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儒家反自由是人世间最大的两种反常和反动。

马家帮就是最大的双反派,既反儒家又反自由。

故马家为师必然误人子弟,为政必然殃民祸国。

只要马族当道,必然地狱现前。

—东海律

在政治上,儒家和自由主义都倡导有序自由,民本和人本两个原则又具有一致性,故存在相互借鉴吸收的基础。儒家道德雄厚,有助于自由政治的品质提升;自由主义制度良好,可为儒家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自由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共同点,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因。人本哲学、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都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没有道德基础就没有秩序和自由,马家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没有这个基础,故秩序自由双缺,学是邪学,政是暴政,制是恶制,特权阶级腐恶空前。

儒家和自由主义相遇,可以形成两种政治模式:一种以儒为主,吸收民主自由的优点,形成儒家宪政和新礼制;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儒家为辅,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营养。

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自由各有边界。不能尊重保障自由的制度和价值是反动反常的,没有边界的自由是假冒伪劣的。西方自由也有双重边界,一重是民主法治宪政的制度边界,一重是人本人权平等的价值边界;王道自由有双重边界,一重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边界,一重是礼乐刑政的制度边界。

仁义是儒家的最高原则,仁义和自由,相辅相成。仁义为自由之基础,自由为仁义之保障。仁义没有自由,难以弘扬彰明。例如东海,虽有仁义之道,但无自由之权,故无法广泛传道授业解惑,只能独善其身,守死善道。

自由没有仁义,要么无法无天,礼法双缺,如民粹主义的自由;要么假冒伪劣,自欺欺人,如社会主义的自由。注意,自由主义的仁义度不够高,但远远高于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反仁义就反掉了自由的希望,反自由就反掉了仁义的精神。反儒反自由是自绝于人道的两种最高效方式。反儒的自由派,必然反常,败事有余;反自由的儒家,必非仁者,成事不足。

仁者必然爱好自由,关心社会和公共事务。厓山群友言:“不是公知,不配为儒。”大赞。公知者,公共知识分子也,热衷于公共话题讨论和政治制度批判的知识分子。东海也曾是其中一员,某年还曾以东海一枭之名进入国内外百名公知名单。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词语被恶意地污名化了。

不能因为儒群中有伪君子就抹黑儒家,也不能因为公知群体有非善类就抹黑公知。故吾曾言,先为豪杰,后为圣贤;先为公知,后为仁者。理解自由真义,尊重他人自由,认同法治自由,追求德治自由,是当代儒家的本分,仁者份所当为。

人而不仁,不知其可也。没有仁义比没有自由更可怕。没有人权自由,人还可以是人,可以有人性人格;反掉仁义道德,人就非人化了,没有了人性人格。

非人化的人,物化的人,不配追求、无力追求人权自由,也不配享受人权自由。反孔反儒的社会,极权主义想不成功都不可能;反孔反儒的人民,最适合极权暴政。稍好一点的政府都稳不住。

强调仁义挂帅,是因为仁义是人道的根本,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原则性和决定性。人道六度:仁义度、文明度、自由度、和谐度、强盛度、幸福度。仁义度对于其它五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条定律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国天下。

仁义道德的高低优劣,终极性地决定着家国天下的命运。《韩星: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引用吴宓的话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

仁义统帅一切,高于一切。仁义落实于个人,是仁言义行,仁宅义路;仁义落实于政治,是仁政义刑,王道礼制;仁义压倒一切,意味着以圣德为最高人格追求,以大同为最高社会理想。圣德意味着道德自由,大同起始于王道自由。

 

《二程粹言》:“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爱者仁之用。子厚曰:诚一物也。”东海曰,和者仁之果。和谓和谐。儒家追求的和谐有四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体身心的和谐。四种和谐都是践行仁义之道的结果。

反孔反儒就是反仁义,是最大的文化颠倒和逆淘汰,必然导致思想、道德、社会、政治、制度一切逆淘汰,天翻地覆。反孔反儒的社会,成功的必然是最坏的人物和势力,建立的必然是最坏的政府和制度。反孔反儒的民族,迎来的必然是最悲惨的命运。弑父之子必下地狱,反儒之国必地狱化。

吾尝言,西方没有儒家,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没有儒家就没有王道,大不幸;没有儒家就不会犯下反孔反儒的大罪,又很幸运。就像孤儿无父,但也不至于犯下弑父之罪一样。孤儿不幸,终将逐渐成长;弑父之子则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

孤儿和弑父之喻为吾十几年前发明,颇为得意,不辞呱噪而屡屡言之。熊十力先生好以海沤喻体用关系,东海好以弑父喻反儒运动,异曲同工。

或谓西方也有父,宗教就是西方之父。没错,但西方之父的品质远逊于中国之父。西方之父是神本主义,给西方带去的是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和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中国之父是仁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政道合一的礼乐制度和数千年文明辉煌。

不疏远神本主义,西方就长不大;不遵循仁本主义,中国就会去中华化。至于反对仁本主义,更加不可收拾,必堕地狱无疑。百年浩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反儒派言:“强调道德易滋生伪善”云。大错。伪善恰是无道缺德的表现。不能因为伪善就不强调道德,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就反对君子。强调道德易滋生伪善,反掉道德,滋生的就不是伪善了,而是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血盆大口的罪恶,欲在领导阶级、精英群体中寻找一个两个伪君子,亦不可得矣。

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吾曾多次将这句话用在王莽身上,后来发现这句话用在五四派身上,也很合适。不同在于,王莽反古之道是复周之礼,五四派反古之道是反对仁义之道。

就制度而言,古今有别,不可袭用;就道德而言,仁义之道作为最高人道原则,既是古之道,也是今之道,适用于古今中西一切人类。反孔反儒反仁义,即使正人,亦愚不可及;即使正人,难免滑向邪道,给家国天下招来灾殃。

反儒并非五四派的发明,而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老庄都有强烈的反儒倾向,竹林七贤更是反儒的历史典型。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话都是嵇康所说,成了竹林七贤的共同特色和盛行一时的思想风尚,为反儒派津津乐道。

东海曰:非汤武即诬文武反圣王,薄周孔即轻圣人蔑仁义,都有道德之罪。越名教即反礼法,那样的任自然,必然非礼无法,从心所欲必逾矩。那样的观念泛滥社会,深入政治,必然毁性害伦,败坏道德和秩序。

这两句话,前一句出自嵇康著名的《与山巨源絶交书》,是其自称;后一句出自于《释私论》,摘其开头一段:“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是典型的道家观念,错误显而易见。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是非非,春秋宗旨,文化责任。心无措乎是非,违道远矣,怎配为君子!君子必不反儒,正人不能反儒。正人而反儒,思想的正确性和道德的正义性都会严重受损。竹林七贤的贤字宜改为闲,竹林七闲。

或谓魏晋统治者利用儒家,故竹林七贤反儒具有正确性。大谬不然。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怎样恶意利用儒家,都不足以成为反儒的理由。对于利用儒家者,正确的应对是以儒家义理纠其偏、批其谬、导其向善或揭其非儒。

例如,日寇以建设大东亚王道乐土的名义侵华,我们就应该彰明王道大义,揭发其有名无实的虚伪和违反春秋大义的凶恶。同样道理,魏晋统治者以孝治天下,正人君子就应该弘扬忠孝之正义,导之以真正的王道。

对于中道和圣贤,心口俱服最佳,心服口不服次之,口服心不服又次之,心口俱不服最差。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心口俱不服的表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者,恰恰暴露了其人观念有误而德性薄弱,非正常。

佛道两家对儒家既有异议也有认同,不能完全视为反儒派。不过,即使反儒也无妨,佛道两家作为出世法,拥有反儒的特权。它们另有非人道的彼岸追求,不认同儒家理所当然;不涉政,对儒家的批判止于思想范畴,恶果有限。不过,历史上佛道更多的是附儒,一方面于儒家政治有所依附和依赖,一方面于儒家义理有所迎合和吸收。佛教的儒家化现象又更为鲜明,禅宗就是儒家化的成果。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孔子辟隐士,孟子辟杨墨,宋儒辟佛道,都对历史之机。现在依然将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杨墨佛道,就不对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马列,这是内政外交一切问题的根源。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比较而言,杨墨佛道不乏正义,可引以为儒家之辅统和盟友。

佛道不重五伦,不尊五常,不明政治,有违人道。但是,两家有得于道,自有其道,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为人生提供安心立命之所,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生命的奥秘,成就天性的伟大,让人类的生活追求更加丰富多彩。故非常适合某些人研究修行。只要道统在上,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抑制其弊,发扬其利。

古代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反派,暴秦和洪杨帮就是两大典型。非政治人物和势力反儒,也有非正常性,很容易被历史淘汰。杨墨两家反儒,昙花一现而已。原因很简单,儒家五常道是人生、社会之常道,代表着人道之常。反对五常道,就是自绝于人道。除非另有出路,否则必然迅速衰灭。

五四以后天翻地覆,正派反派、正人邪人、善人恶人、英雄狗熊普遍反儒。反儒的正派必然愚昧,昏天黑地;反儒的反派特别反常,天翻地覆。反儒的正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啥坏啥,什么正事善事都干不成;反儒的反派,邪无止境,恶无限量,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不受够反儒的罪,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儒家的好,就不知道尊重、珍惜、信奉、践行、弘扬之。个体如是,政党如是,国家如是。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尊重信奉践行弘扬,那就继续受罪,直到铭心刻骨地知道,直到把对反儒的恐惧和对儒家的尊爱,深深地刻进中华民族的潜意识。

无儒犹自可,反儒必成灾,马家就是反掉儒家才趁虚而入的。马家是人世间最大的人性污染源和人道灾难源,也是现中国一切问题和危机的根源。

马家三本:哲学上物本位,政治上党本位,经济上社会本位。物本位意味着物质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人为物奴;党本位意味着党主制,人为党奴;社会本位意味着公有制(实为按权分配之权有制),人为社会之奴和权力之奴。党奴社奴权奴,无论贫富贵贱,本质上无非物奴。马家思想政治框架中,社会高于个体,党高于社会,党和社会又围绕着物质做文章,毫无人和仁义的容身之地。

注意,以有产无产划分阶级和敌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共产主义为理想,无非绕物而转。马学导出来的马制,不仅是奴隶制,而且是最不人道、最反人道的奴隶制。在马家社会,人格人命最被轻贱,人们也最自轻自贱,官民普遍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看。

或说马帮“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看朱成碧、看猫成虎了。导政齐刑民免,自由主义都勉强,岂是极权主义所能。极权主义是导之以诈力,齐之以恶法,民无耻亦不免。马家之民,既没有了羞耻之心,又不免于罪恶和刑罚。民德败坏,罪在官府;万方有罪,罪在政治。政治无道,人民不免于贫困,不免于恐惧,不免于无底线的堕落。

百年来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主义问题,最根本的错误是主义错误。若不能彻底纠正主义的错误,无论改良革命,无非治标之术。要纠正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彻底去马,或者归儒,归于王道礼制;或者归西,归于自由民主。换言之,无论儒化西化,都必须以彻底去马为前提。

民众不行有官员,官员不行有制度,制度不行有文化,文化不行则一切不行。坏文化导不出好制度,教不出好官员。文化、制度和官员群体不好,民德民智不可能好起来。这就是文化决定论。欲改革制度,改进官德,改良社会,都必须从文化入手。

文化和制度的革旧图新,又需要一个正人君子团队,文化有共识,政治能同心,否则独木难支,孤掌难鸣。至少队伍不能太坏。如国民党,蒋经国欲自由化,并未遇到太大阻力。遗憾蒋家父子文化不足,未能儒家化,将台湾打造成中道文化的领航者和王道文明的示范区—-那才是最佳选择。

百年来对儒家的态度可分为三派:一是高度尊儒派,新儒家派;二是坚决反对派,完全否定,以儒为敌;三是一分为二派,和稀泥派,所谓取其精华,纯属空话。朝野衮衮大多属于后两派。第一派人数稀少,屈指可数,势力微弱,貌似微不足道,但后劲雄厚,充满希望,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和历史发展最正确的方向。

注意,儒家文化没问题,并非儒家政治没问题,更非儒家人物没问题。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任何儒生都有问题,儒家群体更有问题。历代儒群各有各的问题。元明清儒群的品质就呈下降趋势,民国儒群更低。进入马邦之后,儒家久已不能成群。而今来复不久,何可苛责,何忍苛责。再假以十年之期,必豪杰君子辈出。

2022-2-2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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