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苏俄祸害中华之初——俄共产国际主导成立中共的一个过程

和信价值/文

当中共各级代表大会从上到下都把马列主义当作指导思想,历来把唱或奏《国际歌》作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时,中共的苏联共产党“中国支部”身份都无法涂抹,虽然苏联共产党中央没有了,但俄罗斯还在,中共在潜意识里仍然是其“一个支部”身份,普京也从来没有说过让中国去共产化,普京的某些国家利益也和中共绑在了一起。以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是“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一、苏俄的带路党在华筹划成立共产党

民国4年,1915年9月15日,上海群益书社创刊了一本名叫《青年》的知识性月刊,开篇便是陈独秀的一篇《敬告青年》,核心为六条要求: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看起来像知识性刊物,实为启蒙青年要思想开放,追求思想自由,封面人物是美国的成功偶像卡耐基,其本身应为思想文化批评和成功励志类刊物。

第二年,《青年》杂志因与《上海青年》杂志同名,遂改名《新青年》,特色定位为冠以“赛先生”和“德先生”之称的科学和民主。

到了民国8年,1919年,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开始变味了,因为有“苏俄带路党”、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参与,这一年的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最为卖力,所谓“十月革命”被称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救命稻草。

当时有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名人首先要数李大钊——比陈独秀还甚,1919年5月,在北京东华门内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出版的第六卷第五号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写道: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凡有风靡世界的似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这样一批思想界的前驱,而传播开来的”(见《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纪实》/周继强,王太岳主编;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编写组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9出版,注:中共成立以来不叫“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应叫“从不断失败到走向持续失败”)。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谁宣传十月革命的“暴力毒素”,谁就会付出代价。北大教授李大钊,因“通苏俄颠覆民国政府”罪名于1927年4月28日被张作霖处死。临上绞刑前处,李大钊以“崇信共产主义”为理由自我辩护,这使他成为中国播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来第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死刑犯。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个牺牲品,乃因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谎言与流毒最为卖力,1918年以来他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均收录《守常文集》)。苏俄十月革命充满暴力和血腥,王国维曾说苏俄革命的燎原之火“祸将及我”,确实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结果红旗之下万民的人权被剥夺,生产资料一律不得私有,此后导致百年红祸。

李大钊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俗称“苏俄带路党”,他把苏俄祸国殃民的思想传到中国荼毒百姓,李大钊虽然名气大,但罪不容赦。当时由北京的大众媒体所报道,张作霖此前特意征求了其他北洋军阀的意见,北洋军阀基本上同意处决李大钊等20名通匪党人。

除了《新青年》,在李大钊参与创办的红色马列刊物还有《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新刊在其“名著”栏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原(译)文写道:“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德先生”,实指民主政体)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无产阶级在和中产阶级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行组织一种阶级。若是取革命的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的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并且要把一切阶级的反抗都消灭了;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那一阶级的特权,都一并废除。”

李大钊如果仅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流派,限于“口炮党”的范围,估计不会有性命之忧,但他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理人身份,秘密发起创办中共,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推翻现政权,鼓吹血腥暴力,主张阶级斗争,主张共产,就已经危害当时的民国政府了。

党史学者杜光曾说,《新青年》迁移到上海被共产主义者所掌握后,重点从思想启蒙向鼓吹暴力革命转移,这就完全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当然,历史已经选择了暴力革命,这里的利弊得失,尽管很值得研究探讨……必须指出的是,暴力革命必然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元气造成巨大的损害,这是已经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引自杜光文章“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读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后的思考”,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李大钊自己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但幕后他是重要的操盘手。

党史专家杨奎松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一文中提到,李大钊是苏俄渗透中国的一大“特别管道”:198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李大钊秘密会见,并在将其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于是他们首先资助了《新青年》杂志的发展以及1921年中共的创办。(杨奎松文章见 《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A,提出援引出处《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1915年《新青年》倡导的是新文化运动,不料到了1921年却升级为“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列宁等“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中国的很多平民革命者都被马列主义这一“共产毒素”掳掠了,俄共及其马列主义思想毒害中华的第一步已经迈开了。

二、百年前的1921年中共一大

中共的“一大”,最夸张的说法是在1969年中共毛林九大时,当年出版的《读报手册》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词条介绍,其中对于“一大”是这样描述的:“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举行,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的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十二人,代表着五十七名党员。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林彪出席了这次会议,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事情。……中共的建立是毛主席建党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秘密筹建中国的共产党组织,是从陈独秀和李大钊最先开始的,“第一桶金”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提供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在北京逮捕。出狱后他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应中共另一个创始人之一的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武汉讲学,后到上海,李大钊亲自送至天津。李大钊在天津苏俄特派人员联系,很快被天津《益世报》曝光“党人开会,图谋不轨”后返回北京。到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苏俄当局及共产国际派高级情报人员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事实上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要推手,曾参加过中共四大和五大)携带经费,来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随同来的还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俄籍华人杨明斋(翻译,定居海参崴的华侨),李大钊提出以俄为师,还介绍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建党,以及谈及后来如何召开一大。5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筹划依据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组织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中共其实是1920年成立的,不是1921年成立的,1921年是指一大召开。这年6月,中共上海发起成为中共当组织,开始筹建,7、8月间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也秘密筹办共产党北方组织,明确分工,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

192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完成赴华使命,即将返回苏俄的前夕,曾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的条件基本成熟,并商谈过在适当时机召开有各地组织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大会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到达上海。事实上,马林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主要推手。

马林曾先后用过马丁、马化、西蒙博士、菲力浦先生、斯列夫利特、布罗维尔、乐文松等代名,甚至还用过中国名字倪恭卿、孙铎等。而他的真实名字是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920年8月,被苏俄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启程来华,6月到达上海。与马林同一时期到达上海的还有俄国共产党人、远东间谍处代表涅尼曼(化名尼克尔斯基,1938年在苏联以间谍罪被处决)。1921年6月,他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该处于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负责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工作)的委派,来到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同时他还肩负红色工会国际的前身——国际工人联合会理事会赋予的任务。

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和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运作下,他们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回去后每人又给了50元。其中,毛泽东因为有这100元路费才得以从湖南乡下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苏俄的秘密资助,中共一大也根本开不成。

一大筹办时,中共党史著作也承认,由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加速了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进程,并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了帮助”。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据当事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记载,其中与毛泽东一起参会、代表湖南长沙共产党小组的何叔衡代表被劝说返回长沙,何叔衡实际上没有参加一大,张国焘还称时年45岁的何叔衡为“乡巴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未去嘉兴,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未去,一说一大闭幕时间为8月3日。

一大召开后,干什么什么事情呢?实际上是“以俄为师办大事”,其中就是效法苏俄共产党,干大事就是先“有组织”再办大事: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个大事就是鼓吹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阶级斗争战无不胜”。

当时的创办人之一李汉俊的想法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尚幼稚,不懂得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还缺乏思想准备,现在党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当革命的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大力组织教育工作,办马克思主义大学,出版报纸刊物,建立图书馆,组织和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另一创办人刘仁静则提出党应该立即向产业工人进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目标。无产阶级政党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工作。

一大召开,总算明确了其纲领、宣言和组织原则,即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这种委员会体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和每个党员服从中央,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不能不提的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很多当事人不记得当天的日子,只是记得当晚所在地附近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孔阿琴。后来查上海申报报道其命案,才推算出开会时是7月23日这天。

这13位中共“一大”出席者后来居上的为首者是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祸国殃民的最大罪魁祸首。

中共一大后,顺便提一下,中共的第一个青年组织的成立大会也召开了。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其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或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其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在团的纲领中还提出,团的现实的政治方针,主要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改善青年工人农民生活、政治宣传运动、教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并一致通过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少共国际。这个青年组织后来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到如今。

中共一开始就注重在知识分子、青年群体和妇女群众中开展工作,后来增加了工人群体,这些人正是所谓的“先锋队”,直到如今,中共仍然把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和笼络工会、共青团、妇联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三、百年前的1922年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上海的“中共圣地”地位高于延安和井冈山。中共史书载该次大会的出席代表有12人,陈独秀参加,据称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陈独秀的工作报告,指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貌似波兰的团结工会,但中共后来根本就没向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血腥之路。

中共作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成立后要向苏俄和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最后,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二大始终处在秘密状态,其间,为了吸取一大时遭受法租界巡捕搜查的教训,他们采取了以小型的分组活动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不必过多。小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中,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参加了小组活动。有必要召开全体会议时,每次会议都变换会址,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中共二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即在英国人的掩护下召开的。7月23日,二大最后一天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在英租界举行,但又变换了一个会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九个决议案,即《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会议决定创办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负责主编。最后,会议选举了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1921年12月和1922年下半年,马林到访中国南方,多次会见孙中山,提出国共党内合作和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后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1922年8月12日,马林与苏俄特使越飞来到中国。为了解决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马林向中共中央建议召开中央会议。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者除马林外,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18日的决定,会议讨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步骤。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都很小,国民党是中国现在有力量的一个政党;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而不同意与中共建立平行的联合战线;中共要学习西欧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会议经过了两天的辩论,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多数中央委员同意并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二大”制定的党的最高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和一大时的党的基本任务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明确把革命斗争升格为“阶级斗争”,明确要“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即实现公有化、共产化。

二大分别制定了中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上述是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的七条奋斗目标,其中有一条是“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即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虽然也冠名“民主”和”共和”。

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协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党要组织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为此,必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要求党员不应只是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党员须牺牲个人的利益以维护党的一致。无论何时何地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开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昧。”

二大明确确立,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党是现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实际上中共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由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资助而壮大的。

二大后,其中一名参与人李达回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是在李达家里召开的,后来分成几个小组流动开会。今天在这里开,明天在那里开。大会的情况比第一次稍有进步。张国焘根据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的宣传品,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究了国内的局势,提出本党对时局的主张,因此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会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此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农民的问题在会上也提到了一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并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二大的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10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3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他听了这个消息,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于是张国焘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

二大,为中共明确了一点,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如何做工人运动,如何工农联盟,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用李达的话说就是处于“教条主义”阶段,因为中共随时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直接的命令。

在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二大为中共的发展提出了共产政权的纲领和目标,而与此同时,胡适则提出了政权的宪政和限权之路,只可惜正确的道路当时在中国走不通,中国最后走向了苏俄化的红色罪恶之路——宪政在中国失败了,苏俄共产化在中国成功了。

中国新文化时期的领军人物、北大教授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宪政政府”为好政府的目标,但在当时的中国一直未能得到合适的土壤,至今无法落地生根。

附件一 中共“红色基因”文献资料

中共的第一个纲领

(俄文译稿,最初就无中文稿,后来翻译为中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到阶级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一个党员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当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附件二,胡适关于“好人政府”的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地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l)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议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 期完成的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难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画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l)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说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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