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4日
导读
蔡霞
中共从不把人当作人看，他们用于指称人的习惯用词是“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国策”，
周晓霞女士是中国的第一个外科学女博士，
当时中共当局不择手段地掐断她的生计，
本文是这位妈妈首次公开的血泪回忆与控诉，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这段很痛苦的经历，有位在美国工作的老同学还在华文刊物上隐去我的名字披露过一二，当时也有朋友问这是不是写的你呀？我也未置可否。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太苦的事就不愿意回忆，不是有选择性遗忘一说么。
如今看到中国当权者让人眼花缭乱地改变生育政策，简直就是系列荒诞剧，人哪里还是人，就是党的生育机器，似乎说开就得开，说关就得关，亦或是蓄养的家奴，说生就得生，说不生就不能生。他们所谓的“基本国策”就是反科学反人类的癫狂，哪里真的为国为民，哪里有科学依据。
五十年代，战乱结束，人口回升，马寅初提出人口几何级数暴增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这只是从学术角度探讨人口演变的规律，就已经触了龙鳞，冒犯了野心膨胀、狂妄好战的毛泽东，蛮横地把马寅初打成右派。毛想当然地号召超量生育，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有“英雄母亲”这个词，就是生育五个以上子女的女性的光荣称号。这样盲目刺激生育的后果，又使当权者乱了方寸，演变为七十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让全国人为他们的心血来潮承担后果，这是一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人权灾难！各种血腥的实例，多有报道。仅我的同学亲口对我讲的事情也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同学是妇产科研究生，和我同宿舍，她偷偷告诉我，所谓大月份强制引产，往往已经来不及造成宫内胎儿死亡，就只能往活婴囟门里注射无水酒精，或者用容器盖住婴儿使之窒息，这就是就是赤裸裸的杀婴啊！这些无辜的婴儿惨死，可怜的母亲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活生生的孩子在产房里惨遭杀害！
而我自己的经历，也许只能算这场四十年大悲剧中的一个小插曲。
我们一代人本应玫瑰盛开的花季，迷失在了风雪弥漫的冬天，青春感情只留下千疮百孔的创伤，文革后老大不小了，还要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补课备考，和前前后后好多届学生一起挤上考研的独木桥。
1987年我博士毕业后结婚时已近不惑之年。我的前夫有过婚史，曾经有两个孩子。我们去办事处办完结婚手续，住房的门缝里已经塞进一封本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信，第一句说祝贺你们新婚幸福。第二句是：根据湖北省计划生育规定第几条第几款，有条件第二胎（就是说：既往婚姻中只有一方最多有一个孩子，这次婚姻还可以生一个孩子），杜绝第三胎（就是说：既往婚姻中孩子无论是哪一方的只要一共有两个孩子，此次婚姻生育就被杜绝了），你们没有生育指标，必须避孕。然后是告知超生的严重后果：不但双方开除公职，还要牵连全院两千职工扣除全年奖金。
我们当时虽然觉得这规定极不讲理，但也无可奈何，即便我们不怕自己受罚，谁又敢损害全院几千同事们的利益呢，一人超生，几千人连坐啊。我们就像在铁笼子里关了几十年的鸟，连思想也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更想不起有侵犯人权这一说。
次年，我意外怀孕时，还心存幻想，跑到上级的计划生育机构申述：我自己就已经是我父母的独生女，我快四十岁了，也算晚婚晚育的模范，父母年过古稀，我父亲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难道我唯一的孩子绝不可以出生在他的祖辈流过血的土地上吗？然而这样的恳求也被断然拒绝了。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在三十九岁那年把自己五十天的胚胎杀死了，刮宫之前我请自己科里的同事给我做了超声，我的孩子已经有清晰的心跳，同事给我打印了一张胚胎的B超影像。这也算我的头生孩子唯一的一张照片，后来颠沛流离中这张照片也丢失了。
中国数以亿计人次的人工流产手术，绝大多数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清醒状态下完成的，被迫失去自己的骨肉的母亲，听着器械刮在子宫壁上粗糙的沙沙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残杀被撕碎被摧毁，精神的痛苦无法言表，这种对母性的摧残，即使是动物也是无法忍受的。再说到肉体的疼痛，也是一场劫难，我当时高龄初孕，胎龄也大，所以手术更困难，我自己觉得肝肠寸断疼到根本无法忍受，我声嘶力竭的叫喊如同野兽。事后想起这事总是起鸡皮疙瘩，浑身发冷，要知道多少中国女人受过这样的煎熬。
大概因为我不配合，乱喊乱叫翻来滚去，干扰了妇产科医生的操作，术后发现囊泡虽然破了，胚胎并没有刮掉，小生命顽强地残缺地继续在子宫壁上生长着，我的所有早孕反应都没有消失。只好又在全麻下作了更彻底的刮除，这才了断了小生命的最后的挣扎。
又过了一年，1990年五月，我拿到了去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做一个两校交流的科研项目，对方支付报酬，叫做“自费公派”，那时对于工薪阶层来讲买张机票的钱是很大的数目，我只好搭乘国际列车经莫斯科去德国。大约一万公里的路途，几次换乘。1990春天，东西德还是两个国家，边境检查站位于东西德之间的动物园站，在那里下车，查护照，办理过境手续，之后在火车站过夜，大约凌晨一点，候车室清场，我就在寒风中站在马路牙子上好几小时，站到早上五点才有火车，经法兰克福中转去波恩。辗转了八天，到达目的地，当天是一个宗教节日公休，找不到人接洽，我兜里只有几十块马克也不敢住旅馆，幸得病房护士好心，给我安排了一张空病床蹭住了一夜。
这么折腾中，我并不知道又有一个小生命顽强地和我一起穿过了一万公里的旅程，途径中国、蒙古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东德、西德，沿着尚未解冻的贝加尔湖畔绕行，穿越西伯利亚，乌拉尔山脉，伏尔加河，莱茵河，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还有个小插曲：列车在各站都停车一刻钟左右，乘客可以下车在站台上转转，我看错了开车时间，火车已经载着我的所有行李物品徐徐开动了，我紧张极了，拼命奔跑追赶呼喊，惊动了站上的工作人员，紧急叫停了列车，还算有惊无险。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折腾终于来到了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波恩。冥冥之中，腹中还是小胚胎的女儿大概知道这趟“偷渡”是生死一线间，所以悄无声息，连我也不知道她的存在。
到了德国，不久就出现剧烈妊吐，我在药房买了试纸证实了妊娠。刚刚到异国他乡的紧张，语言障碍，新工作环境的不适应，高龄妊娠的严重反应已经使我完全不能进食进水，人都虚脱了，几乎要了我的命。可怕的是国内毫无人性的“计划生育”的长臂，并没有放过我。他们得知消息以后，由当时的名誉校长，政协委员裘法祖给我写了亲笔信，说是获悉我无指标妊娠，十分震惊，学校召开了校长特别会议，做出五条决定，这五条决定堵死了我在德国或者在中国生下这个孩子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无异于五条“杀令”。他还在信中威胁我说，同济医大代表团不久后访德，会来“看望”我。然后裘法祖又动用他的影响力，通知中国驻波恩大使馆，来了一位“二秘”到波恩大学找到我，劈头盖脸一通训斥：“同济医大是名校，中德友好的标杆，你居然连起码的外事纪律都不懂！你必须做人流，你必须告诉医生你自愿终止妊娠，要不然学校就终止你的合作项目立即回国！”我那时候第一次出国，哪里经过这场面，什么大使馆、二秘、外事纪律，就已经吓得我浑身打颤。那天，我来到莱茵河边，坐在长椅上，看着流逝的河水，一头跳下去的心都有。那年我刚过了四十岁，一直都很努力，学习中幸得恩师夏穗生教授的知遇之恩，事业也算如日中天，却仅仅因为不愿意杀死自己唯一的骨肉，就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想不到更狠的招数，还在后边。德国合作的项目负责人，也接到了同济医大的通知，合作项目终止，我必须立即回国。那时的我真是关傻了的鸟，放出笼子也不敢飞，居然傻到真打算回去任人宰割了。我哭兮兮地把这消息告诉了几位海外的朋友，还去离波恩几十公里的另一个鲁尔区城市和一位朋友告别，哭着说我得回去终止妊娠了。想不到的是所有在国外的朋友都震惊了，他们说我好糊涂啊：“你以为你还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孩子是你明天太阳！怎么可以还没升起就陨落？”。。。我说我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停了项目，我第一期三个月的签证就不能延了，我已经无路可走。想不到我的朋友们立即行动起来，留美的老同学王澄在同学中发起捐款，给我寄了钱来，那时同学们都是刚刚出国，自己还没站稳脚跟，却为我们母女慷慨解囊，他们的情谊我永远不会忘记。王澄同学也是为中国民主运动呐喊的勇士，不久前因病去世，这篇小文回忆这段往事，也寄托着我对王澄的哀思。我的一位朋友是在国内和我有过工作合作的研究员，某著名生物所的副所长S先生，他和我说，这是德国，没有人敢强迫你！我说那怎么办呢？他们停止项目我就没有签证，我住的宿舍是医学院的宿舍，没有签证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到哪里去找别的住处？S所长拿起一册电话号码簿，给我划了十几个红圈圈，他说这些都是可能帮助到你的部门，你一个个试。
我就这样打了十几个电话，或者直接登门咨询。其中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对我的帮助最具体，一位女工作人员对我说，如果我的情况在一周前，就好办了，因为六四学运，在德的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不必按原规定在本土申请DAAD奖学金，我的资历完全符合申请条件，可惜这个临时规定在一周前刚刚结束。她让我稍等，她想办法解决，于是我坐在一边，她开始到处打电话，寻找各种可能性，先是找到基督新教的一个慈善组织，下设的帮助妊娠妇女的办公室，可以帮我暂度难关，然后该组织又帮我联系到了德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Solwodi的创始人，两次联邦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天主教修女，Lea Achermann 博士。她对我的帮助，是根本性的。她得知我的情况之后，立即派Solwodi的工作人员Marion 女士，到波恩找到我，她说，首先要保护我的健康，我作为40岁的高龄初产高危妊娠，必须先去妇产科做孕期检查。她亲自在波恩给我安排了妇产科检查，包括羊水穿刺，排除高龄初产中高发的唐氏综合征等等染色体病。当时我刚到德国，连医疗保险都没有，这些昂贵的检查，也都没有收我的费用。然后Lea Ackermann博士给我延请律师，在波恩劳动法庭打了一场劳资官司，诉讼理由是根据德国劳动法雇主方不得解雇妊娠期的雇员，几次出庭，几次反复之后，同济医大出具书面证明，由他们终止合作项目。所以这个官司只能撤诉。我被告知必须立即在两周内离境，回中国。就在这生死关头，是我的妇产科医生仗义执言，并且出具书面证明，从医学角度不允许高危妊娠的孕妇乘坐任何长途交通工具。波恩外事办必须遵从医生意见，给我延长了一年签证。我的女儿经过几乎必死无疑的灾难终于出生在自由的国度里，我给她取名“陶陶”，谐音她“逃”出魔掌。陶陶出生在山清水秀的莱茵小城Boppard，这座美丽小城以及它所坐落的莱茵河中段，在十年以后因其美丽的风光，神奇的传说，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建筑，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是后话。
而我在同济医大和裘法祖眼里则是公然消失了，后来朋友们告诉我，他恼羞成怒，在大会上拍着桌子大骂我“叛党叛国”，朋友还说，党委发了红头文件把我除名了，附院某党委书记到我工作的研究所大吼大叫，“把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真是谢天谢地啊，这样灭绝人性的党，我留在里面干什么！还有一件事也很惊悚，我曾介绍过一位做医疗器械的德国商界友人到武汉，如果生意需要，他可以去找找我认识的医界熟人，结果，这么个再平常不过的个人交往居然惊动了公安，出动警察秘密搜查了他下榻的客房和他的行李，这是当时我们所里的办公室负责人几年后私下告诉我的，因为公安机关曾要求他们“配合工作”。这个特务党的卑劣可见一斑。
一年签证过后，我学德语找工作，养育我的孩子，还是有很多困难，比如我的签证只能根据我的短期工作合同而定，总有危机感，我的长居仍然不能解决，如果我因此不得不回国，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和女儿可想而知。即使我以典型的计划生育受害者为由申请政治避难，也很难成功，因为那个年代以这个理由申请避难的中国人很多，其中也有造假者。
就这样，很艰难地坚持到1994年。Lea Ackermann博士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在北京怀柔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会议期间主办方以安全为借口，竭力限制与会者的行动自由，千方百计隔断与会代表和普通市民接触，也不许她和别人给她介绍来的口语翻译见面，这些怪事彻底激怒了她，她说她终于完全了解了我来自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在飞回德国的飞机上，她与时任德国家庭妇女部部长Claudia Nolte女士邻座，在旅途中她详述了我的经历和处境。Nolte女士也很震惊，她说，她会把我的情况转告德国内政部部长Manfred Kanther先生。Kanther部长得知我的情况，了解了我的科研工作，并由我所在的医学院出具工作重要性证明，符合公众利益的规定，我和女儿获批联邦德国永久居留权。
不久后我和四岁的女儿带着一束鲜花去波恩，在迁都前夕的国会大厦面谢Nolte部长对我们母女的帮助，她也祝愿我们母女在新的国家幸福愉快。数年后我和女儿加入了德国国籍，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我的女儿，当年那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早已毕业于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生研究工作，她的学位论文已经公开发表，是做的肝移植相关课题，三十年前我在波恩大学医学院没有开始就已经中断的课题也是关于肝移植的; 如今她已经是在这所医院工作了四年多的优秀青年内科医生，而她所供职的波恩大学医学院正是她当年差点没出生就死去的地方。三十年的轮回让人唏嘘不已。
我热爱养育过我的中国，我热爱拯救了我的德国，谨以这篇小文揭露中国所谓“基本国策”的邪恶，也以此感谢所有帮助我们母女渡过劫难的善良正直的朋友们，我相信总有一天愚蠢而灭绝人性的独裁专制一定会从这个美丽星球上永远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