挈，到上海投身共产党后，死心塌地地用笔杆子为共党效劳。除翻译外，在文学创作方面名声显赫，尤以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广为人知。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在1946年到1947年土改的全过程，1948年出版后，这个小说竟然成了指导大陆全国土改运动的样板教材。
（周立波，网络图片）
《暴风骤雨》简介
据“百度百科”资料介绍：
《暴风骤雨》描写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处决了韩老六后，韩老六的弟弟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共产党员赵玉林和青年农民郭全海的先后领导下，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此后郭全海报名参军，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
《暴风骤雨》以磅礡的革命气势、鲜明的阶级爱憎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结构严谨，人物惟妙惟肖，语言富有地方色彩。
创作经过如下：
1946年冬天，周立波随军转战到东北，在松江省（现属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参加了当地的土地改革。其时正当冰封雪冻的季节，他经常同贫苦农民一起谈天，包括斗地主、家庭琐事、风土人情、个人遭遇……半年里他了解了许多情况，掌握了不少知识，学会了本地方言，积累了写作素材。
1947年5月他到松江省委编辑《松江农民报》，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第一部完成后，带著初稿又到五常县的周家岗补充生活。该处是经过日寇并村集家的的大屯落，也是省委土改工作的重点。四个来月后，他又访问了另一些村屯和呼兰县的长岭区，从而再行补充、修改了小说的第一部，之后又花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第二部。1948 年东北书店正式出版了全书。
从以上写作经过看来，该书决非粗制滥造，某种意义上可谓呕心沥血之作。但实情如何呢？
纪录片《暴风骤雨》揭露周立波造假
网上资料引述了大陆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就韩老六人物原型的评论称：
“小说里村里最坏的地主，那个韩老六（的人物原型），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他不过是识两个字，因而在抗战期间做过维持会的会长。你要说他做了什么恶，村民们也讲不出来。大家只是说这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也就是帮助把当年住在城里的地主的土地转租给村里一些比较穷的人，也没有什么收入。他也一样下田干活儿，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学老师（小说里韩老六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引者注），教教音乐什么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样要做工赚钱贴补家用。农民们说，韩老六家当年非常穷，只有三间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穷的人放杂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杨奎松的评述基于纪录片《暴风骤雨》，该片拍摄于1995年，展现了当年周立波参加土改的黑龙江尚志县元宝镇元宝村的真人真事，接受访谈的有农民、地主和土改工作队员，真实可信。
对于上述纪录片及有关史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其题为《多声部的历史叙述》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小说的原型为哈尔滨附近尚志县元宝屯。周立波曾担任这个村土改工作队的副书记，该村“恶霸地主”韩老六、贫雇农赵光腚，原名原姓写进了小说。1961年导演谢铁骊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此时彩色胶片已经被广泛采用，但是为了展示当年沉郁苦难的背景，导演决定继续拍摄黑白片。一线大明星于洋扮演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于洋本人也是当年东北土改工作队队员，小说中的许多情景是他亲身经历的。
2004年，这个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元宝屯，著手筹备建立“土改博物馆”，村干部收集当年的农具、油灯、桌子，也迎来了新的客人——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这二位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带头人物，曾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项。2005年，第三个版本的《暴风骤雨》，在“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面世。
与周立波当年从生活“提升”为艺术不同，纪录片人走的是一条“还原”的道路：寻找仍然在世的当事人，请这些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对著镜头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老人们在讲述中，异口同声谈到，一度众所周知的剥削阶级典型“韩老六”，其实一点也不阔气，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是帮别人打理，“与书上写的不一样”。他在日伪时期做过“保长”，是“群众选的”。土改运动不是除汉奸运动，因此在新的叙事中，需要他扮演“恶霸地主”的角色。群众并非那么容易发动起来的。工作队起初叫做“民运工作队”，对外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而最初接近工作队的人，是村里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已是高龄的于洋的证实。
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后来多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包括退休的省委宣传部长等。能采访到他们，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官方人士的面孔很少在独立纪录片中出现。这大概是因为这两位纪录片人，同时在给中央电视台做一部《土地的故事》的电视片，因此有一些可接触到的资源。
由于角度不同，这些外来的发动者与当地群众，在讲述语气上（肯定、否定或叹息）有所不同，但在一些重要事实方面，叙述还是一致的。比如，他们共同认为，土改最激烈的阶段并不是分田分地，而是“挖浮财”时期，也就是进入到地主富农家里，直接拿走家中的粮食、衣服、牲畜、被子、家具等各种东西，当地群众称之为“扫堂子”，将整个大地用扫帚过一遍。农民们赶著大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吃粮也不给留下”。
打死人从这里开始。原工作队队员称，更早时，“打死人就没有批斗对象了，群众运动就发动不起来了”，但到了后来，一切仿佛失去了控制。于洋说，“按政策是不可打人的，但打了也就打了。”当然，如果坏人坏事不受惩罚，它们就会炙热地传播开去。那些带来新秩序的人们，没有带来新的严格的法规。
民兵们手上有枪，一般人手上有棍子和其他日常用具。短短十几个月间，人们仿佛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分到土地的欣喜，便一下子转为疯狂的仇恨。纪录片人查了当地的档案：尚志县土改期间一共死了近700人，其中自杀86人，打死273人，枪杀333人。
不清楚这种仇恨中，到底有多少是来自自身。至少人们需要确证，分来的土地和物品，不能再交还给原来的主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接下来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打仗，当时的口号为“保卫土地，保卫家乡”。由此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动力和热情，是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不可比拟的。
除了当年电影《暴风骤雨》的片段，影片还穿插了来自当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共产党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伟大土地改革》等片段，使得该片成为一次拥有众多不同声音的丰富对话，是一次难得的多声部叙述。
影片结束时，土改博物馆已建成。年轻女讲解员仍然重复过去教科书的老一套。
上述纪录片迄今为止只公映了三次！何故如此呢？崔卫平引述称：
为什么只公映了三次？导演蒋樾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如是说道：“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定论了，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室放的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那么党史就得重写。”
重写党史，套用文革语言叫做“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现时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这还了得！
按照中共的说法，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扎稳了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并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战争和建设，而《暴风骤雨》等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与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所展现的历史不同，记录片《暴风骤雨》通过元宝村老人们的回忆和掌握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队员的言辞中，“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即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是最明确的团结对象。但几十年后，记录片中的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对于这样的人，当地人称为“二流子”。
这些人在中共的煽动和培训下，很快被激发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么剥削人”，随之开始了“血泪控诉”。于是，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由此开始了对地主的打杀。
“地主”韩老六
最先被杀的是所谓“恶霸地主”韩老六，此人是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穷凶极恶，简直十恶不赦。
然而，对于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由老百姓选出的“韩保长”，记录片《暴风骤雨》中的老人们的回忆却完全不同。农民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 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显然，如果没有中共的指点，农民们根本意识不到地主们在“剥削”人。在他们眼中，“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
农民刘德福试图总结这段历史：“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不过你可以想像，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而中共改变这种“两极分化”的办法就是斗地主。
残酷的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那场针对地主的运动“挺残酷”。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而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更多的时候，群众已经 “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的出来打骂声和求救声。
可是，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瓜分地主财产是重头戏
斗完了地主，那些“二流子”们和普通农民分得了地主的财产。纪录片显示，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
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它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那个时候，赶着大车，赶着扒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扒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暴风骤雨过后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这中间有多少是误杀的？高凤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慌，大罪化小罪。”
早已坐在轮椅上的刘福德对着镜头感叹道：“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而掀起这场暴风骤雨的中共，至今的罪责仍未被清算。但记录片《暴风骤雨》已掀开了中共党史又一页虚假的历史。
以上引用网上披露的资料，充分显示了自诩“伟光正”的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土改运动诚然乃其又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群众之举，炮制作品为之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周立波，则理应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周立波私德败坏
需要提请读者在清算其罪行时不可放过的一点是：该员既然身为作家，用共党的语言属于“人类灵魂工程师”，可是本身却私德败坏，一再背弃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怀孕的糟糠之妻姚芷青，十馀年间置两名幼子于不顾；非但如此，在其第二任妻子林兰于延安被作为特嫌关押时，得知彼已怀有自己的骨肉竟然毫无恻隐之心，迅即申请与之离婚，再跟一名较其年轻十馀岁的女知青何某闪电结婚。上述行径可谓比陈世美更陈世美！即使在嫌弃原籍乡下“黄面婆”而停妻再娶的中共高干中，也称得上“出类拔萃”无可匹敌！
也许冥冥中真有报应，那位何某后来另结新欢，居然逼著负心郎立波在周扬的办公室签署离婚协议，使之大受打击以致伤心落泪。相信对此一幕闻著无不额手称庆，而其嫡孙女周仰之则于所著《我的祖父周立波》中，就此评论为老不尊的爷爷道是：
在对家庭和两性关系上，他和何姓夫人是棋逢对手，半斤对八两，倒也公平。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立波之发迹离不开周扬的提携，少年得志的周起应三十年代之初轻慢鲁迅，被彼列作“四条汉子”之首；三十年后文革一来即身陷囹圄，立波亦同遭厄运。难兄难弟关押于秦城达八年之久。幸得毛老人家心血来潮下令将起应开释，时在1975年夏。同案的立波也因而得脱，但只过了四年，至1979年便一命呜呼了！
文末赋诗一首作结：
立波何曾识“自由”
抛妻弃子逐“风流”
益阳有此负心汉
青山绿水亦蒙羞
（202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