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铁军,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美国加州自由撰稿。

 

高中档案的事情,非常严重,其内幕细节,别说我自己不知道,班团干部不知道,就连班主任吕爱民老师也不知道。

故事开始之前,先得普及一点毛时代的档案知识。不了解的人会说:“档案?不就是保存文件资料的牛皮纸袋子吗?没电脑的年代,医生保存病例,秘书整理公文,个人保存信函记录,不都需要纸袋装好,编号、归档、备查吗?”  嘿嘿,字面上当然不差,但毛时代的中国,大家都给政府打工,人人有个编号的“人事档案”,封面印着两个红色大字:“机密”。工人档案归劳动人事部门管理,干部档案归组织部管理,里面装着党团领导,政工部门,给该人做的书面鉴定,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思想认识跟工作表现。形式上看,的确类似于医生给病人写的病历。

但重要区别是,病历对病人公开,而人事档案,则常对本人保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更没有“档案法”的严格界定),有些材料给本人看过,有些不给看,甚至本人毫不知情,也许只是个别领导人随意好恶的结果。但是,一旦盖上公章,成为文字鉴定,就会跟随该人一辈子。人调往新单位,它就会邮寄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成为该人的永久性“标签”,对个人命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经历改开岁月之后, 档案袋子,也许已经变成网络档案。对于平头百姓来说,人事档案的重要程度,或许已经降低,但对重要岗位,特别是党政军机要情报等关键职务,重要性依然如故。

回到我的档案故事。我感觉,呼和浩特二中领导干部中,起码有三位,肯定知道其中奥妙:党总支书记杨忠信(女),团总支书记张美荣(女), 教导主任魏仕余。因为他们三人,分别找我谈过话,都提到我跟兰州空军地勤战士刘望(河北饶阳母校的同学)通信讨论大饥荒的事情,警告我“事态严重”,让我深刻检讨“错误思想”(苗头?),为此,我口头“交待”过好几次,还写了几十页厚的 “ 程铁军自传”。当时多数高中毕业生的自传,也就两三页,无非罗列一下家庭成分,父母出身,个人简历,自我评估优缺点,在学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等,人云亦云,千篇一律。

而我则不同,由于涉及跟部队战士之间的书信往来和思想交流,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所以,必须“深挖”根源:为什么会产生“复杂的危险思想”?其实,我们并没有批评或怨恨大饥荒的过激言论,只不过回忆家乡吃不饱饭的实际情况,联系了大跃进(特别大炼钢铁)运动中,农村干部的种种胡闹,导致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讨论过“是否应该吸取教训,改进管理方法,避免国家损失,百姓少受痛苦”,如此而已。两个初二的农村娃娃,哪有能力分析到更高水平?遑论批判!可是,就这些所谓“污点”,几乎毁了我们两人的一生。

这也是为什么,从五中到二中,我虽然都是好学生,入团申请书写了十几次,但永远不能入团的神秘原因。不幸中的万幸,那事发生在1963年,高考政策相对宽松,我的政审结论属于可录取“一般专业”,高考成绩相对重要,政审结论位居第二,才勉强进了内蒙师院英语专业。

高考分班有三类:理工、农医和文史,我是文史班。潘西敏老师辅导语文,魏仕余老师辅导政史,作为教导主任,他也负责高考政审。那时的考生,都要书面表态,写“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时刻听从党召唤”等等。我的表态文字,受到魏老师好评,推荐我去参加工人文化宫召开的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而且让我代表全市毕业生讲话。

大会开了两天,第一天听中央领导人讲话录音,重点是周恩来总理的长篇发言(在北京”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的讲话),其中讲到当年闹革命,他跟邓颖超躲避追捕,到亲友家借宿,被推出门外。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每年有成千上万亲友,到北京拜访。他接待不过来,都由夫人邓颖超代劳。最后,周总理感慨地说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我对这话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此语出自清人周希陶编写的《增广贤文》一书。

第二天上午,听取内蒙跟呼市领导人讲话,其中最活跃的发言人,当属内蒙党委宣传部长,兼内蒙古大学校长郭以青(乌兰夫本人,只兼任内大名誉校长)。老郭中等身材,红光满面,笔挺的毛料中山装,浓重的河南口音,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先讲他们革命如何不易,再鼓励毕业生迎战艰难困苦,为国争光云云。这位郭校长,将是我英文著作《内蒙13年》一位重要角色。因为文革爆发,我成了造反派,被派去《内蒙日报》工作,跟他多次接触。未曾想到,此君一度红得发紫,成为军头滕海清极端倚重的左膀右臂。当然,他也成了内蒙文革灾难的制造者之一。尽管他不负主要责任,但却成了滕的替罪羊,变成最著名也最悲惨的牺牲品之一,此是后话。

领导人讲话之后,下午是各界代表发言,有教师代表,工农兵代表,家长代表,最后是毕业生代表。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大会上发言,还赢得热烈掌声。当然,那掌声,未必因为我的发言有多精彩,而是因为狐假虎威,被领导安排上台而已。为准备发言稿,魏主任于前一天晚上,领我去市委书记陈炳宇家,请书记过目把关。记得在在书记客厅等候的时候,有人送上奶茶月饼招待,让我对身材高大、满脸堆笑的陈书记,颇有好感。

三年后文革爆发,陈炳宇倒台,经常被推到批斗大会的台上,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姓名打上红叉。魏老师在二中也受尽皮肉之苦。1966年夏天,我跟汉四的李福生,应约去二中,介绍师院东纵的“造反经验”:如何把矛头对准当权派,而不是批斗普通师生。那天见到魏老师,他刚从牛棚恢复自由,很感慨地对我说 “铁军呀,幸亏你63年毕业,能念个普通专业。要是64,65两年,政审就严了,你肯定是‘不宜录取’。而厅局长以上革干子女(比方黄桂英,于铁成,王列,任树贤等),则属于“机密专业”或“绝密专业”,不但肯定录取,还会保送出区,进国家重点院校。

到1968年,师院毕业分配的时候,我班分配小组的组长是毕武卿,他负责看学生档案。有天,他专门去报社,悄悄告诉我,我的档案袋,就压在他铺盖下面,让我偷着去看看。

1965年的高校社教(应该属于文革预备期),每班都挑几个“落后”同学,被重点“帮助”,每天一两个,批评自我批评。只有我特殊,成为全班批斗重点,搞了一周。还是挖我高中的“反动”思想。但都不知道为啥?问题根源究竟出自何处?老毕同情我的遭遇,为我抱不平,所以才冒着风险,让我去偷看个人的档案(严格说,这事党纪国法不容)。

当我打开那个神秘的牛皮纸袋,才终于发现,原来里面有兰州空军政治部,发给呼和浩特二中的一封简短公函,只有一页格纸,说”你校学生程铁军,长期跟我部战士刘望,在私人通信中议论和怀疑三面红旗,有不良思想苗头”,希望“加强教育,避免走上错误道路”,云云。

啊,原来如此!这封部队公函,就是我一系列麻烦的总根源。它非但害得我不能入团,还在师院遭受过批斗。由团支书王玉敏(全班唯一党员)挂帅,系党团领导刘朴跟高树华两位老师,亲临坐镇。差点把我打成俄四的李贵先。此人外号大贵,内蒙东部区人,性格爽朗,直言快语,不善巴结奉迎。被批斗之后,开除学籍,遣送原籍,监督劳动。后来造反派掌权,大树【高树华外号】等人良心发现,才重新给大贵恢复学籍,好歹让他有个饭碗。

大贵回校之后,住进我们宿舍,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某天早晨,俄四积极分子赵德成,在宿舍对着镜子刮脸,对李贵先说,“嘿大贵,你看我这络腮胡子怎么样,像不像马克思?” 大贵随口讽刺,“你的胡子,像他爷(内蒙口语,相当于“我”)的逑毛!” 原本同学之间的戏言,由赵的口中传到党支部耳朵,就变成了“马克思的胡子,像我的逑毛”,上纲成为极端恶毒攻击革命导师的“反动言论”。于是,在谭陪祯、王履安等人决策之下,轮番批斗一通,然后开除学籍。赵德成毕业之后,分配在凉城中学,文革中打“内人党”(我的英文书有详述)过份积极,后在平反过程中,被受害人子女打断双腿,托后门关系,调入内蒙党校。不久,又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被党校开除。唉,看来苍天有眼,善恶有报,这又是后话。

回到1965年的批斗,有大贵的前车之鉴,我被批斗之后也惴惴不安,担心会遭到开除命运。还好,几个月之后,还没轮到领导层决定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命运,毛领袖先发致人,发动文革,动员包括我在内的“资反路线受害者”,起来造反,把他亲手营造的党政体系打了个稀巴烂。我阴差阳错成了“造反派”,又稀里糊涂被派去报社当记者,得以亲身见证更多疯狂:内蒙文革从上到下,折腾得不亦乐乎,整死数万无辜好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民族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的英文口述史《塞外的汉族造反派:内蒙13年》,得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抢救了这段历史,这得归功于我在报社当记者的亲身经历。

更没料到的是,同一封部队公函,到我1978年考研的时候,反倒成了我的帮手,证明我的独立思考能力,不但帮我顺利录取,还让院长周扬,把我拉入党内,成了河北经贸大学的第三梯队,若非出国读博,或许能混个一官半职,也说不定。

后来从社科院获悉,就在我去北京参加复试的同时,世经所派两人到河北饶阳县外调,看了我的“神秘”档案,回京汇报给所长钱俊瑞。钱老立刻打电话给研究生院院长周扬,说这个考生,早在1959年念初中,就能独立思考,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我们肯定录取他。几周之后,我便接到录取通知。在离开饶阳县文化馆之前,文教局张胡丛生好意告诉我,经请示县委组织部,他已经把我档案袋里的“不利材料”,拿出来烧了。我反正要走了,对这事已不在乎,只是感谢他的好意。也没问他,究竟烧了什么材料?估计就是那封可怕的公函,也许还有我厚厚的“自传”吧。

至于社科院毕业以后,我爱钻牛角尖的个性,会不会把我送进监狱?也难说。社科院好友李达昌,我的入党介绍人,跟我类似,不善察言观色,虽然官至四川副省长,但退居二线以后,仍被人诬告,以“渎职”罪名,判刑七年。尽管专案组发现,查来查去,原来他是四川“第一清官”。为何清官还要判刑?内部人的说法是,“凡中纪委立的案子,错了也得判”,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

再说好友刘望的结局。我多次追问他,咱们俩人的私信往来,怎么就让部队首长得知了?“是你主动揭发的?” 他说,因为通信越来越厚(那时的信纸,粗糙得跟草纸类似),引起领导怀疑。当他发现有拆封痕迹,赶快主动交代,迫不得已,只能把我给“卖”了。本来部队要给他处分,念及他父母跟老领导张曙光(先后在团中央跟云南等地任职,后当过河北省长跟内蒙书记)是同乡战友,均为冀中抗日老革命,才免于处分,转业到本县印刷厂当了工人,直到退休。一度还搬回本村,卖过烧鸡。这桩公案,毁了我前半生,毁了他一辈子。

唉,狗日的档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这东西,谁也捉摸不透。

2023年4月13日 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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