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拉格之春到布拉格之恋
——一场波西米亚式的反抗与转型
（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上篇：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
我们此刻正在捷克的边境上。明天就离开捷克了，也算是在这样一个小镇之夜，对捷克的一次致敬和告别。我这样一个非捷克历史的研究者，只是就我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做一个非专业性的漫谈。这不是学术讲座，一定有很多不尽正确的地方。
我们先从电影《布拉格之恋》说起，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是根据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也算是世界名剧了。但这个电影相比其小说来说，简直是差的太远。原作的思想厚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更多更 大。电影毕竟在两个小时之内，要讲那么厚重的历史是很难达到的。这部电影讲的是托马斯一生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导演把它变成了一场像三角恋的情色片。而原作里面布拉格之春的背景，一个电影很难把它深入，他就变成了一个纯粹探索性与爱的故事。但是要想真正看懂这个电影的话，我们还得从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这场悲剧史说起。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事情。我不敢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在奥匈帝国时代的历史，那是我所不详知的。但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那时候他是有自己的独立政府的。第一任总统就是我们昨天在王宫外看到的雕像，也就是他们的国父，据说是个教授， 一个知识分子。
紧接着不久就是德国的侵略和占领，然后到二战尾声的1945年。历史的某种奇特机缘，使得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及其两个主要民族，这块中欧波西米亚人祖宗的土地，竟然极其意外地没有成为西欧民主阵营的成员。1945年春天，纳粹德军节节败退，希特勒4月30号自杀。那时候在捷克的土地上，还有几十万德军。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打进了捷克，可以分分钟解放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如果那时盟军占领了，他就是今天北约的一部分。但是，巴顿作为美国伟大的军人，他只有军事头脑没有政治头脑，他只想老子把这几十万敌军干翻，把捷克拿下就行。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报告给盟军总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因此后来当过总统，巴顿则永远当不了总统。但艾森豪威尔不算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否决了巴顿的提议。
因为在二战期间有几个著名的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以及之后的波茨坦会议。这几个会议是盟军的几大国首脑，一起商讨未来战胜德军后，世界的政治版图和格局。早在真正战胜希特勒之前，如何划分东西方阵营就有了预案。那时的预案就是哪一块儿由英美盟军去打，哪一块儿由苏军去打，各有分工。这就像上帝的笔，这么一画，天堂地狱就有了分界线。
巴顿第二次提出来，又要求乘胜前进占领布拉格。五月初，艾森豪威尔同意让巴顿纵深进军；同时知会苏方，建议把美军和苏军的行动分界线设在伏尔塔瓦河。由于这条河，流经布拉格市区，苏方立即反对，于是艾森豪威尔又叫停了巴顿，只允许所部进攻捷克西部地区。就这样巴顿和捷克擦肩而过，苏联人进来，德军剩下的几十万人不堪一击，那时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军其实只是想撤出捷克，回到本土，多数德军甚至更愿意选择向美军投降。从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这样被迫纳入了苏联的旗下。
我现在讲的这些资讯，大约来自于我八十年代读到的一本书《布拉格之春》，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我最早知道布拉格之春运动，就是这么厚的一本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没有买这些外国的版权，仍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了一大批类似的书，让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县团级以上的人才能阅读，可能也是为了让高层借鉴，并吸取他国的经验与教训。
那1945年之前，在德军占领期间，就像我们看到的阿尔巴利亚也好，南斯拉夫也好，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抵抗运动，有自己的流亡或地下政府，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自己的民族联合反法西斯政府。这个政府是包括共产党，也包含其他的民主党派一起组成的。甚至，那时候共产党在联合政府里面还没那么重要。这个情况和当时亚洲战区的情况很相似，亚洲在抗日的时候，也有国共联合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这么来的。
那捷克的这个联合政府，在1945年后就顺利接管了这个国家。但是在1948 年的时候，因为苏军是所谓解放军，在苏联的强压下，捷共成了唯一的执政党，不允许选举。那其他的民主党派就跟某国一模一样，变成了花瓶，没有权力管理国家。当时的捷共政体也很好玩，老大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同时还有总统，相当于我们的国家主席；又有总理，相当于首相。那会儿还有国民议会，这个总议长，相当于某国的人大委员长。这差不多都是拷贝的苏联模式， 苏联把自己的政体复制到所有的占领国，后来形成了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由此确立。
从1948年开始，苏联完成对东欧诸国的改造，在所谓老大哥的带领下，形成了与西欧对峙的冷战格局。在这个阵营里面，从1948年到1953年斯大林暴卒，也就五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让东欧很多国家，看清楚了苏联模式的巨大弊端和灾难。尤其捷克这个国家，战前是世界工业七大国之一；二战期间，经济生活都还不错。仅仅五年时间，就把人民生活带向地狱，政治和社会生活更是如此。1953年斯大林一死，布拉格等城市就爆发了大罢工，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爆发的第一场反抗，波西米亚人从此吹响了他们反叛的号角。
那时候的捷共政府是完全亲苏的，在苏军的配合下很快镇压，只是这次镇压没有那么血腥，很快就平息了风波。三年以后，才有大家熟悉的，所谓匈牙利事件，以及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匈牙利的总理纳吉这个人。纳吉想改革，想把匈牙利这个苏联模式国家带向中立，并要走所谓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也是摆脱苏联的控制。
裴多菲是匈牙利伟大的诗人，中国人都知道那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955年匈牙利纳吉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是人民要自由，国家要独立。当年他们连独立的外交都不允许，苏联跟谁为敌，你也要跟谁为敌，华沙条约各国都要统一节奏。匈牙利人是我们汉书记录的匈奴人的后代，被汉人打败后西奔到这边来的，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比较凶悍。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民运，产业工人和底层民众参与，开始打砸和袭击党政的暴力行为。苏军突然空降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的军警也配合苏军直接开枪，民间反抗者至少牺牲了2700人，这都是历史上的公开数据。紧接着波兰也有了类似的独立诉求，那被弹压的更快，但这是波兰此后有了团结工会的开端。
接着说 1950年代在东欧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以及斯大林死和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对苏联斯大林时代罪行的公布，给整个共产国际阵营造成一个 巨大的撕裂和震动。那时中共和苏共也分裂了，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发现斯大林尸骨未寒，就这样被公布罪行，彻底被否定，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到恐惧，担心自己死后身败名裂的问题。
东欧这些率先起事的国家，应该说捷克是第一个觉醒的，因为它跟西欧最近，跟奥地利紧邻。在 1950 年代初，他们最先起来挑战苏联的权威，刚刚学习了对民主的诉求，就被扼杀在摇篮里。民间在铁幕政治背后积怨深重，新一代觉醒者又成长起来。到了 1967 年，捷克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顺便荡开说一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苏联从他建立这样一个 所谓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开始，列宁就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套国家理论付诸于实践，设计建立了这样一个新型的奇葩国家，一种完全新型的政体，在他们之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种国家。所谓苏联模式，它的一切机构的设置，政府和党委的设置，都是列宁和他战友的独家发明。包含对文人艺术家用组织的方式，成立作家协会文联之类进行体制化管理。在苏联之前各个国家都有作家， 哪有作家协会？你绝对不会听说卡夫卡是捷克作协的会员。对独立写作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它变成体制内的职员，宁可给你发工资，宁可给你主席副主席等地位待遇，也要用名利把社会上有独立思考的人，全部一网打尽，全部要笼络在自己的体制中。
好像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囚徒说过——体制是无所不在的。你不加入体制的，就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就像 1949 年后的某国，你哪怕是一个剃头匠，你不加入集体的理发店，就不允许你他妈一个人挑着担子再去给人剃头。它对整个国家要完成这样一次社会主义改造，东欧各国也都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这样一场改造。于是，捷克也有了自己的作家协会，一直到 1967 年， 捷克才召开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
1967 年这个年份非常重要，它是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前奏。在这个会上，我内心深处认为真正顶级的作家，认为最应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米兰·昆德拉，他决定发言了。悲哀的是他在今年前不久刚刚去世。在这次作协代表大会上，他有了一个重要的发言，强烈地批判捷克政府，批判捷克的这种社会主义道路。
他只是一个写作者，知识分子的天良突然爆棚了。因为在之前他已经目睹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惨烈过程，捷克也有类似于某国的消灭私有制，一切财产集体化国有化，以及土改反右等等各种迫害运动，它可能是另外一些名称， 类似的清洗运动、洗澡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劳改营制度等等。因为你在昆德拉的小说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他的《玩笑》这个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在 50 年代相当于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回过头来要报复当年打他成右派的领导的荒诞故事。他这些书里面能够读到的故事，原来跟我们的历史何其相似。
昆德拉是 1929 年出生的人，卡夫卡是 1928 年去世的。他就像灵魂转世的人一样，到了 1967 年，正好是三十七八岁，就是人生成熟，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的时候。他所见证的捷共执政 19 年以来，感受到自己的祖国从一个工业强国，曾经那么骄傲自豪的一个浪漫的波西米亚民族，竟然踏上了一条奴役之路。他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在那之前他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成名，虽然还没达到顶峰。他的声音很快被传递出去，于是在 1967 年作协代表大会之后，捷克的民运开始被唤醒，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示威。昨天我们参观的民主墙，是不是在那一时刻诞生，这个我没考证。
我为什么把捷克称之为是一场波西米亚式的反抗与转型？因为他反抗的方式，从开头都是一种很浪漫的方式。最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就是在布拉格成 立了一个音乐俱乐部，他们从摇滚和民谣音乐开始，在酒吧唱歌，开始创作自己的民运音乐。就像台湾过去的民运，从一些独立书店和茶庐兴起。这个音乐俱乐部在捷克的民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的捷克知识分子， 也像台湾戒严期间一样，台湾称之为党外刊物运动。捷克当年也有了一批民间刊物，专门宣扬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思想。这也跟我们 80 年代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都是当年民间刊物的创办者和组织者。
那捷克在 1967 年前后，大量的民刊和地下音乐运动开始唤醒民众。由于波西米亚这个民族，天性的浪漫，天性的热爱歌舞，天性有一种自由精神，而有的民族身上则是天性有毒有奴性。这很难解释是基因上的原因，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当昆德拉 1967 年站出来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公开批判体制的时候，这对捷克来说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事情，他的发言稿通过地下刊物瞬间传遍全国。然后到了这年的十月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民运学潮。
各国的共产党一直也有党内的改革派，不要说共产党最初都没有理想，其实也不少是当年的左翼理想主义者构成的。那捷克的一批曾经怀抱理想主义的党内高层，也开始觉得国家需要改革了。这个时候由于民间社会释放的巨大压 力，使得执政党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作为，不得不反思苏联对捷克的这种强权干预。于是党内推出了一个改革派领袖，相当于我们中国 1980 年代推出了那谁谁和那谁谁一样，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在 1968 年 1 月左右当上了总书记，他在党内基本达成共识地提出了，要把捷克带向一个走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国家。他推出的《政改行动纲领》，我简单总结了五条，第一条是跟某国当初一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不变，但是党内必须实现民主，提倡党内民主。我们过了若干年才在谈这个话题，现在又不能这样说了，嘿嘿。
这个话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回过头来想，就像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允许我们每一种动物都有权利和自由，只是某一部分动物要多一点权利和自由。奥威尔在 1940 年代就预言了什么？他曾经在缅甸 1930 年代当过殖民政府的警察，他在那个期间开始，思考极权主义的问题。他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不像经济学家科学家等等要依赖数据。他就是凭借直觉，预言人类的未来有走向一种极权主义道路的危险。至少部分国家要走向动物农场， 于是他才虚构了这样的政治寓言小说。没想到他刚刚去世，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东欧和东亚了。他们说还是党执政，每个人都有权利，社会不能搞民主，但是党内要实行民主。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第二条，政治体制改革，允许民主党派——就是原来联合政府时候的其他党派参政议政。原来此前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纯属花瓶党。 这跟某国那些民主党派一样，文革结束以后，才象征性地允许他们还可以参政议政的投票举手等等，哪怕是做戏。
第三条，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们此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所有的企业、房屋等等全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某国当年建政之后也是这样做的， 一切都是跟苏联学的。也就是说在 1968 年之前，捷克也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就像我去古巴看到的那样，在那之前都没有私企，连餐馆酒吧都是国营。我 2018 年去古巴的时候，古巴才开放 36 种行业，允许民营经济切入。这已经到了 21 世纪了，共产党国家还在做这样的努力。而 1968 年杜布切克在布拉格的春天提出来的第三条，就是允许私企和国企并存，这跟我们今天某国的口号有什么区别？他还加了一个开放国际市场，无非就是要跟西欧做生意，要允许一部分商品进入，这都他妈邻里之间关系，过去都是奥匈帝国的一块，自古就在流通。
第四个诉求叫要求建立独立的外交，走自己的外交路线。我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完全按你老大的来，你跟美国翻脸，就要我跟美国对立。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要跟我的西欧邻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跟他们之间要有合作。这些诉求放在今天来看太正常不过。
第五个改革是昆德拉等知识分子率先提出来的，要废除出版审查制度。因为从苏共开始就建立了出版和新闻审查制度，这一点是列宁的原创。因为马克思是坚决反对出版审查制度的，他有专门的文章谈这个问题。
整个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总结起来就这五大诉求。这个新的行动纲领颁布到全国，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一个兴奋期。这就像春天提前到来了一样，人民载歌载舞，欢欣鼓舞，认为民族终于有了希望。那是 1968 年的 1 月，这就是“布拉格之春”这个历史名称的来历。
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月的狂欢，到了夏天，苏联就不能忍受了。苏联就跟华沙条约的另外五个国家一起，撇开捷克开了一个会议，这几个国家包含东德、 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们在这个会上达成共识，判定捷克是被敌对势力操纵煽动，要走一条反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对之进行武力干预。因为匈牙利和波兰的民运被镇压了之后，都变成亲苏的政府，就像苏联的殖民国 一样。他们要武装干预捷克的改革，这就有了 8 月 20 号的苏军突袭侵略。
他们的打法就跟这一次的乌克兰和之前的匈牙利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更加无耻。苏联一架客机谎称在空中出了故障，要求在布拉格机场降落维修。捷克不敢抗拒老大哥的命令，因为他即使改革，并没有敢提一条反苏的口号，只是委婉提到我们要建立独立的外交路线。你老大哥的飞机要求降落，从人道主义角度也不会拒绝。结果机降下来的就是特种兵的突击队，瞬间控制了航站楼和整个塔台跑道。
苏联这一套玩法，一直到现在普京还在继承。他们当年确实就是六个小时之内，空降了大量的坦克，从机场各条道路向布拉格挺进。而且直接把一个国家的元首，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杜布切克，逮捕了用飞机带到苏联。捷克斯洛 伐克那时候有几十万军队，全部一夜之间被缴械，不是投降，因为武力实在悬殊，根本你就抵抗不了。而且这个总书记没有发出开战命令，他们没有乌克兰泽连斯基这样的领袖。
虽然军队缴械，但民间抵抗开始了，而且是波西米亚风格的浪漫又绝望的反抗。无数青年男女涌上街头，特别好玩地把所有的路牌取下来，把这条街道 的路牌换到那条街去，那条街的路牌换到另外一条街去。苏军那时又没有现在 的谷歌地图，军队进来都是严格遵守命令，从张三街走到李四街，再走到王五街。根据纸本地图，他们发现误差一大截，整个苏军完全迷路了。
布拉格大家都步行过的，街巷完全是五迷三道的，像迷宫一样。捷克军队已经投降了，民间没有武力，这只是一种浪漫的反抗——老子让你迷路，迷失 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之中。电台的播音员也自作主张地继续广播，呼吁人民上 街堵截外敌。著名编剧哈维尔那时在电台做记者，每天向世界播报他们抵抗的信息。他们留下了伟大的名言——子弹也不能击落我们的声音。
还有一种反抗方式更惊世骇俗，捷克美女拥上街头，赤身裸体地去阻拦坦 克。当年的苏军还比较讲究，不是直接对阻挡坦克者开枪射杀，你挡我就停下 来，那些坦克士兵甚至还爬出炮塔欣赏。这些裸体美女在坦克前唱歌跳舞，然 后恳请——你们回家吧，你们的妻子母亲在家等你。她们想用母性的色身来唤醒敌人的人性。这种反抗似乎只有波西米亚人才想得出来，因为它毫无作用， 但是它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性。当这些照片传遍世界时，无数国家为之感动。
民间的这种反抗当然无济于事，因为杜布切克被带到苏联去，不知道被苏联怎样酷刑或威胁，然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苏联人把他再放回来，让他在捷克的电视广播台向全国人民通告的时候，其形象用昆德拉的形容，就是已经魂不附体了。当年一个很有政治声望和理想的共产党总书记，突然变成一个说话张口结舌的人。他战战兢兢地发言，意思就是全国人民放弃抵抗，我们签下了一 个协议，同意苏军在捷克永久驻军。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强行侵占的过程，相当于一支外国军队守在你的国家，随时要监督你们的施政。这就是变相的侵略，而且这还是社会主义阵营所谓的兄弟国家之间发生的强暴。
从今天回看，我基本能理解这位小国领袖的妥协。悲悯的政治家也可能都要这样忍辱负重，因为他不愿牺牲民族的子女，不愿牺牲千百年来形成的如此美丽的城市。二战中荷兰和捷克等很多小国都曾选择投降敌军，因为他们上千年的文明成果和美轮美奂的城镇，如果被野蛮轰炸践踏的话，就没有子孙可以依托可以重新赖以生存的未来。一个政治家的考虑一定是多种多样的，那时的捷克更没有来自西欧和北约的支援。
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苏联并没有太狠地蹂躏这个国家。只是不允许你改革，不允许你走亲西方的道路，不允许你违背苏联模式。因此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完美的古城。这也算是一种妥协的结果，要不然苏联可能把你摧毁， 把你的工业机器和国宝艺术全部拖回苏联，你也拿他没辙。当年二战后他们把东德的机器拖回，把中国东三省的财富拖回，这都是苏联人干得出来的事儿。
当这一切妥协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精英开始大量外逃，跟我们看到的某国那年一样，能走的都尽量走。昆德拉自己是 1972 年左右才到的法国，他在祖国，他所曾经热爱的波西米亚，还继续忍辱负重地待了四年。他这样一个作 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领头发起了 1967 年的民运，才有了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才有了八月的苏军侵略。他自己在见证了这四年国家急剧的倒退和危险之后，最后选择了无可奈何的流亡。这一走就是五十一年，一走就是一生，最后竟然完全放弃母语写作，以一个法国籍作家的身份，在今年告别了这个世界，他至死都不想再回到他的祖国。
我一直都不想去国怀乡。我过去坚决地认为我应该永远在现场，我要做一个在场主义写作者，要亲眼见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今，我却要在昆德拉的故乡，在如此清秋长夜，给你们细说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流亡故事……我开始理解昆德拉在 1972 年的选择。他笔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人公托马斯医生，就是在布拉格八月镇压过后，九月带着爱人逃到了瑞士。
杜布切克作为总书记签完这些协议，到了 1969 年的四月份就被免职了。苏 联扶持了一个完全亲苏的总书记，好像叫胡塞克。捷克斯洛伐克暂时没有了政治未来，杜布切克的政治生命也只是暂时终结了。整个捷克的民主运动，民族命运，也都在 1968 年的 8 月以后貌似陷入了死寂。历史就是这样的，说起来漫长，十年八年在历史中就是一瞬间。这一沉寂就一直到 1977 年，又一个伟大的作家编剧应运而生，比昆德拉要年轻一些的哈维尔开始站立起来。
我的推断就是昨天我们吃饭的那个剧场，那是布拉格最大的剧场，哈维尔最初只是这个剧场的舞台监督。这是一个专业词汇，它指的就是负责演员上场 下场等等这些催场的事务。但是这样一个天才的人，由于他的良好教养，总之他学会了编剧，他成了捷克著名的荒诞话剧编剧。昆德拉曾经写过一篇《老实人哈维尔》的文章，称赞“他的戏剧是一种独创和不可替代的新事物”。
一定程度上说昆德拉是哈维尔的兄长，是他的名誉前辈，他应该也是受到过昆德拉影响的人。他们都在布拉格之春前后名动江湖，也会在成长的路上成为忘年交，走向共同的追求。其实人类的命运都很相似，在 1968 年的劫难之后，昆德拉选择了洁身远引，而哈维尔则选择了留守战斗，被剧院开除甚至问罪。到了 1977 年，他与搞地下刊物和音乐俱乐部的这一帮同道同仁，一起讨论 了一个宪章，就是呼吁要求党政当局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此即历史上著 名的“七七宪章”——这也成了后来世界许多国家宪章运动的始祖和模版。
中国的《零八宪章》就是学的捷克的《七七宪章》，但是在《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中间，还有一个多数人不知道的《八九宪章》，是由王康和温元凯两个人讨论起草，1989 年春天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我在纪念王康的文章里面，把八九宪章的全文要素全部写进去了，这种历史文献我不记录，恐怕很快就被遗忘在时间之流中。
我刚才讲到了「七七宪章运动」，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关头。1968 年苏军 入侵布拉格之时，民间的反抗还是牺牲了 80 个人。整个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了沉 默，他们似乎从未面对过如此的血腥。到了 1969 年，这就出现了前天导游带我们去祭拜的那两个伟大的杨。我不知道 Yan 是他们的姓还是名，这两个年轻人一个 23 岁左右，一个 19 岁。在 1969 年举国肃杀之际，他们相继到了那个著名的瓦茨拉夫广场，在那条大道上前后自焚抗议。
这是在捷克的民运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他们用一种自残自杀的方式，而且是最残酷的一种死的方式——送到医院抢救三天才逝世。他们将自己的身体燃为火炬，选择以这样悲壮的死来唤醒民众。他们的死引发了 1969 年布拉格十万民众上街大游行，学生工人农民市民和商人都走向了街头。这场街头民主运动，虽然依旧被扑灭，但是这个火种从他们点燃自己的身体那一刻开始，就不会再熄灭了。
所以到了 1977 年，哈维尔也进入成熟的年龄，他也 40 来岁了。他们在地下运作民间刊物，通过音乐俱乐部和列侬墙等方式传播。他们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宪章，呼吁捷克斯洛伐克要走宪政的道路。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宪章运动其实在鲁迅眼中都是叫——跪着造反。就是我向你统治者和执政党和平地提出，请你们落实你们自己的宪法，比如言论自由等等，这是一种蹲下来请愿的反抗方式。
昆德拉 1980 年在法国评说——当哈维尔被逐出剧院，禁止他对文学戏剧探索后，他庄严地转变，开始对虚伪的官方语言去神秘化的战斗。他成了“七七 宪章运动”的主要创始人、推动者和发言人之一。昆德拉甚至委婉批评——这 个宪章既不是革命纲领，也不是其他政治纲领，它不是对制度基础的彻底批 判，也不是一个建立更美好世界的方案。昆德拉最后当然还是对此评价很高， 他认为——毫无疑问，在人性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与此匹敌的东西。
即便如此温和的反抗，他们也知道他们会被捕，被镇压。他们拿到了全国两百多个各界名流的共同签名，商讨了一套策略，就是每三人一组作为宪章运动的发言人。第一批的三个人就有哈维尔，另外两个人，我记不住这些外国名字。哈维尔第一次被捕就是 1977 年，这三个人被捕了，马上冒出第二批三个 人，第二批人抓了，马上冒出第三批三个人。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和平情愿运动，类似于一种要把监狱填满的运动，真正是可歌可泣的浪漫而悲壮。不断有人被捕判刑，运动一直在持续，一直不断地有三人发言小组站出来，宣示我们对这个宪章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很策略很韧性的战斗，是鲁迅一直提倡的韧性的战斗。即使像鲁迅这么凌厉的人，都反对从装甲车后面站出来去肉搏。
他们的这种玩法，这种悲剧史诗般斗争的方式，依旧貌似被严刑峻法所扑灭。那时的刑判都不像今天我们那么重，判个三年五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每个人依旧前仆后继持之以恒地坚持奋斗努力。这一晃，又他妈的十年过去了。1988 年三月，布拉格的学潮又开始了，就是在宪章运动的引领下，查理大学的学生重返街头。哈维尔劳改释放出来还不久，作为“幕后黑手”的领袖罪名，1989 年 1 月又把他抓捕入狱。
把民间的领袖人物打掉，这是各种极权政府几乎相似的做法，让你们群龙无首。因为所有的这种自发的民运学潮，多是没有一个正规选举程序，来推举 出某个无名领袖的。每个人，就像我经常说的，勇敢是你自赋的使命，你不能 去要求他人勇敢。老子勇敢就自己去，你不能说我都走到第一线了，你为什么 还不跟上来。凡是用勇敢这种品质去强行要求他人的，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哈维尔在这次学潮中依旧站出来，因为是名人，只能被群众和当局都视为领袖。他那时虽然不是选举诞生的领袖，但是名气大又走在最前面，那捷共就肯定要杀鸡吓猴。1989 年 1 月，哈维尔第三次入狱，在他入狱期间，这个群众街头运动一直没有完全停歇，但是没成太大的规模。到了六月，东方某国的学潮爆发了，然后东亚青年阻挡坦克的照片视频传遍了全世界。早在布拉格之春时就有过类似的画面，眼前的视频更加震撼人心。全世界的极权主义政府被远东的这场学运——哪怕政府已经成功地镇压——但是依旧让他们魂飞魄散。他 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该怎么处理呢？用远东的方式处理的话，这个连欧洲的极权统治者，都会觉得有点过分。用国防军来屠杀自己的人民，这是可以的吗？如果是在还有一些信仰的国家，更要反躬自省，这是要下地狱的行为啊。
六月之后某国的反抗形象，某国孩子流下的鲜血，浇开了东欧的民主之 花。到了 1989 年 11 月 17 号，这天是国际学生节，布拉格查理大学的这些师生，再一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这次他们采取的是最波西米亚的方式——学生 们发明了一种新式革命，每个人手腕缠上红丝带，手捧鲜花面对军警。我们不要暴力，就是要上街合唱。在那之前有人创作了一首极易传唱的歌曲，表达人民的积怨和诉求，至今被视为捷克的第二国歌，老一辈几乎家喻户晓。他们的民运就是歌声，这是一个极好的手段，因为口号很难达到万人同声，很容易喊三遍以后就觉得无聊无趣。
昆德拉小说人物托马斯认为——集体游行整齐喊口号，这都是媚俗的行为。他永远不跟随在人群之中，当人们都举手的时候也跟着举手，哪怕这是一个很正义的行为，那他也觉得是在迎合庸众。凡是附和大众的，需要大家步调一致的都是媚俗，这是昆德拉文学的一个主题。
音乐这种东西和喊口号不一样，喊口号像机器人一样举手，而歌声里旋律都美，节奏都好，伴随着步伐和舞蹈，伴随着每个人手捧的鲜花和红丝带。它 更像是一场抒情的革命，革命的抒情。把革命变成一场街头的浪漫行动，大家 在这里互相接吻拥抱，陌生人之间的拥抱都视为合情合理，而且能瞬间达成同盟，并能继续相约街头和广场。
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发明这样一种革命方式之后，即便是最严苛的政党都会傻眼，尤其是在后极权主义的 1980 年代，全世界的媒体都随时在监看着，你怎么也不好意思直接开枪射杀十几万唱歌跳舞的孩子啊。就一个月的时间，坚持这种方式游行，捷共中央最初也准备强行平息。即使捷共的军力没有那么多，但是消灭平民，对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来说，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当捷共试图下令要向东亚某国学习，但捷克的军人却像东欧国家的很多军人一样，保持了某种底线的品质和教养，绝不向平民开枪。到这个命悬一线千钧一发的时刻， 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通令全国军队不许开枪。
捷共总书记这种轮选的统治者，都还算不上独裁者，其实没有军队的支持，他就是纸老虎。一个月下来，当国防部长明确表态不会开枪之后，警察是不敢招惹民众的，警用火器是不足以镇压几十万民众的。这个捷共末代总书记的名字我忘了，还算是有天良和底线的；知道大势已去，立即宣布辞职了。
要记住那时，1989 年年底，捷克斯洛伐克依旧还驻扎着苏军，苏联那会还 没解体。从 1968 年进来的苏军一直还在捷克，但是苏联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自己火烧屁股都还来不及扑灭。戈尔巴乔夫确实有改革之心，想要把 苏共和平演变，也想要把驻扎在东欧的各国部队慢慢地收回来。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命令住在国的军队协助捷共镇压民众，苏军持观望态度。
捷共总书记一个月就宣布辞职，捷克斯洛伐克一直还保留着的国民议会， 在那关键一刻发挥了作用。他们宣布全民重新选举，立马把 1969 年 4 月份被免掉的总书记杜布切克，选为国民议会总议长。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中失败的政治家，因为德高望重，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掌权的国民议会，法理上有权决定修改宪法。两天之内重新修宪，推出新的宪法，紧接着，宪法决定进入民选总统时代，永久结束一党专制。
在那急剧变革的一刻，有个最喜剧的真实桥段——当 11 月民运开始的时 候，哈维尔还在监狱里面关着，外面的群众每天呼喊着释放政治犯。眼看着捷共江山不保，看守所的警察对哈维尔特别友好，生怕得罪他。因为这是领袖啊，这是捷克人民共同信任的最有声望的人。一次次被抓，常年被监视，被跟踪打压，又是伟大的编剧，他们必须尊重啊。监狱长虚心问哈维尔——你看， 这个党的天下还有几天了？——这都是真实的对话。狱警向被囚禁的犯人请教这个江山还有多久？他甚至暗示我对你不薄，你出去别把我的饭碗砸了。后来哈维尔当总统之后，他们继续当狱警，因为民主国家也要监狱嘛，哪有没有犯罪的国家。哈维尔甚至还回过他那监狱参观，真是有趣的人生。
转折的历史关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布拉格最牛逼的剧团全体罢工了。剧团的演员多是捷克的明星，民众都认识的面孔，他们都是哈维尔的朋友同事。捷克当然出过很多伟大的音乐家，也都一直保持着他们的音乐演出， 交响乐等等这些。但是在这个月，整个剧团罢工，不仅罢工，所有的明星走向街头。会拉地拉，会唱的唱，会表演的表演，会演讲的演讲，在一个乱世动荡时刻，大家认识的公众人物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这也是波西米亚式的革命，就是文艺圈率先出来影响民众。就像我们今天，一个没有公众知名度和信任感，没有良好声望和健康形象的人，我们假想他率先走向街头，他不认识更多的人，他的脸谱不构成大众识别度，那么他的 号召力就非常有限。这个是各国民运都总结出来的，假设国家允许参政，大家都认识和认可的人，才具备这样的公信力。哈维尔恰好具备了这一切。
总书记宣布辞职，杜布切克领导的国民议会修宪，立马进行第一次总统选举。这个时候哈维尔被释放出来，立即被选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这是世界史上几乎仅有的一例，一个作家编剧成为了第一个民主新国家的领袖。我认为他是可以堪称国父的人，至少也算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个国父。他的毕生努力，他付出甚至有可能死在监狱里的代价，提着脑袋干的这一场革命，终于赢来了祖国的天亮。自己认定的道路，选择了这样一条危险的荆途，然后亲眼见证了自己使命的成果，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伟大征途啊。不是说他向往这个权利，只是在国家关键的过渡时期，历史必须征召这样的英雄。
你不能不服，他不是一个律师出身的总统，也不是一个像华盛顿那样的农场主总统。更不是一个技术官僚，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要求哈维尔太 多。社会主义改造几十年，这个国家已经破败不堪，你不能指望哈维尔这样一 个文人，能够立马率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奔向他们的小康。但是这样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就是手造捷克共和的人，我们形容孙中山是手造共和的人，结 束了两千年帝制，那他就是在他的国家真正结束一党专制的人。
哈维尔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标杆。在他活着的年代，没有贪 权，没有恋位，连任两届总统之后回归乡野。最后，终老于他的祖国，但是他奠定了捷克走到今天的重新繁荣和自由。1989 年的这场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基 本没死一个人，没有流血和惨案，像欧洲的绒布一样丝滑，于是世界史赞美其 为“天鹅绒革命”。1990 年戈尔巴乔夫把驻扎在捷克的军队召回苏联——那是 苏联这个名字存在的最后时光，天鹅绒革命彻底成功。
接下来苏联的解体，东欧其他国家的巨变，都像天鹅绒一样丝滑，没有付出太多血的代价，没有再拿一代青年人的生命去填沟转壑。哈维尔，这个波西 米亚民族的写作者，立下的不朽功业，万世英名，我认为捷克人越到后来—— 眼前这个时代可能还不足以认清他的价值，还没把他埋进那个先贤教堂。我认为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捷克人，想起这样一个总统，将会多么怀念和骄傲。
哈维尔在出任总统的四年前，出版过一本对话体的自传。从中可以看出， 他平生原本的兴趣，只是作为一个剧作家存在。他酷爱先锋戏剧，喜欢在自己的舞台上进行各种戏剧实验。一个并不爱好权利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言论权和一切人的权利，不得不被逼成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实干家。人们对他的期望，他内心深处的挣扎，令他无法留下更多戏剧文学名著——这对于一个酷 爱母语创作的人来说，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
就像我们说不出唐朝几个皇帝的名字，我们却能牢记随便几十个唐朝的诗 人。就像很多国家的无数大帝元首，早已埋没在历史烟尘或绑上耻辱柱，但是那些伟大艺术家和诗人的雕像，却至今屹立在他们的各个广场。哈维尔在 1985 年说——我将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可靠的人，找到我应有的位置。
我不知道他如今在历史上的位置，是不是他真正感到心安的地方。在他当 总统三年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和平分手解体各自建国时，他是一个反对者，他多么迷恋他曾经一统的祖国啊，这只是一个文学家的乡愁迷恋。从政治角度上说，这是他的局限，是他的迷惘与悲伤，但这确实是不得不做也应该做的事情。小国寡民的两个国家，如今依旧并肩站立在东欧，都在抖落历史的魔障，重返文明社会。
在这个捷克的著名边境 CK 小镇,这个世界文明遗产的古城，著名分离派画家席勒的故乡，我把捷克 1945 年到 1990 年这个几十年的历史，大致梳理了一 遍。我所知有限，记忆不详，只能讲这么多，都是来自于我的泛泛阅读。所有记忆有误的地方，希望你们帮我查漏补缺。明天讲布拉格之恋，那我可以更多的发挥，因为那是讲文学。
如果用历史学的角度来谈哈维尔，这涉及到我们历史观的问题，这个历史观问题又推到历史观的本体论问题——就是人类到底是天注定？是英雄改变历史还是人民改变历史？共产主义者都相信人民改变历史，人民这个词是极权主义虚构的一个虚幻的大词，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由他们来认定。坦率地说，我是一个英雄史观主张者。我认为美国没有华盛顿，就没今天的美国；没有费城会议的那帮先贤，也没有今天的美国。我相信印度没有甘地，就没有今天的印度。中国没有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个帝制是否能够在那一年结束都得两说。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我认为一个民族没有英雄先知，只靠人民 这些个泛泛的群众，就能自然走出中世纪般的黑暗，这个我是严重怀疑的。
一如捷克斯洛伐克走到那个时候，没有哈维尔，可能也会有张维尔李维尔，但是他们确实就有了这样一个哈维尔。同样作为著名知识分子，昆德拉选 择了出走，选择了遥远地批评这个民族，批判这个体制。但哈维尔选择了坚守，老子就要跟你死磕到底。出走是一种态度和选择，我们从不苛求任何人。 昆德拉在他认可的法国，写下来更多不朽的名著。但哈维尔留在这个土地上亲身参与，拼搏战斗到最后，见证这个成果，并参与讨论新的建国大纲和宪法等 等，这更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一代一代读书人的伟大梦想。
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国家转型这种不朽功业之中，我认为是一种荣耀，是真正为子孙造福的成就。中国古人所谓的内圣外王，哈维尔似乎正是这 样一种典型。我时常想起在捷克这块小小土地上，诞生的这样两个写作者，大抵相似的命运，不同的成就和结果，这才是那样一个大时代特有的戏剧般的人 生。一个差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都实现 了他们青春期的立志。哈维尔年龄小一些，因为不断被捕坐牢迫害折磨，寿终于七十五岁。昆德拉活到了 90 多岁，在今年前不久仙逝。我今天在他们的祖国漫谈，只是为了纪念这两位伟大的前辈。他们无论文学成就还是社会成就，都 是我心中仰止的巍峨高山。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人生，他们真正像人一样走过这个尘世，并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他们飞过的划痕。
他们的生命有价值和意义，而我们可能至死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像蝼蚁一样卑微迁徙逃避，心存希望却又实感虚妄，这就是我辈的悲凉。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布拉格，这里有我隐秘的回忆与感伤。想到他们曾经生活的沉重，他们生命最终抵达的轻盈，我能感受的只是我最深的沉痛。我在此行的路上，两次忍不住地泣不成声，都是我对他们无上的致敬……再见，布拉 格；再见，捷克。我也许再也不会重来了，就此别过。
2023 年 9 月 14 讲谈于捷克CK古城
2023 年 10 月 1 日修订于泰国清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