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变天帐——历史·记忆·叙事》

文章内容曾发表于《档案春秋》、《档案里的金融》、《大众收藏》等期刊

找靠山拜师杜镛 入恒社堪称中坚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场,鱼龙混杂,黑道白道横行,即便有一定身价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祖父为了找个靠山,1933年初经黄炎培推荐,拜杜月笙为师,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恒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帮通字辈“套签子福生”陈世昌为老头子。“四一二”事变投靠老蒋,获封少将参议,俨然社会名流了。

“杜月笙现象”是特殊时代环境所造成,当年租界分治,各自为政,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商业都市,竟没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管治,这种无政府状态,造就了杜月笙这样黑白两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势力,凭杜氏“闲话一句”摆平各种社会纠纷、调停八方利益争斗,可谓乱世出“英雄”。
1927年后,杜月笙为进入上层社会,需要改变黑帮形象,大弟子陆京士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 提出成立一个合法社团“恒社”,设立高门坎,入社者需具中学以上学历,文职人员科长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学教师以上,军人少校以上,或者拥有自己企业,如此一来,把杜的帮会弟兄全挡在门外。

恒社成员中商界占百分之五十四,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都是恒社成员。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1934年我祖父成为九名常务理事之一。(《恒社月刊》第10期,转引自《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

陆京士主持编写的《杜月笙传》有这样的记叙:

恒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样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说他的学生子中有三匹野马,他自己拉不住他们的缰。事实上则其言若憾焉,而心实喜之,因为这三匹野马大有乃师之风,他从这三个学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 三匹野马跟杜月笙都很亲近,洪雁宾这个招商局船务科长,根据杜月笙的说法,洪雁宾的法道比我还要大!……张子廉不在洪帮,却替杜月笙担任洪帮的联络者,仅此一点,可见张子廉噱头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阔,尤能超过乃师杜月笙,上海人讲究的三头:噱头、苗头、派头一概占全的,首推杜月笙的爱徒,恒社中坚分子章荣初。
(章君谷《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杜月笙为避日军逼降,经香港转赴重庆,在上海留下他的亲信万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当时杜门有“内务万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说法。

1938年祖父在大西路74号(现延安西路) 开设荣丰纱厂。原为独资,徐采丞来参观,表示杜要入股,于是改为有限公司,杜出资三万,徐采丞和徐寄庼也各出资三万。祖父乃奉杜月笙为董事长,两徐、他自己和总经理韩志明为常务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为中国纺织业联合会理事长。(徐寄庼是杜月笙亲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和上海商会会长。)当时我父亲章志鸿就读圣约翰大学﹐我母亲就读东吴大学商科﹐外公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经理,1943年春祖父亲自到浙兴银行﹐托浙兴董事长徐寄庼作媒﹐向我外公提亲,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及地位﹐婚礼完全可以极尽奢华﹐但尽管华丽隆重﹐却只有茶点招待﹐不设酒席。此一是蒋介石提倡节俭新生活运动馀韵﹐二是杜月笙带头的风气。

杜家总帐房黄国栋有如下记载﹕“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长大,五个儿子及一个女儿的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只设茶点招待,每次来宾千馀人,花费还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寿辰,也在丽都花园举行。杜要求节约,每席仅六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杜门旧话》《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9年)

父母婚礼上﹐母亲的伴娘是她表妹张锡瑾﹐她丈夫王光复——王光美的五哥——武汉大战中击落九架日机的空军英雄,当时是驻沪国军空军上校﹐1948年去了台湾﹐八十年代退休移居美国。度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们在达拉斯重逢﹐已是相别六十三年之后的2007年。

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纺业黄金时代

八一三后抗战全面爆发,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对西方宣战,不能进入租界,租界成为沦陷区内的孤岛,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几年称为“孤岛时期”,文化经济畸形繁荣。

1938年10荣丰纱厂开工,初期比较顺利,但处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一个日本军官来到愚园路联安坊我家找祖父,自称是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几次之后,他说出真意,原来他们要抓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医生,要祖父请他出诊引出租界。祖父想,这医生显然是抗日志士,怎能帮日寇为虎作伥? 他对日本军官说明天要去杭州,后天致电医生,日军走后,全家动员,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所房子,半天内就把家搬到法租界。

此后得知爱麦虞限路74号已落成要出售,于是以我父亲之名,以四千两黄金买下来,这就是今天的绍兴路54号。该宅正楼原只两层,后来在我父母结婚时又加了一层,并在正楼后面的游泳池旁扩建一座曲尺形两层楼房,供佣人住宿,楼下是厨房和洗衣房等。
现在绍兴路54号内有两幢房子,隔壁那幢旧式洋房是我祖父以杜月笙名义买下,孝敬杜的师傅陈世昌,原先两幢之间有隔墙开一小门,现墙被拆去打通为一个院子。

1944年4月﹐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第七战区司令吴绍澍等曾在此以万墨林请客为掩护,召开国民党敌后工作会议。到6月,吴开先被叛徒告发,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日军破获,万墨林等人被捕,祖父受牵连被抓进日军宪兵队。祖父的回忆录写道:

一个日本宪兵坐在中间写字台椅子上,对面也有一只椅子,日本人把电铃一按,对面的椅子就动起来,我知道这是电椅子,一会来了几个日本人,拿来十几块夹板和许多绳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正在这紧张时候﹐忽然门口来了一个日本人﹐把门半开地对里面日本人说了几句日本话。坐在写字台上的日本人对我说﹕“你不肯坐是吗﹖那就换个花样吧﹗”他们几个把我的两只手绑起来﹐脚没有绑﹐在这个房间里四角立四个日本宪兵﹐把我这个人当皮球抛﹐先把我拖到一个角里的日本人旁边﹐这个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抛﹐当然不出几步就跌倒了﹐他们哈哈大笑﹐又来把我拉到另一角里﹐交给另一个日本人再抛﹐我跌了十廿次。后来又把我吊起来打﹐这样到了下午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日本人把我放下来,叫我坐下来对我说﹕“已经决定了﹐明天枪毙你。你写一张遗嘱吧﹗”我说﹕“横竖要死了﹐写什么遗嘱。”他举起手来很重地打了我一记耳光﹐就把我关到牢房里去。
(章荣初《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手稿)

祖父毕竟不是国民党人,徐采丞化了三十根金条(三百两黄金)把他保出来,在回家路上,祖父问徐:“吴开先也被抓了吗?”徐采丞笑说吴开先是不会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开设“民华公司”,将上海的棉纱纸张等物资运往重庆,再将后方的桐油牛皮运来上海,大发国难财,利益归杜月笙和戴笠两人。祖父不解日本人怎么睁眼闭眼让他们进行这样的战略物质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国政界举足轻重,要拉拢杜,进而劝蒋介石放弃抵抗,对日投降,因此允许徐以生意为名保留一部电台和重庆联络。因蒋介石杜月笙坚决抗日,日寇终未能得逞。

万墨林被送到极司菲尔路76号特务机关,受了重刑,更被七十六号汉奸吴四宝敲诈了几十万,经唐生明等疏通释放后,无法在外面活动,在绍兴路我家隐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首先进入上海的是美国空军,祖父包下“伟达”、“祥生”两家饭店,办起“章氏招待所”,免费接待美军官兵。美第七舰队进驻上海,司令金凯德四星上将(Admiral Kinkaid. C.I.C.) 代表美国政府到我家致谢,祖父在花园草坪设宴招待盟军,陈纳德将军到上海也来我家拜访祖父。蒋介石知道后,也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片给我祖父。

1947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要搜捕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李的幕僚李乙尊 (京剧程派艺术传人李世济的父亲)要求我祖父帮助,李济深在我家躲避数月﹐期间李患盲肠炎,祖父请上海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任庭桂在家里为他动了手术,将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寇霸占的上海纺织印染厂收回后﹐改为荣丰二厂,与大西路荣丰一厂合并为荣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国币一百亿元。


荣丰纱厂股票(1947)
董事长杜月笙,常务董事徐采丞、徐寄庼、章荣初、韩志明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经济迅速恢复,纺织业连番增长,具“苏浙皖京沪机器纺织工业同业公会”1945至1949年初的统计,荣丰在上海纺织企业排名第五位。(转引自《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 (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八年上海有大中企业一百零一家,其中纺织企业三十四家,上市公司二十一家,荣丰是上市企业之一。(见《上海工商经济史料》) 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积聚了近百年,终于在四十年代后期造就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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