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铁军，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美国加州自由撰稿。
我高中档案的事情，非常严重，其内幕细节，别说我自己不知道，班团干部不知道，就连班主任吕爱民老师也不知道。
故事开始之前，先得普及一点毛时代的档案知识。不了解的人会说：“档案？不就是保存文件资料的牛皮纸袋子吗？没电脑的年代，医生保存病例，秘书整理公文，个人保存信函记录，不都需要纸袋装好，编号、归档、备查吗？” 嘿嘿，字面上当然不差，但毛时代的中国，大家都给政府打工，人人有个编号的“人事档案”，封面印着两个红色大字：“机密”。工人档案归劳动人事部门管理，干部档案归组织部管理，里面装着党团领导，政工部门，给该人做的书面鉴定，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思想认识跟工作表现。形式上看，的确类似于医生给病人写的病历。
但重要区别是，病历对病人公开，而人事档案，则常对本人保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更没有“档案法”的严格界定），有些材料给本人看过，有些不给看，甚至本人毫不知情，也许只是个别领导人随意好恶的结果。但是，一旦盖上公章，成为文字鉴定，就会跟随该人一辈子。人调往新单位，它就会邮寄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成为该人的永久性“标签”，对个人命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经历改开岁月之后， 档案袋子，也许已经变成网络档案。对于平头百姓来说，人事档案的重要程度，或许已经降低，但对重要岗位，特别是党政军机要情报等关键职务，重要性依然如故。
回到我的档案故事。我感觉，呼和浩特二中领导干部中，起码有三位，肯定知道其中奥妙：党总支书记杨忠信（女），团总支书记张美荣（女）, 教导主任魏仕余。因为他们三人，分别找我谈过话，都提到我跟兰州空军地勤战士刘望（河北饶阳母校的同学）通信讨论大饥荒的事情，警告我“事态严重”，让我深刻检讨“错误思想”（苗头？），为此，我口头“交待”过好几次，还写了几十页厚的 “ 程铁军自传”。当时多数高中毕业生的自传，也就两三页，无非罗列一下家庭成分，父母出身，个人简历，自我评估优缺点，在学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等，人云亦云，千篇一律。
而我则不同，由于涉及跟部队战士之间的书信往来和思想交流，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所以，必须“深挖”根源：为什么会产生“复杂的危险思想”？其实，我们并没有批评或怨恨大饥荒的过激言论，只不过回忆家乡吃不饱饭的实际情况，联系了大跃进（特别大炼钢铁）运动中，农村干部的种种胡闹，导致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讨论过“是否应该吸取教训，改进管理方法，避免国家损失，百姓少受痛苦”，如此而已。两个初二的农村娃娃，哪有能力分析到更高水平？遑论批判！可是，就这些所谓“污点”，几乎毁了我们两人的一生。
这也是为什么，从五中到二中，我虽然都是好学生，入团申请书写了十几次，但永远不能入团的神秘原因。不幸中的万幸，那事发生在1963年，高考政策相对宽松，我的政审结论属于可录取“一般专业”，高考成绩相对重要，政审结论位居第二，才勉强进了内蒙师院英语专业。
高考分班有三类：理工、农医和文史，我是文史班。潘西敏老师辅导语文，魏仕余老师辅导政史，作为教导主任，他也负责高考政审。那时的考生，都要书面表态，写“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时刻听从党召唤”等等。我的表态文字，受到魏老师好评，推荐我去参加工人文化宫召开的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而且让我代表全市毕业生讲话。
大会开了两天，第一天听中央领导人讲话录音，重点是周恩来总理的长篇发言（在北京”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的讲话），其中讲到当年闹革命，他跟邓颖超躲避追捕，到亲友家借宿，被推出门外。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每年有成千上万亲友，到北京拜访。他接待不过来，都由夫人邓颖超代劳。最后，周总理感慨地说 “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我对这话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此语出自清人周希陶编写的《增广贤文》一书。
第二天上午，听取内蒙跟呼市领导人讲话，其中最活跃的发言人，当属内蒙党委宣传部长，兼内蒙古大学校长郭以青（乌兰夫本人，只兼任内大名誉校长）。老郭中等身材，红光满面，笔挺的毛料中山装，浓重的河南口音，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先讲他们革命如何不易，再鼓励毕业生迎战艰难困苦，为国争光云云。这位郭校长，将是我英文著作《内蒙13年》一位重要角色。因为文革爆发，我成了造反派，被派去《内蒙日报》工作，跟他多次接触。未曾想到，此君一度红得发紫，成为军头滕海清极端倚重的左膀右臂。当然，他也成了内蒙文革灾难的制造者之一。尽管他不负主要责任，但却成了滕的替罪羊，变成最著名也最悲惨的牺牲品之一，此是后话。
领导人讲话之后，下午是各界代表发言，有教师代表，工农兵代表，家长代表，最后是毕业生代表。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大会上发言，还赢得热烈掌声。当然，那掌声，未必因为我的发言有多精彩，而是因为狐假虎威，被领导安排上台而已。为准备发言稿，魏主任于前一天晚上，领我去市委书记陈炳宇家，请书记过目把关。记得在在书记客厅等候的时候，有人送上奶茶月饼招待，让我对身材高大、满脸堆笑的陈书记，颇有好感。
三年后文革爆发，陈炳宇倒台，经常被推到批斗大会的台上，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姓名打上红叉。魏老师在二中也受尽皮肉之苦。1966年夏天，我跟汉四的李福生，应约去二中，介绍师院东纵的“造反经验”：如何把矛头对准当权派，而不是批斗普通师生。那天见到魏老师，他刚从牛棚恢复自由，很感慨地对我说 “铁军呀，幸亏你63年毕业，能念个普通专业。要是64，65两年，政审就严了，你肯定是‘不宜录取’。而厅局长以上革干子女（比方黄桂英，于铁成，王列，任树贤等），则属于“机密专业”或“绝密专业”，不但肯定录取，还会保送出区，进国家重点院校。
到1968年，师院毕业分配的时候，我班分配小组的组长是毕武卿，他负责看学生档案。有天，他专门去报社，悄悄告诉我，我的档案袋，就压在他铺盖下面，让我偷着去看看。
1965年的高校社教（应该属于文革预备期），每班都挑几个“落后”同学，被重点“帮助”，每天一两个，批评自我批评。只有我特殊，成为全班批斗重点，搞了一周。还是挖我高中的“反动”思想。但都不知道为啥？问题根源究竟出自何处？老毕同情我的遭遇，为我抱不平，所以才冒着风险，让我去偷看个人的档案（严格说，这事党纪国法不容）。
当我打开那个神秘的牛皮纸袋，才终于发现，原来里面有兰州空军政治部，发给呼和浩特二中的一封简短公函，只有一页格纸，说”你校学生程铁军，长期跟我部战士刘望，在私人通信中议论和怀疑三面红旗，有不良思想苗头”，希望“加强教育，避免走上错误道路”，云云。
啊，原来如此！这封部队公函，就是我一系列麻烦的总根源。它非但害得我不能入团，还在师院遭受过批斗。由团支书王玉敏（全班唯一党员）挂帅，系党团领导刘朴跟高树华两位老师，亲临坐镇。差点把我打成俄四的李贵先。此人外号大贵，内蒙东部区人，性格爽朗，直言快语，不善巴结奉迎。被批斗之后，开除学籍，遣送原籍，监督劳动。后来造反派掌权，大树【高树华外号】等人良心发现，才重新给大贵恢复学籍，好歹让他有个饭碗。
大贵回校之后，住进我们宿舍，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某天早晨，俄四积极分子赵德成，在宿舍对着镜子刮脸，对李贵先说，“嘿大贵，你看我这络腮胡子怎么样，像不像马克思？” 大贵随口讽刺，“你的胡子，像他爷（内蒙口语，相当于“我”）的逑毛！” 原本同学之间的戏言，由赵的口中传到党支部耳朵，就变成了“马克思的胡子，像我的逑毛”，上纲成为极端恶毒攻击革命导师的“反动言论”。于是，在谭陪祯、王履安等人决策之下，轮番批斗一通，然后开除学籍。赵德成毕业之后，分配在凉城中学，文革中打“内人党”（我的英文书有详述）过份积极，后在平反过程中，被受害人子女打断双腿，托后门关系，调入内蒙党校。不久，又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被党校开除。唉，看来苍天有眼，善恶有报，这又是后话。
回到1965年的批斗，有大贵的前车之鉴，我被批斗之后也惴惴不安，担心会遭到开除命运。还好，几个月之后，还没轮到领导层决定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命运，毛领袖先发致人，发动文革，动员包括我在内的“资反路线受害者”，起来造反，把他亲手营造的党政体系打了个稀巴烂。我阴差阳错成了“造反派”，又稀里糊涂被派去报社当记者，得以亲身见证更多疯狂：内蒙文革从上到下，折腾得不亦乐乎，整死数万无辜好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民族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的英文口述史《塞外的汉族造反派：内蒙13年》，得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抢救了这段历史，这得归功于我在报社当记者的亲身经历。
更没料到的是，同一封部队公函，到我1978年考研的时候，反倒成了我的帮手，证明我的独立思考能力，不但帮我顺利录取，还让院长周扬，把我拉入党内，成了河北经贸大学的第三梯队，若非出国读博，或许能混个一官半职，也说不定。
后来从社科院获悉，就在我去北京参加复试的同时，世经所派两人到河北饶阳县外调，看了我的“神秘”档案，回京汇报给所长钱俊瑞。钱老立刻打电话给研究生院院长周扬，说这个考生，早在1959年念初中，就能独立思考，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我们肯定录取他。几周之后，我便接到录取通知。在离开饶阳县文化馆之前，文教局张胡丛生好意告诉我，经请示县委组织部，他已经把我档案袋里的“不利材料”，拿出来烧了。我反正要走了，对这事已不在乎，只是感谢他的好意。也没问他，究竟烧了什么材料？估计就是那封可怕的公函，也许还有我厚厚的“自传”吧。
至于社科院毕业以后，我爱钻牛角尖的个性，会不会把我送进监狱？也难说。社科院好友李达昌，我的入党介绍人，跟我类似，不善察言观色，虽然官至四川副省长，但退居二线以后，仍被人诬告，以“渎职”罪名，判刑七年。尽管专案组发现，查来查去，原来他是四川“第一清官”。为何清官还要判刑？内部人的说法是，“凡中纪委立的案子，错了也得判”，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
再说好友刘望的结局。我多次追问他，咱们俩人的私信往来，怎么就让部队首长得知了？“是你主动揭发的？” 他说，因为通信越来越厚（那时的信纸，粗糙得跟草纸类似），引起领导怀疑。当他发现有拆封痕迹，赶快主动交代，迫不得已，只能把我给“卖”了。本来部队要给他处分，念及他父母跟老领导张曙光（先后在团中央跟云南等地任职，后当过河北省长跟内蒙书记）是同乡战友，均为冀中抗日老革命，才免于处分，转业到本县印刷厂当了工人，直到退休。一度还搬回本村，卖过烧鸡。这桩公案，毁了我前半生，毁了他一辈子。
唉，狗日的档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这东西，谁也捉摸不透。
2023年4月13日 于旧金山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