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四通”
“四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鼎盛之年留给我的印象简而言之就是“高大上”。我属于当年对它相当无知的异类，它所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对我来说深不可测，遥不可及，高不可攀，除了环境、焦点、专业的原因，似乎也与它近乎一飞冲天的雄强气势有关，与它精英荟萃的豪华配置有关，甚至与它名字铿锵方正的音形义有关；我还曾觉得它相当“主流”和“正面”……
其后，“四通”渐如一座飘向远方的灿灿山峰，混沌为记忆中一派朦胧的大象无形。
2022年秋，一位勇士兀然站立在京城一座以“四通”命名的桥上，也将历史镜头的焦点瞬间拉回到那个久违了的“四通”。
若在与“八九”相关的历史文献中稍作徘徊，总会在某些章节段落与“四通”相遇。“四通”最终成了“八九”这出历史活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以致没有“四通”的“八九”叙事，肯定是不完整也不准确的。“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由此不仅留下一页辉煌的商业篇章，也以它对民族命运的热切介入而载入史册，终应了万润南先生当初的设计理念：“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在“八九”尾端的高潮段落——“四君子绝食”及广场撤离中，“四通”精英直接登台亮相，成为影响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按照万润南先生的说法，绝食四君子中“两个半与四通有关”——周舵，高新，加半个刘晓波，而幕后运作“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曹思源则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隔着一条变得悠长的时间隧道，忽而对已在远方的那个“四通”有些入迷，对那些快乐、自信、骄傲，充满创造活力的“四通人”生出神往。跳跃无序地在网上搜寻浏览，“四通”和“四通人”的往事被渐渐串接整合起来——始料未及，悲伤如潮涌来，痛惜绵绵不绝，忽而竟掘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创口。
万润南先生记述了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段”的细节，当1989年5月30日CCTV报道了“四通”所为，“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这样的大好事，背后原来有四通的努力。民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四通的支持。6月1日、2日这两天，四通的营业大厅顾客爆满，创造了连续两个月萧条后的销售奇迹。”
我称出了“四通”当时在大众心目中的份量。
“四通”曾是时代之子，改革之果，未来之星。
“四通”Stone之名来自“摸着石头过河”。一石Stone一世界。“四通”之命，也体现着时代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先驱者的命运，而民族总是命运多舛，良才尽遭摧折流失。令人伤恸之处在于：“四通”不是一个未曾践行的理念设计，不是个体或小集团的短暂试炼，不是一部虚构出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它曾是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存在，它已是一块被触摸过、被测量过、被标记过的“石头Stone”，万润南先生清楚“作为做具体事情的人，我更关心可操作的途径，步骤，或说路线图。”
四通管理层
曾经的“四通”，不仅是商业领域的探索者，也是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人文精神的宣导者，它“试图在体制上、组织上、机制上都进入现代化”。曹思源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专门研究政治改革，其目标直涉“大家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还先后举办了几次民间的‘修宪讨论会’”，但伴随着“四通”命运的逆转，这些探索终成未竟之业，未解之谜。
网上搜读万润南先生的《商海云帆——四通故事》，恰到最鼎盛一段，忽而遭遇404“留白”。气恼与失落后，感觉“残缺”除了留下想象的空间外，似乎也自有其妙，正如历史与现实，在可见可察可分析的种种因素之外，本就还有着难以真正窥见的部分，有着难以完全参透的宿命。
“万总”——小万·老万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未进入“读图时代”，除却影坛、歌坛明星，一些著名公众人物的样貌也并不易为人熟知。我一直莫名而本能地把万润南先生设定为一个蔼然长者加霸道总裁，“长”到或许还带着“旧社会”的经验阅历，而总裁之“霸道”，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应有之义。
迟到的发现让我惊异：“万总”当年实际是风华正茂的“小万”，创建“四通”时年仅37岁，毁家纾难、别离故国时正值42岁的盛年。小万是个标准的江南灵秀小生，面貌清俊，气质雍容，不杂一丝浊气，清雅、清正，清明，他说：“在古人当中，我喜欢谢安！”
忽而明白是常常嵌在“四通公司老总万~”称谓中的“老总万”这三个字的组合在作怪，由此生发的想象让小万不似小生而貌似老生。
“万总”
未久又有幸看到1987年CCTV制作的专题片《四通人》，那里有一个音容笑貌俱全的“四通”老总小万。小万不仅不是蔼然长者老万，也非霸道总裁模式的老总，而是稳健自信、端然大气、气清神定的“万总”。“万总”没有咄咄逼人的威势，没有冷硬傲慢的骄狂，不是那种邪恶、乖戾、疯狂的天才，甚至他的轮廓线条、气场气息都是柔和的、温润的、和善的……有如此卓越又如此宽和的“万总”，难怪当年“四通”群贤毕至，协同一心，也不难想象，早年的小万多么令优秀女性敬慕心仪，又多么令她们的长辈心安而欢喜。
获知曾经的那个“四通”老总既非长者老万，又非霸道总裁，竟五味杂陈。
当年的小万、阿南、大南如今真的变成了皓发白须的老万、万爷、万老，英俊小生、白面书生变成了老生、须生，那其中有时光的自然雕刻，似乎也有刻意的人为塑造，联想起由亚瑟变成的牛虻，由爱德蒙·唐泰斯变成的基督山伯爵……尽管并无可比性，但他们奇特命运中都有一道巨大的分水岭，都有时空的飞纵跨越，由此将当下生命分成了“前世”与“今生”。小万与老万间，隔了一个时代，两个天下。
“老万”
老“四通人”至今仍称老万为“万总”，那其间包含的敬重与思念，令人动容。他们说：“万总”还是“四通人”心里最庄严的称呼！
老万诗吟：“笑对三生劫，长歌八面风”。
《童年回忆》——小小万成为“万总”的密码
从“万总”的《商海云帆——四通故事》上溯，能看到记录小万青春华年的《清华岁月》，继续寻根溯源，会看到老万以惊人记忆写下的关于小小万的《童年回忆》。
《童年回忆》布满和风暖阳，让人心头阴霾顿消。纵揽“万总”的命局，不由赞叹他实在是一位“福将”——六亲得助，师友高贵，万千宠爱……虽历跌宕起伏山回路转，却也总是吉人天相有惊无险。
不止一位大师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十岁前的记忆，将决定人一生的取向。《童年回忆》截止到“万总”12岁，小小万最终成为“万总”的密码就藏在这里。因此它也是一篇对儿童教育、身心成长富有启示的珍贵文本。
“这是一个平衡的普通家庭，我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长大”。万总出自的这个“普通家庭”看似寻常又极不平凡。“万总”属人才辈出的宜兴万氏家族第20代，宜兴万氏是江南众多书香门第之一，代有读书人。其先祖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毕公高，万氏有先人曾是孟子的弟子。万氏第六代万吉，称“古斋先生”，其子为明代名臣万士和。强大而神秘的遗传基因，再次在“万总”这里显出威力。
“万总”初来乍到就不甘平凡，踢破羊水，双脚先出，抱头临世，难产而顺遂，如在展示命运的寓言：改革先锋，敢为天下先——“偏向绝处飞”。有大优长者亦常有缺，天生左耳失聪——自称“独耳听世界”，却更听得真，记得牢；很晚讲话，母称“大头痴”，认字却早；嘴笨少伶牙俐齿，也免了巧言令色，却博闻强记，笔下生风，成为“万总”后更是宏论滔滔。
“万总”的原生家庭，是相敬相爱、和谐美好的典范，再次证明了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定律。家族长辈的天赋才智、道德人格对“万总”的影响几乎一目了然，成为他先天即有的一笔巨大财富。
外公善于主持公众事务，并秉持正义，是“万总”最早的启蒙老师，万总从他身上悟到作为管理者“肯吃亏、不与民争利、程序设计”的重要性，后来“四通”分房，他坚持未留一间给自己。外婆是沙奶奶➕阿庆嫂的合体，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富不骄横，穷不失志”。
“万总”形象地概括父母：父亲是一丝不苟的严谨，母亲是顺其自然的随和，父亲是高山流水，母亲是海纳百川。
万润南父母
父亲算盘打得出神入化，左右开弓，又快又准，“本事大，信用好”，且品性高洁，有着“一丝不苟的整洁，中规中矩的完美”，“如果全世界要评选十个模范公务员，我认为父亲应当榜上有名。”“万总”的父亲万达邦后来亲自创建了四通公司的财务管理系统，可以说：“四通能够成功，我父亲主管财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母亲内心充满阳光，“漂亮得风和日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喜为人着想，为弱势代言的“大姐姐”，“身边总是聚集一批穷朋友，小朋友，面对权贵和恶势力”，“总是大义凛然，仗义执言”。母亲还是人情练达、世事通明的“危机处理高手”，更具有一种可贵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
仁爱之心，广结善缘，是这个“普通家庭”的最不平凡处。“万总”的外婆、外公、父母皆福德深厚，享有近百岁的高寿。家族亲情是“万总”的重要支撑，即便漂泊天涯、远隔千里，他仍同父母日日通话，“聊家常，问安好”，他为逝去的父母写下的《父亲的背影》《大南祭母文》，真淳动人。
按现在的说法，“万总”小时是一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有超越群伦的才智，好学上进成绩傲人，身体倍棒很少生病，老师赞赏，家长得意。他的早熟体现为一个早熟的社会观察者、思考者，自幼喜读大人的报纸，尤喜评论文章。“你将来长大了要成为？”——当面对所有少年都熟悉的这个题目时，“万总”先是工程师，继而高尔基，最后果然遂了初衷考入清华土建系，他还幽了一默：“李玉说：她当年要当拖拉机手，后来果然下乡了。”
由于父亲在上海的银行工作，童年的“万总”在宜兴乡村和上海都市间转换生活、就学。从“富乡僻壤，教化所不及”的鱼米之乡宜兴，到上海法租界的欧陆风情、精致高雅，传统与现代，士与商，自然与法度，灵性舒展与理性规范，两种景观，两样文明，塑造出了“万总”的雏形。初到上海被当做“乡下人”挨欺负，也让他知晓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回忆着这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包括对那些欺负过我的上海小赤佬”，“永远不要仗势欺人，因为被人欺负的感觉，我懂。”
“小万”
从《童年回忆》中还能看到一幅已经远去的美好乡村画卷。那里曾有一整套的人文伦理，有传统乡绅、民间高人，有江南风物、集市街景，有神明敬畏、怪力乱神……“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玩的”。
童年的“万总”幸运地坐拥天地自然这个“大摇篮”，让他生出了一副奇特的翅膀：既能振翅飞翔，也能超然物外。
“四通”的标识
“万总”阳光灿烂的童年和弥漫其间的温暖人性，让我忽而明白“四通”故事让我这样一个科盲、商盲心生眷念的原因，是它被注入的强烈人文情怀，是它独有的鲜明人文“标识”。
“先做人，后做事”，“要造就新型的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是“万总”在“四通”推行的基本准则，追求“高境界，高效率，高效益”。“高境界”竟被置之首位，它关乎的本义是人，人的实现，人的完善，人的升华。让员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或许早已是消弭于历史的一句妄言，但“四通”将它演化成了那个启蒙时代的一道光华。
其实在“四通”看似一飞冲天、一路顺风车的后边，也有着任何事业开创期难以想象的艰辛、挫折、考验。这块硕大的“石头Stone”，也曾关山难度，甚至置于死地而后生；也曾被权力的巨掌试图掐灭摁死，也曾被红眼妒；也曾天有不测，损兵折将……它自是影视文艺关注的好题材好素材，导演黄健中曾以“四通”为蓝本拍摄过一部8集电视连续剧《撞击世纪之门》，戒严期间的6月10日央视启动重播，但播出一集后便停止了，此剧就此彻底湮没。1989年4月6日，国家科委曾召开《撞击世纪之门》研讨座谈会，对此剧“万总”倒善意接纳，而“四通”员工们及时任公关部部长的李玉老师却不甚满意，认为作品“采用了一个很不相称的低格调”，并且“用文化革命中的派战来看待民办科技企业”，同时“把经济力量和道德伦理规范完全对立了起来”，她借机清晰表达了“四通”的人文理念：“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命悠关的哲学基础，是比一切物质条件，比技术、资金、渠道、市场等等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的原则，是企业成员共识和凝聚力的基础和行为准则”，“中国改革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事业，它需要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文化秩序。”可以想见，这部作品虽“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但本也提供了一个可供社会广泛讨论“四通现象”的契机。
万总认为“四通”的成功，靠的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一大批有志之士艰苦创业的结果。” 1988年8月11日—9月10日，围绕“四通现象”，《经济日报》展开了为时一个月的大讨论，也隆重登载了“万总”的一篇经典文章《万润南：我的回答》，编辑审稿时赞叹：“这个家伙的文章，居然不需要改一个字！”
“万总”确实格局阔大，理想高远，有着“雅志存千古，雄心抵九穹”的豪迈，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之情怀，还有太多的诗心才艺……但相对那块冰冻三尺、一时积重难返的土地，这样的“万总”是否太奢侈了呢？“四通”的起点是否太超前了呢？
“应叹我，报春早！”
难忘“万总”那篇写于2012年的文章：《大道青天：罗征启的两封信，胡耀邦的一顶盔》，书写的虽是亦师亦友的罗征启先生，却可见“万总”人格理想的自身投影。
“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又有脊梁有担当的，却不是很多。”他钦敬、赞佩罗征启的“书生意气，侠士风骨”，为其贺寿赠诗：“一日从师聆教诲，终身受用谨躬行。”继而他说：“理想主义害自己，现实主义害别人，等到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时，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万劫不复了”，“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改变，不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在绝对重要的利益之上，还有绝对重要的人类良知。”
“万总”在当年风暴欲来的时刻告诫“四通”同仁：“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绝对重要的人类良知”。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注定死路一条，他们秉持的应该是：血要凉，骨要软，头脑千万可得冷，只为牢牢守住前两者——万勿热血上头，万勿骨鲠犯倔，以免失足越界。
“文革十年，低着头，哈着腰；改革十年，半抬起头，半哈着腰。这一回，老子不伺候了。”那年挥别故国未久，“万总”曾这样一吐为快。
我暗忖：他“伺候”得了吗？——似乎难以兼容，柳暗花明的某些时段或能短暂相合，但终归两类。我倒由此释然了。
“万总”早已释然，“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