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九章：研究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本章谈谈“资本社会主义”理论上如何自洽，就是自圆其说。前面章节，是我们基于大午集团的实践，加上冷静思考而做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还要再从理论层面做点论证。网络名家芦笛先生，常说国人有不证而论的毛病，爱用文革大字报方式雄辩武断，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应该尽力避免上述毛病。
朋友讽刺说，我们书生气十足，老在马克思框架内打转。如今党国官员，没人拿马列当真，就算真心想身体力行，也不懂什么才是马列。尽管毛本人读线装古书（《红楼梦》《资治通鉴》之类）的兴趣，远远大过读马列的兴趣（他亲口说过，一读《资本论》就睡觉），但毕竟在批林批孔那阵子，好歹还号召过读马列原著。再看如今领导，还有读马列原著的兴趣吗？然而，昨天朋友转给我一段南京大学某教授的视频，西装革履，口若悬河，继续高谈“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革命胜利日益临近…… 消灭私有，提高觉悟，产品丰富”，最终“如何如何”。
看来，靠吃八股吃饭的大有人在。马列教授、政治老师、宣传干部、媒体主管、思想辅导员等等，数量庞大，何止十万百万? 他们是否真信无关紧要，天天重复就害人不浅。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论的吃瓜族，难免被忽悠得热血沸腾，真以为应该清心寡欲，不断“斗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当权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车轱辘话还得说，该辩的理还要辩。于是我给朋友回复：“该教授宣传味太浓，理论苍白，逻辑混乱，回避事实，不值一驳。我认为，还是‘资本社会主义’好。
走出《宣言》误区， 回归理性思维
御用学者宣传的共产理论，基本来自马恩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首次出版。本书开篇就语出惊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正在欧洲游荡……” 20世纪前半叶，它几乎成为全球三分之一国家共产暴力革命的《葵花宝典》，也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就连号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堡垒的美国，共产党也一度影响很大，战后高达八万之众。如今该党，连同它的青年外围，据说还剩五千人。我认识一位华人新移民，在纽约餐馆打工，曾好奇美共，想“找组织谈谈”，好不容发现地址，只有纽约街头一个肮脏的邮政信箱。不过，普通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印象，远没有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移民那般厌恶，因为他们从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所以有民谚云：“如果你三十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没有人心；如果你三十岁以后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没有头脑。”
马恩联名发表《宣言》（1848年）时，一个30岁，一个28岁，正是热血青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义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后《资本论》出版（1867年）时，他们已到中年，思想更为成熟。到《资本论》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马去世，老恩暮年。后来的第四卷（也叫《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他们的信徒考茨基于20世纪初编辑出版。这套《资本论》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响深远，继续被列为大学参考书。奇怪的是，在“坚信马列”的神州大地，已经没人对它感兴趣了。社会院马列所前所长苏绍智先生晚年，因双目失明，想减价处理他的藏书，包括全套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旧书店“一口拒绝”，理由是“没人看”。
追根朔源，共产思想基础，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它既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滥的罪魁祸首。作为社科院世界经济理论专业的硕士，我仍然肯定马的劳动价值论。因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劳动，即体力和脑力支出，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土地（含原材料）、设备等等，都只能转移原有价值，不能创造新价值。因此，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无限扩张的原动力。当然，马克思并非提出剩余价值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国古典学派研究过剩余价值，但马克思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从劳动价值论开始推导，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商品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流通过程，以及劳动价值的最终实现（只有卖出、并被消费的商品，才能完成价值的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扩大再生产，从手工工场到现代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从工商业资本到银行资本，最终过渡到财政资本，股份制出现，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等，由此形成马克思理论的整个体系。
我倾向于肯定这一理论的前半截，但质疑后半截的资本主义危机部分，特别是由此导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即资本家积累财富，工人阶级积累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结果生产过剩，不得不用销毁产品和设备的方式，甚至发动战争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来调节矛盾，重新分配资源，从而开始另一个新的周期循环。
这后半截理论（即两极积累、无产阶级贫困化、革命与专政等等），基本上是马恩列斯毛革命理论的核心支点。马、恩健在的时候，资本主义曾经出现过周期性危机，但到二战之后的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时代，商业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机，已不像从前那么具有破坏性。起码我在我亲历的近40年间（1982-2021），我没感觉到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巨大震荡。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世界市场，也普遍存在经济周期，有危机、复苏等跳跃和起伏，也常常表现为滞涨（停滞膨胀：即高物价和高失业同时存在），中外各国都一样。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场相对隔绝的古巴、朝鲜等小经济体，没有明显周期性，但有长期贫困和短缺经济（以排长龙为标志），跟毛年代的定量供应一样。
可惜马、恩二位，没看到世界市场的最新趋势，如今欧美市场经济，因预测能力和促销手段改进，基本没有产品过剩和大量积压，反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倒是产能过剩。空喊内需，就是刺激不起来，不得不依赖外销。如果马恩活到今天，他们会修正原来的结论。据苏绍智老师说，其实晚年的马、恩，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的缺陷，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所流露，可惜没有往前发展。如今，这个任务，要由后人完成。说到底，发展马恩理论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现代经济的活教材，可以顺理成章地突破马克思贫困化理论的局限，进而否定《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断言与共产社会的空想。
“初心”何处寻？ 重温《资本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虽然精彩，但由此导出的“两极积累”，并不符合当代情况。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法，是“剥夺者被剥夺”，变私有为公有（国有），让国家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再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而是为“自己”生产，从而实现共产美梦：物质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此等等。这一乌托邦空想，曾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鼓舞他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向外扩张，韩战、越战、印支暴乱、亚非拉的游击战等等，说到底都和马列毛思及输出革命有关。可惜的是，牺牲无辜生命，空想还是空想，永无实现可能。恰恰相反，中、苏、朝、古的实例都显示，无地农民和无产工人，在“为国家贡献”的名义下，其实是为特权官僚生产，其剩余价值，变成了国家的积累和官员的红利（包括合法和非法），而剥削率之高，远超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以我曾经当过车工的包头电机厂为例，那时虽然讲究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但国家计委和一机部有规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报。我问成本会计，我们车工的成本怎么计算？他说一个人工（八小时）按50元人民币算。每月24天，月产价值1200元。我师傅孙世林四级车工，算中等工资，月薪54元，只占他劳动成本的4.5%，扣除公费医疗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码有90%以上，都无偿给了国家。相对而言，美国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换句话说，如果说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率”是45%，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剥削率”是美国的两倍。
当然，经过40年改开，如今中国低薪优势逐渐丧失，加上贸易战影响，许多外资往人工更低的东南亚转移。大午集团目前人工占约占成本的25%，计划先提高到30%，五年后再到40%，逐渐跟欧美市场经济接轨。
老美的“剥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简单，就是工人自由流动跟自由结社，既可以用脚投票，也可以集团谈判，用罢工等手段要求等价交换。民选政府不可能站在资方立场打压工会，只会协调劳资冲突，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如果资方觉得太吃亏，公司会赔钱，破产倒闭，工人失业。
中国之所以“剥削率”高，原因也简单，因为没按马克思说的市场经济套路走，而是另搞“国家社会主义” 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意思相近）。工人没工会，不能自由流动，形不成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批农民工，处于半奴工状态。这种把报酬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前资本主义做法，有违“等价交换”，虽然有利于对外倾销，但不利于提振内需。
《资本论》第一卷说的清清楚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必须具备三个前提：一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现代化大生产都如此）；二是劳动者成为完全独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力买给谁和买给什么地方（户口等级约束之下就很难实现）；三是法律保障市场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价交换。假如交换不等价，劳动力的拥有者（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通过罢工来迫使资方回归市场原则。只有民主国家的政府，才有意愿和能力，只当裁判，不与民争利）。当然，劳动力具有一个独特的使用价值（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具备），那就是除了劳动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资）之外，它还能生产出一个多余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或盈余）。假如不产生剩余价值，老板付给工人多少，赚回来的还是多少，一点利润也没有，那还办企业雇工人干什么？
如此一来，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给资方的劳动力等价，也就是说，他挣来的工资和福利，必须足够补偿他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三项：他的个人消费，家庭消费，子女教育，否则无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持续供应）。马克思进而分析，工资的标准，还必须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复已经消耗的脑力体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涨船高，消费标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方说，老板开十几万元的豪华轿车，工人也得开几万元的大众化小车；老板住别墅小楼，工人也得住有空调和暖气的单元楼，等等。也就是说，虽然财富的积累多少不同，消费档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难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谓道德标准，说白了，也就是能“说得过去”，“看得过去”。这正是孙大午理想中“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走高，贫富悬殊拉大，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资本论》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并非完全对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与共。道理也简单，老板的产品必须卖出去，物化在商品里面的剩余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假如堆在仓库没人买，老板怎么榨取剩余价值？怎么发财？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不光是生产者，也是消费市场，所以老板的生产，说到底是为全体居民生产，为多数人生产。早在上个世纪初，汽车工业刚起步的时候，多数厂家为富人造豪华车，认为汽车是奢侈品，不是给工人用的。唯独福特独具慧眼。他声称，汽车并非专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标，是每个工人都要开一辆福特车。最后通过研发大众车型，批量生产，降价和信用促销等手段，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汽车大王。如今在美国，就连流浪汉，都认为汽车是必需品。我目睹过美国首都的流浪汉大游行，居然有十多万人从全国开车，赶来参加。汽车石油如此，抽水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费品也莫不如此。对比中国空置的住宅楼，积压到“鬼城”规模，不但建造它们的农民工住不起，就连许多白领也买不起，养不起。就连我一向钦佩的任志强先生，好像也说过“房子不是给穷人盖的”一类混话。空喊拉动内需，究竟谁的内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么拉动？不知官员和开发商们，何时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怀和眼光？
又临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本章结束前，让我们再介绍一下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该书影响深远，让老哈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老友杨小凯，曾对该书推崇备至荐，认为它对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比较研究，透彻深刻。因为本书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把它的主要论点，再结合其它网文观点，罗列为如下七条：
1，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这跟党国近年来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官方已经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2，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换句话说，没有经济自由，也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个人自由是等价交换的前提。虽然顺序有别，但意思大同小异，可说互为因果。按“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关系说，当然经济是基础。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没有，何来财产自由？
3，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说，没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财产制度，必然会通向剥削、压迫与奴役。这是哈耶克全书的中心议题。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这句话是高度概括。我们知道，没有普选政府和分权制衡，没有结社自由跟舆论监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评中国，有法律（条文）而没法治，就连根本大法《宪法》，也是每次换届都修改，更别提其它法律条文来。如此频繁变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难保公平竞争。
5，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应该首先把自己置于法律监管之下。记得改开之处，彭真任委员长，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过“党大法大”的争论，争来争去，无疾而终。最后，多数人接受了“党在法律监督之下行使领导权”。但实际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政法委，纪委，监察委等党的机构，是依法办案吗？孙大午全家和企业全体高管，仅仅因为土地等民事纠纷，就被异地公安半夜抓捕，据说是两级政法委联合办案，先抓人再搜证，依据什么法律条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把人家说成“自由放任”，有钱人想干啥干啥。岂不知，他们的法治规范，往往比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为有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华盛顿，看见街道整齐，别墅排列有致，好奇地问，“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吗？为什么规划如此整齐？”陪同的美国大使说：“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规划好了。”可见，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规划，资本主义自然是“无政府”状态。
7，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错误的思想，才导致灾难不可避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避免错误思想误导，任何人为灾难都可以避免。只有当错误观念控制了社会走向的时候，灾难才是不可避免的。把这话套用在三年大饥荒上，非常准确。当年大跃进的狂热，冲昏了所有人的头脑。灾难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又阻挡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达。等毛、周拐弯抹角才知真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邓、胡、赵的改开政策，试图为华国锋洗白，说华才是改开的真正功臣。我非党史专家，不想胡猜乱想。但毕竟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华的确参与了抓捕四人帮，但并由他主导。幕后策划似是叶帅、王震、汪东兴等人，包括老邓在内的其他人，也应该知情。因为那是多数老人的共识。据社科院传闻，是叶帅先把汪东兴、张耀祠和8341部队搞定之后，才通知华，万一华反对，就连华一块抓“五人帮”，没想华欣然同意，于是摇身一变，成了“英明领袖”。这跟民国总统黎元洪，阴差阳错当了辛亥起义“功臣”一样，属于歪打正着。
此后，大权独揽的华也非真心支持改革开放。先掀“学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厂，搞进口成套设备的“洋跃进”，还有“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伪造“你办事，我放下”遗诏（据张玉凤揭发）等等。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恢复高考等方面，跟多数老人帮没共识。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会和老邓复出。当然，为捧邓而抑华也不对。如果老华继续当政，估计也干不出整肃胡、赵，自断左膀右臂，六四大开杀戒的蠢事。据说老干部袁庚先生，当年曾率解放军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后复出，被老邓派往深圳筹建特区。有亲友问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家都请回来，那当初干嘛要把人家赶跑呢？”老袁沉思良久，无言以对，只好说：“总不能让老百姓永远这么穷吧！”如今，中国实力明显增强，谁要说跟改开政策无关，恐怕连傻子也不信。
但问题是，当年改开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色彩，既不彻底也不配套，因此积累了种种新矛盾新问题，让如今的中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体化和计划经济？还是进一步深化改开，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场体制靠拢，最终跟国际规范接轨，从而化解内外矛盾？应该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记得芦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国人之蠢，表现在连犯错误都不会犯新错误，老是重复旧错误，在原地打转。”
总之，由于大午新城遭遇种种挫折和阻力，我们亲身感受到改革面临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资本社会主义”议题，亮出来献丑，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