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在大陆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的七十周年。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
“土改”倘若旨在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较为均衡，从而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以解决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问题，那是完全可以采取温和的办法进行的。事实上，欧美亚非各国以及台湾都没有流血，就成功地改革了封建土地制度。然而，崇尚暴力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却大开杀戒，掠夺地主及富农的财产，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这笔账必须认真清算！
古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不均的确导致社会上多数穷人心怀怨愤，就农村而言，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自然困苦。但地主富农拥有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靠的是克勤克俭，逐步积累的。毛泽东对斯诺讲述他的父亲毛顺生，就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才添置了一些土地，成了富农。可见，凭借暴力实行“共产”，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下中农，美其名曰“土地还家”；进而把地主家的牲畜、农具、家俱、衣被悉数没收，分给贫农、下中农，如此劫富济贫，实无天理。
何况“土改”之后两年左右就搞“合作化”，先是成立初级社土地入股，继而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1958年公社化，土地归公社所有。农民手中的地契形同废纸，他们被彻底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
当然，“土改”中最惨的是地主。不仅他们的全部私有财产被劫掠一空，其性命更悬于一线。几百万地主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法庭审判，就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笔者父亲便是这里面的一个。
家父生于1898年，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本科，旋即加入商务印书馆上海编译所任编辑。1926年转任广州特别市公安局秘书（局长李章达）。1927-1928年两任东莞县长。1930年任广州市政府秘书。半年后退出政坛，改业律师十八年之久。其间与友人合股开设广州新华、金声电影院。但1951年秋被广州公安局关押，未几遭农民揪回乡下斗争，当年11月由一名区长批准处决，同案者（一张榜上）四十馀人，罪名均为“抗缴馀粮”。所谓“馀粮”指以往向佃户多收的地租，比如一亩地只应收200斤谷，却收了250斤，“馀粮”便是50斤。到底多少，金额由农民说了算。家父本来没有地产，但结婚时岳父给了100亩地作为嫁妆。土改时定的成分是“地主兼工商业”。可是追缴的“馀粮”却是天文数字。我们在广州市区永汉路（现北京路）东横街的住宅，是三进深、三开间的古老大屋，面积近800平方米，卖了七千多万元（人民币旧币），交上去还不够“馀粮”的零头。一句话，就是要你的“人头”！
中共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如何标记阶级敌人呢？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是否有犯罪事实及民愤。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等人调到广东后，陶铸即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故每个乡都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画，故滥杀情况严重。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广东杀人就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大陆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份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杨立的书提到李章达险遭毒手。李（1890-1953）是我们的乡邻，东莞厚街人，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被视为国民党左派。中共建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排名第一）。1951年秋东莞农民到省欲揪其回乡，幸得叶剑英调回北京前嘱咐古大存保护他才得幸免。其实家父曾于1950年赴港避祸，但有人劝说称李章达和李济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会保他无虞。他误信之终于罹杀身之祸。
与此相反，台湾的“土改”温和而人道。简言之，是“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没有发动农民暴力斗争，没斗一个人，也没有死一个人，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手段完成的。农民最后成了土地的有产权的真正主人。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企业主。就这样，政府得到政权的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台湾土改使政府、地主、农民三方受益。还应当看到，大陆的土改最严重的后遗症是人和的缺失，所谓“杀父之仇”历来乃国人极之系念的一种怨恨。如今习近平口口声声构建和谐社会，土改之账不清算，谈什么“和谐”？
（202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