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狱”一般是指统治者出于对文字的敏感,总是怀疑知识分子会利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影射攻击自己,所以总是想方设法从文字中看出对方的“别有用心”来,并因此大兴狱事,以防微杜渐。《汉语大词典》对此的定义是“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从历史上看,自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刘询而遭腰斩以后,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其实,文字狱之兴又何限乎清代,其严酷又何“莫甚于清初”!

读王水照先生《〈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153-182页)一文,其中讲到: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出版于1958年9月,共选诗人八十一家,到1963年11月第二次印刷时删去左纬一家,存八十家;同时删去的还有刘攽《蛮请降》二首、刘克庄《国殇行》、文天祥《安庆府》等诗。其中的曲折,借用他自己的话,是可以“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

那么,这个左纬又为什么被删掉呢?左纬是南北宋之交一位名位卑微的诗人,台州黄岩人,一生未仕,生平资料极少,《徐氏笔精》卷四说他“宣和间以诗名”,《宋诗纪事》卷四十说他“政和中以诗鸣”,可见在徽宗时的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其诗集不传。直到民国时,其故里黄岩杨氏刊行《台州丛书》后集,始收有王棻所辑《委羽居士集》本,才较便于阅览。钱先生所读也是此辑本。原本钱先生对这位诗人颇有好感,仅其一家就选取三题九首,这在《宋诗选注》中占有一个颇大的份额,连黄庭坚也只入选三题五首,其他如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陈师道、尤袤、刘克庄、文天祥等名家都在九首以内。尤堪注目的,是钱先生为左纬所写的近一千字的小传。在小传中,钱先生说左纬虽然“名位卑微”,但他的诗“不搬弄典故,用平淡浅易的词句,真切细腻的抒写情感”,尤其是能够“摆脱苏轼、黄庭坚的笼罩”,可见其赏识。然而在5年后的1963年,在《宋诗选注》再版时,却将这个诗人的所有诗和自己为他写的小传都一并删除。原因何在?王水照先生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原因很简单,因为选了左纬的《避贼书事》和《避寇即事》。钱先生后来回答一位问学的后辈学人时明言:‘左纬诗中之‘寇’,不知何指,恐惹是非,遂尔删去。胆小如鼠,思之自哂。’”(按:这里的“后辈学人”指“黄任轲”,参见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103页所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换言之,钱先生所以在再版时,将这个诗人删去,乃是因为左纬诗中有“寇”,自己又“不知何指,恐惹是非(其实就是怕惹文字狱)”,于是“遂尔删去”,他还因此嘲笑自己“胆小如鼠,思之自哂”!是不是有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思?

那么,他对古人诗中“寇”呀盗呀的忌讳躲闪,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纯属多事的“胆小如鼠”呢?当然不是。以钱锺书的智慧与敏感,他自然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其底线何在,对知识分子的容忍度又何在。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被视为思想文化界“又一面旗帜”的郭沫若,在涉及到这些问题时,是如何判定其中的是非的。

1971年11月,“文革”浪潮巅中,摩登文人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在此书中,郭沫若就对李白捧之上天。为了衬托,还顺手对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驾齐驱的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按之入地——好让李白在整个群星灿烂的唐代“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以此证明领袖眼光卓越伟大英明。书中打压杜甫的一个最主要做法是认定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那个年代叫人是“大地主”,几乎就跟叫人是“臭狗屎”一样具有杀伤力。本来,一般都以为老杜的诗歌具有古代文人中最为突出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古代诗歌中少有的富有人民性的代表作。可郭沫若却慧眼独具,偏偏从杜诗中看出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老财——“诗里面赤裸裸地表地表示出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那么,这种感情是怎么表示出来的呢?

不妨看一下他对杜甫那首《喜雨》诗的分析。《喜雨》一诗是杜甫于广德元年 (公元763年) 春夏之际在四川梓州 (三台县) 所写的。是年天干大旱、赤地千里, 田土龟裂, 禾稼焦枯, 面对严重的百年大旱, 诗人忧心如焚。而当救命的霖雨飘然而至的时候, 诗人仰望天空的及时大雨不禁欣然命笔,全诗如下: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

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

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这诗我们现在怎么读都只能读出诗人对那年天气大旱以及兵凶势危给老百姓以及诗人自己带来的灾难与忧愁。当然,最后两句有点突兀:原本在说四川的事,怎么扯到“吴越”去了?大概,诗人也觉得这么做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他特意在这两句诗后面加了这么一个注释“时闻浙右多盗贼。”这个注释的“盗贼”二字,跟钱锺书当年选的左纬诗中《避贼书事》和《避寇即事》的“贼寇”二字一样,给了郭沫若“惹是生非”的机会:郭老翻阅史料, 查到头年 (宝应元年, 762) 八月, 袁晁在浙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 到杜甫写这首诗时, 这场农民暴动仍未结束。于是得出结论:

“他是要清洗或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 指的就是袁晁率领的的农民起义。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 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是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李光弼——他在《八哀诗》中所哀悼的第二人, 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 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 费了八个月的‘剿灭’, 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是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详见人民文学出版1971年11月版《李白与杜甫》第194页)

看到没有?因为杜甫诗中——也不是诗中,而是杜甫在自己诗中加了个“时闻浙右多盗贼”的注,注中有“盗贼”二字,立马被摩登学者郭沫若认定这“盗贼”就是指“二十万农民起义军”,这诗表现了作者“阶级立场”!钱锺书能不担心如果自己选了左纬诗中《避贼书事》和《避寇即事》二诗,又说不清楚其中的“贼寇”是不是“农民起义军”,那自己的“阶级立场”是不是也有问题?其“恐惹是非,遂尔删去”的做法,自然不难理解。而“胆小如鼠,思之自哂”的嘲笑,也只能私下说说——那年头,要“阶级立场”出了问题,可是不死都要脱层皮的大事:所谓“文字狱”之“狱”字,岂是说着玩的!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了:这都是文革前或文革中的事儿了,现在改开已经四十多年,我们对文字应该不会那么敏感,更不会有文字狱的事了。是这样吗?唯唯否否。

今天打开手机,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条微博:

左看右看不明白,这“带包香烟”怎么就成了“敏感词”?好在自己好学成癖,想到这四个字中的“包”字应该与某个大人物有关——很多人都称他为“包”子。那么,“带包香烟”自然也就成了“敏感词”。好在,只是这四字被“屏蔽”而已,还没有因此大兴文字狱。

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

202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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