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九章:研究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本章谈谈“资本社会主义”理论上如何自洽,就是自圆其说。前面章节,是我们基于大午集团的实践,加上冷静思考而做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还要再从理论层面做点论证。网络名家芦笛先生,常说国人有不证而论的毛病,爱用文革大字报方式雄辩武断,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应该尽力避免上述毛病。

朋友讽刺说,我们书生气十足,老在马克思框架内打转。如今党国官员,没人拿马列当真,就算真心想身体力行,也不懂什么才是马列。尽管毛本人读线装古书(《红楼梦》《资治通鉴》之类)的兴趣,远远大过读马列的兴趣(他亲口说过,一读《资本论》就睡觉),但毕竟在批林批孔那阵子,好歹还号召过读马列原著。再看如今领导,还有读马列原著的兴趣吗?然而,昨天朋友转给我一段南京大学某教授的视频,西装革履,口若悬河,继续高谈“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革命胜利日益临近…… 消灭私有,提高觉悟,产品丰富”,最终“如何如何”。

看来,靠吃八股吃饭的大有人在。马列教授、政治老师、宣传干部、媒体主管、思想辅导员等等,数量庞大,何止十万百万? 他们是否真信无关紧要,天天重复就害人不浅。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论的吃瓜族,难免被忽悠得热血沸腾,真以为应该清心寡欲,不断“斗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当权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车轱辘话还得说,该辩的理还要辩。于是我给朋友回复:“该教授宣传味太浓,理论苍白,逻辑混乱,回避事实,不值一驳。我认为,还是‘资本社会主义’好。

走出《宣言》误区, 回归理性思维

御用学者宣传的共产理论,基本来自马恩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首次出版。本书开篇就语出惊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正在欧洲游荡……” 20世纪前半叶,它几乎成为全球三分之一国家共产暴力革命的《葵花宝典》,也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就连号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堡垒的美国,共产党也一度影响很大,战后高达八万之众。如今该党,连同它的青年外围,据说还剩五千人。我认识一位华人新移民,在纽约餐馆打工,曾好奇美共,想“找组织谈谈”,好不容发现地址,只有纽约街头一个肮脏的邮政信箱。不过,普通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印象,远没有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移民那般厌恶,因为他们从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所以有民谚云:“如果你三十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没有人心;如果你三十岁以后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没有头脑。”

马恩联名发表《宣言》(1848年)时,一个30岁,一个28岁,正是热血青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义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后《资本论》出版(1867年)时,他们已到中年,思想更为成熟。到《资本论》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马去世,老恩暮年。后来的第四卷(也叫《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他们的信徒考茨基于20世纪初编辑出版。这套《资本论》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响深远,继续被列为大学参考书。奇怪的是,在“坚信马列”的神州大地,已经没人对它感兴趣了。社会院马列所前所长苏绍智先生晚年,因双目失明,想减价处理他的藏书,包括全套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旧书店“一口拒绝”,理由是“没人看”。

追根朔源,共产思想基础,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它既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滥的罪魁祸首。作为社科院世界经济理论专业的硕士,我仍然肯定马的劳动价值论。因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劳动,即体力和脑力支出,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土地(含原材料)、设备等等,都只能转移原有价值,不能创造新价值。因此,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无限扩张的原动力。当然,马克思并非提出剩余价值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国古典学派研究过剩余价值,但马克思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从劳动价值论开始推导,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商品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流通过程,以及劳动价值的最终实现(只有卖出、并被消费的商品,才能完成价值的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扩大再生产,从手工工场到现代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从工商业资本到银行资本,最终过渡到财政资本,股份制出现,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等,由此形成马克思理论的整个体系。

我倾向于肯定这一理论的前半截,但质疑后半截的资本主义危机部分,特别是由此导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即资本家积累财富,工人阶级积累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结果生产过剩,不得不用销毁产品和设备的方式,甚至发动战争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来调节矛盾,重新分配资源,从而开始另一个新的周期循环。

这后半截理论(即两极积累、无产阶级贫困化、革命与专政等等),基本上是马恩列斯毛革命理论的核心支点。马、恩健在的时候,资本主义曾经出现过周期性危机,但到二战之后的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时代,商业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机,已不像从前那么具有破坏性。起码我在我亲历的近40年间(1982-2021),我没感觉到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巨大震荡。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世界市场,也普遍存在经济周期,有危机、复苏等跳跃和起伏,也常常表现为滞涨(停滞膨胀:即高物价和高失业同时存在),中外各国都一样。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场相对隔绝的古巴、朝鲜等小经济体,没有明显周期性,但有长期贫困和短缺经济(以排长龙为标志),跟毛年代的定量供应一样。

可惜马、恩二位,没看到世界市场的最新趋势,如今欧美市场经济,因预测能力和促销手段改进,基本没有产品过剩和大量积压,反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倒是产能过剩。空喊内需,就是刺激不起来,不得不依赖外销。如果马恩活到今天,他们会修正原来的结论。据苏绍智老师说,其实晚年的马、恩,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的缺陷,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所流露,可惜没有往前发展。如今,这个任务,要由后人完成。说到底,发展马恩理论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现代经济的活教材,可以顺理成章地突破马克思贫困化理论的局限,进而否定《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断言与共产社会的空想。

“初心”何处寻? 重温《资本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虽然精彩,但由此导出的“两极积累”,并不符合当代情况。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法,是“剥夺者被剥夺”,变私有为公有(国有),让国家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再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而是为“自己”生产,从而实现共产美梦:物质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此等等。这一乌托邦空想,曾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鼓舞他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向外扩张,韩战、越战、印支暴乱、亚非拉的游击战等等,说到底都和马列毛思及输出革命有关。可惜的是,牺牲无辜生命,空想还是空想,永无实现可能。恰恰相反,中、苏、朝、古的实例都显示,无地农民和无产工人,在“为国家贡献”的名义下,其实是为特权官僚生产,其剩余价值,变成了国家的积累和官员的红利(包括合法和非法),而剥削率之高,远超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以我曾经当过车工的包头电机厂为例,那时虽然讲究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但国家计委和一机部有规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报。我问成本会计,我们车工的成本怎么计算?他说一个人工(八小时)按50元人民币算。每月24天,月产价值1200元。我师傅孙世林四级车工,算中等工资,月薪54元,只占他劳动成本的4.5%,扣除公费医疗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码有90%以上,都无偿给了国家。相对而言,美国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换句话说,如果说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率”是45%,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剥削率”是美国的两倍。

当然,经过40年改开,如今中国低薪优势逐渐丧失,加上贸易战影响,许多外资往人工更低的东南亚转移。大午集团目前人工占约占成本的25%,计划先提高到30%,五年后再到40%,逐渐跟欧美市场经济接轨。

老美的“剥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简单,就是工人自由流动跟自由结社,既可以用脚投票,也可以集团谈判,用罢工等手段要求等价交换。民选政府不可能站在资方立场打压工会,只会协调劳资冲突,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如果资方觉得太吃亏,公司会赔钱,破产倒闭,工人失业。

中国之所以“剥削率”高,原因也简单,因为没按马克思说的市场经济套路走,而是另搞“国家社会主义” 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意思相近)。工人没工会,不能自由流动,形不成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批农民工,处于半奴工状态。这种把报酬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前资本主义做法,有违“等价交换”,虽然有利于对外倾销,但不利于提振内需。

《资本论》第一卷说的清清楚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必须具备三个前提:一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现代化大生产都如此);二是劳动者成为完全独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力买给谁和买给什么地方(户口等级约束之下就很难实现);三是法律保障市场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价交换。假如交换不等价,劳动力的拥有者(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通过罢工来迫使资方回归市场原则。只有民主国家的政府,才有意愿和能力,只当裁判,不与民争利)。当然,劳动力具有一个独特的使用价值(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具备),那就是除了劳动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资)之外,它还能生产出一个多余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或盈余)。假如不产生剩余价值,老板付给工人多少,赚回来的还是多少,一点利润也没有,那还办企业雇工人干什么?

如此一来,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给资方的劳动力等价,也就是说,他挣来的工资和福利,必须足够补偿他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三项:他的个人消费,家庭消费,子女教育,否则无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持续供应)。马克思进而分析,工资的标准,还必须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复已经消耗的脑力体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涨船高,消费标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方说,老板开十几万元的豪华轿车,工人也得开几万元的大众化小车;老板住别墅小楼,工人也得住有空调和暖气的单元楼,等等。也就是说,虽然财富的积累多少不同,消费档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难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谓道德标准,说白了,也就是能“说得过去”,“看得过去”。这正是孙大午理想中“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走高,贫富悬殊拉大,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资本论》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并非完全对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与共。道理也简单,老板的产品必须卖出去,物化在商品里面的剩余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假如堆在仓库没人买,老板怎么榨取剩余价值?怎么发财?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不光是生产者,也是消费市场,所以老板的生产,说到底是为全体居民生产,为多数人生产。早在上个世纪初,汽车工业刚起步的时候,多数厂家为富人造豪华车,认为汽车是奢侈品,不是给工人用的。唯独福特独具慧眼。他声称,汽车并非专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标,是每个工人都要开一辆福特车。最后通过研发大众车型,批量生产,降价和信用促销等手段,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汽车大王。如今在美国,就连流浪汉,都认为汽车是必需品。我目睹过美国首都的流浪汉大游行,居然有十多万人从全国开车,赶来参加。汽车石油如此,抽水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费品也莫不如此。对比中国空置的住宅楼,积压到“鬼城”规模,不但建造它们的农民工住不起,就连许多白领也买不起,养不起。就连我一向钦佩的任志强先生,好像也说过“房子不是给穷人盖的”一类混话。空喊拉动内需,究竟谁的内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么拉动?不知官员和开发商们,何时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怀和眼光?

又临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本章结束前,让我们再介绍一下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该书影响深远,让老哈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老友杨小凯,曾对该书推崇备至荐,认为它对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比较研究,透彻深刻。因为本书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把它的主要论点,再结合其它网文观点,罗列为如下七条:

1,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这跟党国近年来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官方已经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2,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换句话说,没有经济自由,也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个人自由是等价交换的前提。虽然顺序有别,但意思大同小异,可说互为因果。按“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关系说,当然经济是基础。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没有,何来财产自由?

3,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说,没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财产制度,必然会通向剥削、压迫与奴役。这是哈耶克全书的中心议题。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这句话是高度概括。我们知道,没有普选政府和分权制衡,没有结社自由跟舆论监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评中国,有法律(条文)而没法治,就连根本大法《宪法》,也是每次换届都修改,更别提其它法律条文来。如此频繁变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难保公平竞争。

5,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应该首先把自己置于法律监管之下。记得改开之处,彭真任委员长,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过“党大法大”的争论,争来争去,无疾而终。最后,多数人接受了“党在法律监督之下行使领导权”。但实际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政法委,纪委,监察委等党的机构,是依法办案吗?孙大午全家和企业全体高管,仅仅因为土地等民事纠纷,就被异地公安半夜抓捕,据说是两级政法委联合办案,先抓人再搜证,依据什么法律条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把人家说成“自由放任”,有钱人想干啥干啥。岂不知,他们的法治规范,往往比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为有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华盛顿,看见街道整齐,别墅排列有致,好奇地问,“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吗?为什么规划如此整齐?”陪同的美国大使说:“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规划好了。”可见,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规划,资本主义自然是“无政府”状态。

7,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错误的思想,才导致灾难不可避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避免错误思想误导,任何人为灾难都可以避免。只有当错误观念控制了社会走向的时候,灾难才是不可避免的。把这话套用在三年大饥荒上,非常准确。当年大跃进的狂热,冲昏了所有人的头脑。灾难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又阻挡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达。等毛、周拐弯抹角才知真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邓、胡、赵的改开政策,试图为华国锋洗白,说华才是改开的真正功臣。我非党史专家,不想胡猜乱想。但毕竟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华的确参与了抓捕四人帮,但并由他主导。幕后策划似是叶帅、王震、汪东兴等人,包括老邓在内的其他人,也应该知情。因为那是多数老人的共识。据社科院传闻,是叶帅先把汪东兴、张耀祠和8341部队搞定之后,才通知华,万一华反对,就连华一块抓“五人帮”,没想华欣然同意,于是摇身一变,成了“英明领袖”。这跟民国总统黎元洪,阴差阳错当了辛亥起义“功臣”一样,属于歪打正着。

此后,大权独揽的华也非真心支持改革开放。先掀“学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厂,搞进口成套设备的“洋跃进”,还有“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伪造“你办事,我放下”遗诏(据张玉凤揭发)等等。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恢复高考等方面,跟多数老人帮没共识。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会和老邓复出。当然,为捧邓而抑华也不对。如果老华继续当政,估计也干不出整肃胡、赵,自断左膀右臂,六四大开杀戒的蠢事。据说老干部袁庚先生,当年曾率解放军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后复出,被老邓派往深圳筹建特区。有亲友问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家都请回来,那当初干嘛要把人家赶跑呢?”老袁沉思良久,无言以对,只好说:“总不能让老百姓永远这么穷吧!”如今,中国实力明显增强,谁要说跟改开政策无关,恐怕连傻子也不信。

但问题是,当年改开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色彩,既不彻底也不配套,因此积累了种种新矛盾新问题,让如今的中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体化和计划经济?还是进一步深化改开,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场体制靠拢,最终跟国际规范接轨,从而化解内外矛盾?应该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记得芦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国人之蠢,表现在连犯错误都不会犯新错误,老是重复旧错误,在原地打转。”

总之,由于大午新城遭遇种种挫折和阻力,我们亲身感受到改革面临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资本社会主义”议题,亮出来献丑,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