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46年11月26日,《华美晚报》载文《安东巡礼/随杜长官(杜聿明)视察记》)有如下报道——安东电话局,电报局,被焚一空,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仅剩躯壳;火车站,空空如也。站旁的铁路局,连炸带烧,不忍目睹。发电所,炸的更惨。杜长官说:“看看共党的行为!”

 

不瞑目,这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既是不愉快,所以,就很少拿到桌面上来说。但是,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一切都是颠倒的,这句成语竟然涂写在农村的泥墙上——“辽宁农业不翻身死不瞑目”。1968年,在我奔赴“战天斗地”的路上,几乎比比皆是。据说,这是本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的“豪言壮语”。他的大名乡下人极少知道,但是,他的外号却是家喻户晓——“陈三两”。因为,他要“打翻身仗”,所以,他叫老百姓勒紧腰带,每人每月只吃“三两豆油”。至于,后来他是否“死不瞑目”,那是“秘而不宣”的,这也是党的“机密”吧。但也没人关心,只记得“陈三两”。

但是,我的忘年交中,却有一个“死不瞑目”的老人,多少年过去了,他那睁大的眼睛,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一课,当然是“斗”了,老人家说了“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所在的那个村子叫卧龙村,不过,在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卧龙”也“破旧立新”了,叫做“燎原”,邻村的“陶家”,变成了“星火”,这样一来,就应验了老人家的一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燎原小学校的院里是批斗会场,操场上闹闹嚷嚷的坐满了人,屁股底下有的是木凳,有的是砖头,还有的是脱下的鞋子。搭起的台子上挂着一条横幅“燎原大队批斗牛鬼蛇神大会”,广播喇叭播放着老人家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歌声戛然而止了,一个青年男子走上台,他叫时吉玉——燎原大队革命大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批斗会的“总导演”。他的胸前佩戴着像章,手里举着一本小红书,说话时不停地挥动着:贫下中农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统帅,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台下齐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台下齐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下面,让我们共同背诵毛主席的“一个大革命、三个继续”的教导。接着,台上台下,人声鼎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开场曲”之后,总指挥放开了嗓门: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我们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的大会,是革命人民开心,反革命分子难受的大会,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这些牛鬼蛇神批倒批臭!说到这,他把手有力地一挥,“人物”出场了。


图右:时吉玉(1943—),卧龙村人,1968年曾任燎原(卧龙)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大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现居东港市。图左:孙世运(1944—),卧龙村人,现居东港市。作者摄于2016年访谈。

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排着队,在持枪民兵的看押下,低着头走上台。瞬间,就像一阵狂风扫过海面,掀起了汹涌的波涛似的,坐着的人忽地一下子直起腰来,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仿佛目睹从未见过的稀奇动物似的,其实,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村里人。只不过挂上了牌子,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恶霸地主、反动富农,右派分子、坏分子、走资派许臣忠(原大队书记)、反革命分子曲和平。 记得大概有十余人,而曲和平站在排尾,也就是最后一个,瘦骨嶙峋的,细长的个子显得有些“鹤立鸡群”:脑门宽大,头发蓬乱,一副黑框眼镜,掉了一只腿,用线挂在耳朵上。听身旁的社员说,他是从城里遣送下来的。

挂牌子的人一走上台,便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怒吼声——

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

在吼声中,这些人的胳膊突然朝身后高高抬起,腰弯下去,头几乎撞地了,这叫小燕飞机,这种造型,全靠身后民兵的熟练操作。

下面开始揭发批判!——“总指挥”话音一落,台下举臂如林,喊声一片:报告!报告!报告!——

上千人的齐声呐喊,场面令人震撼,仿佛花脸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这一切,都是经过事先“彩排”的,目的是大造声势,使阶级敌人闻声丧胆。

所谓的揭发批判,也就是数落一通“罪恶”,然后,再追问,叫“深挖余罪”。其实,都是炒过多少遍的冷饭了。不管挨斗的是谁,结论都是“不老实”。“总指挥”煽动起来,大家说,“阶级敌人”老实不老实?

不老实——!

不老实怎么办——?

加温!加温!!加温!!!——

加温是那个年代的用词,就是施暴、肉刑之意。只见几个虎背熊腰的人手抄棍棒跳上台,在“群众专政就是好”的口号声中,开始“加温”,于是,在一片惨叫声中,不是鼻青脸肿,就是鲜血淋漓。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毫发无损,他就是曲和平,这让我感到有些惊奇。

我每天早晨出工,几乎都能遇见曲和平,因为,他家就住在青年点的房后的山坡上。那年月,虽然近在眼前,但他是“反革命”,你就要和他拉开距离,免得“沾包”,说你没有“划清界限”。后来,因为我的屋子发生了一场火灾,所幸没有烧成一场大火,是由于他的及时扑灭。由此,我拉近了“距离”。

那天晚上,生产队里还要开批斗会。哨子一响,就要赶紧到文化室,也就是队里开会的一间空屋子。如果迟到就要被扣工分,记工员就站在门口,而迟到的大都是青年点的人。社员说,工分,工分,小命根,怎能随便丢掉呢?由于,村子离海边不远,风湿天寒,青年点土炕是冰凉的。所以,我铺上了被褥,把一捆稻草塞进了炕洞子,点燃之后,便去开会了,心想回来就能钻热被窝了。

当时,政治队长姓吕,他念了一段语录之后,扫了一眼满屋子的人,咳嗽了两声喊道:把反革命分子曲和平弄上来。可是,负责“押解”的民兵报告:人不见了。队长马上惊慌起来,皱起了眉头。一会儿,他来了,就像从火堆里爬出来似的,焦头烂额的样子,气喘吁吁地说,队长,青年点差点起火,我路过赶上了,所以来晚了。

原来,他走到青年点房角时,忽然闻到焦糊味儿,一回头,看见了映照着窗户的火光。于是,他踹开门,空无一人,只见炕上的被褥着火了,他拿起地上的脸盆去缸里舀水,忙乎了一阵子,火终于熄灭了。

队长说,看来,批斗会开不成了,改成“募捐”吧!被褥烧了,该做新的了,大家捐献布票吧。

我感到惭愧,险些引起一场火灾。次日晚上收工回来,发现门上贴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几尺布票。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到了——曲和平。因为,怕人说我接触“反革命”,所以,只好如此。我扒拉了几口饭,想起他的手烧伤了,没能干活,我应该去看望一下。我来到曲家门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迎出来,她说,你找我爸妈吗,他在丁家水库等你呢。说完一笑,脸蛋上露出两个酒窝,村里人叫她“酒窝儿”。

站在山坡上,一股带有鱼腥味的海风吹来,稻浪滚滚,一望无边,山下有一湾蓝蓝的湖水,这就是丁家水库。水边有个窝棚,那是看瓜人的,眼下早已过季,瓜地只剩下了枯枝败叶。从窝棚里探出一个宽大的大脑门,他朝我摆了摆手。我走了过去,一起坐下,他打开一个手帕,显出两个玉米面的包子,他拿起一个递给我:萝卜馅的,吃吧。我接过来便吭哧咬了一口,连说“好吃好吃”,虽然是素馅的,但我吃到了一小块“肉滋啦”。他的一只手缠着绷带,我说,谢谢你啊。他说,谢什么,叫我碰上了。接着又说,你和“反革命”接触不害怕吗?我说,怕什么,你难道能把我吃了?他呵呵笑了起来,仿佛和我一见如故。他凝视着静静的湖水,讲起了他的遭遇。

我是1925年生人,就在这卧龙村。从小念私塾,后来,日本人来了,也就是东北沦陷了。日本人办了一所电力专科学校,我考进去了。念完后,就在变电所工作。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来了,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我当官了,成了“解放区”的电业局长。可是,屁股还没坐热,八路又撤退了,又要到山里去打游击。临走前,县里的秘书长吴斌给我一个任务:将该县变电所炸毁,完成任务后,随部队转移。

我的心里犯难了:建成一个变电所容易吗,好端端的为何要炸毁呢,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光明总比黑暗好吧。最起码的,人不用“摸黑”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睡不着,万般无奈,我想了个“熊招”,叫工人把变电所总闸“开关把子”卸了下来,交给了吕其恩(庄河县长),告诉他变电所没有了这个东西就废了。可是,当吕其恩带着队伍离开县城,走上山时,回头一望,城里却是“万家灯火”。他恍然大悟,被人“糊弄”了,气愤地将“开关把子”扔了。不久,国军进城了,最烦恼的是,硬给你填表为“国民党员”,包括变电所的人员一个不漏,也就是“集体登记”。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没几个月,八路又回来了。由于,我没完成“任务”,又“填表”了,担心“秋后算账”,所以,一走了之。但是,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的,我又回来了。1958年,公安大跃进,我被抓起来了,安东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今我也不明白,一个老百姓,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八路军,凭什么要去“爆炸”呢,想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怎么就不行呢……熬过了铁窗生活,刚过上太平日子,又搞起了文革,于是,又被揪了出来。最后,遣送“老窝”了。还好,总算没吃多少皮肉之苦,乡亲们是知根知底的,我没做过害人的事。

两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应征入伍了。到了部队后,给曲和平写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我再也没写。解甲归田后,我考入了“电大”攻读法律。后来,调入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

1989年春,我正在看报上的“学潮”,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长发披肩,微胖而年轻的女人,我感觉是个陌生人。他见我有些惊讶,便问:你下乡在卧龙吧。是啊是啊……我是“酒窝儿”,她笑了,脸蛋露出两个酒窝。啊——原来是曲和平的女儿。二十几年了,女大十八变啊。我让她坐下后,倒了一杯白开水,问起她的父亲,她指了一下臂上戴的黑纱,叹了口气:走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她泪水盈盈的,说了一句“死不瞑目”啊——

四人帮倒了后,落实政策,一家又回来了,我爸还在厂子做电力总工程师,人家都叫他“电力大拿”,可以说“柳暗花明”了。一天到晚忙的不亦乐乎,被踩在烂泥里的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但是,渐渐地,我发现,他心里有一种难言的苦恼。自斟自饮之后,便唱几句京戏: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并且,他还“发挥”了一段道白:唉,杨四郎何罪之有,让他骨肉分离,有家难归,这都是战争惹的祸啊!南征北战,尸横遍野,还不是为了皇帝老儿……

他又翻出写的状子:吴秘书长告诉我敌人很近了,叫我炸毁变电所。可我不忍心,他检查时发现是“假破坏”,便又拿机枪把变压器扫了,打上眼。但是,国军来后又接上了……

一个人有心事压在心底,郁闷太久了,精神是要崩溃的。后来,他懒言少语,恍恍惚惚,一天在路上被汽车撞了。在医院躺了几天,水米不沾,老是睁大了眼睛,仿佛尚有未了的心愿,一直到咽气了,眼珠已经不再动了,但仍然大睁着……


安东市副市长吴斌和夫人王昭伊(粮食局副局)

我本以老人的故事结束了,可是,她还有话,说在办公室讲不方便。我爸活着时早知道你在这,想找你了,但怕给你添麻烦,也不让我来。次日,我和她在一个咖啡馆“接头”了。狭小的单间,很安静,窗子是临江的。我们彼此坐在对面,她点了咖啡,端上来后,书归正传了。

她问,你知道叫我爸炸变电所的吴斌是谁吗?——是那个副市长吴斌。就是文革自杀的吴斌吗?是啊,那时候,我还小,听说,死后还被“暴尸街头”了。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仿佛压上了块石头。吴斌副市长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因为分管外事,经常抛头露面,所以,小城的人颇有印象。文革狂飙骤起,他被扣上了“投敌卖国”的帽子。投什么“敌”呢?——朝鲜,那时被称为“朝修”。由于,经常过江出访,就被“无中生有”,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竟然死在政府的自行车棚里。后来,一些疯狂的人将他的遗体扔在大街上——政府对面的吴家门口。一连数日,上演着“虐尸”的恶剧,刻下了小城文革史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

他见我沉默了,又说,你别以为我扯远了。我爸申诉到法院,一个法官瞥了几眼状子,问道:你说的吴斌是那位副市长吗?是啊。我奉劝你拉倒吧。为什么?你想想,他是当事人,又是副市长,真要改这案子的话,院长也要去问问他呀。问他干什么?难道他是大法官吗?这,你就不懂规矩了,跟你说多了也没用。可是,他已经没啦。说的就是,所以,你就拉倒吧。这么大岁数了,想开些吧。我不明白:到底权大还是法大,还是嘴大?哎——你这老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呢?怎么说,难道还叫我到阴曹地府去喊冤吗?说完,我爸就把手中的状纸撕得稀碎,扔在法院的地上,愤然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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