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铺上冬天，
迎接那似乎
曾经敲响过的钟声。
在那些关于轮回
残存的印象里。
白昼啊！
我带你徐徐变长。
要是现在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愿意活到五十岁。我一无所有，届时必将因为多年的困顿而病入膏肓。现在我还年轻，靠充沛的精力和体能扛过一次次的打击。待到年老体衰，某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足以将我送进医院，那种情况一旦发生，其结局将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毫无指望地受折磨。这完全不是在危言耸听，在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身上，此等悲剧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上演着。因此于我而言，过了五十岁，生存将失去意义，除了给亲友增添负担之外。按五十年阳寿来计算，我还有十八年活头，必须抓住这十八年，让自己充实些，以便到了那时，好对自己来到这世上并走了半个世纪有个交代。
假如你认为这调子太悲，那么你错了，我是个乐天派。当我又一次结束监视居住，政治警察们问：“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干反革命，然后等死。”政治警察诧异：“年纪轻轻，怎么如此悲观，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只好告诉他：“死有什么好悲观的？人人都得死，如果你不怕死，那么就不会觉得悲观。”一个乐天派，就是乐观豁达地去生，然后乐观豁达地去死。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叶赛宁诗曰：“死了不是新鲜事，活着更不新鲜。”
从我的窗外望出去，除了北方萧瑟的冬天，几乎再没有什么令人心动之物。我爱这北国冬天的夜晚，仿佛就连那闪烁的星辰都已经上冻。你可以听着寒风拖拽窗缝的呼啸声，默默地陷入思念。这时你会深深地明白，天涯海角这个词儿，并不是一种诗人的癔病，它是那么真切。当然，这真切的前提或许是因为你的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本就是缘于你的存在。
说起癔病，我时常怀疑自己。因此我向一位当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请教，我告诉他，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无论是外在的事物环境，还是内在的心理感受，就在那一刻，仿佛曾经在哪里发生过。他告诉我，在心理学上，这叫“似曾相识”感，医学上认为它与癔症有关，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启示。我的这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自己更加倾向于后者。如果是后者，我会觉得这很美，仿佛是往生某个瞬间的浮现，或者造化的主人在向我暗示着什么。但是我更疑心这是因为前者，我在发癔病，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算良好。
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癔病，如果那真是癔病的话。尤其是，在寒冬的深夜里向窗外眺望，四下里早悄无声息，让思绪越过霜冻的树林、原野和河面上的冰盖，远处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朝着我的方向驶来，车灯在深夜里变幻着。那一刻仿佛无数次地见过，从儿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往生一直通往来世。那是你的汽车，我相信，至少在它还没有脱离我的视线之前。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身处哪个时代，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是谁？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愿意相信你就在那车里。而我，是五七干校学习班里的一个改造对象；或者是一个兵，不久就要开拔去和日本人打仗，然后把命送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铁甲车轮子下；要么，一个穷苦的音乐家，明知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够得上贝多芬的万一，却仍旧想要当个贝多芬。窗户里头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它是五七干校的宿舍，还是碉堡，或者一个从二房东处磨破头皮得来的蜗居。重要的是，窗外的黑夜里，一切都已上冻，除了那双向我驶来的车灯，仍旧象你的目光一样热烈。
我耳边时常有两个声音在同一瞬间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离你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自我，我多么希望，藉着这寒冷的星光，瞬间来到你的身边。然而另一个声音却说，让我远离你，越远越好。那是除了真实自我之外的一切，它们象一对怪胎，每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另一个亦同时出现，并且强度相当。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知道自己发起了癔病。
我的幸福来源于我坚信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并非自吹自擂，我们的国家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因此你，亦早已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自打你我托生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便已成定局。只要和我的反革命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自小就梦寐以求的彼岸。那种相互之间素昧平生便可以以手足相待的情谊，只有当和反革命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享受得到。因为在反革命之间，只有相互说真话才能得到好处，相互说谎只会坑了自己；只有相互帮忙才是有益的，相互拆台你什么也捞不到。这里头的生存原则，完全与茫茫尘世绝然相反，我爱这种生活。我离不开他们，三天见不着他们，我就浑身发痒。当然，想要得到极致的美好，就必须付出与之相配的代价，什么也不愿承担而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是以尽管我的世界被政治这只大手搅成烂泥，我也愿意往烂泥坑里跳。
作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我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且小小年纪就见识了无数妻离子散之后剩下一个凄凉晚景的哀伤，并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有权力放弃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你可以谴责我过于热衷于政治，那是因为你也许并不了解我。我对政治压根也不感兴趣，甚至极度地厌恶它。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厌恶，才让自己成了一名反革命。党用行动告诉我：你不能拒绝政治，更不能厌恶政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必须拥护党的每一个政治决定，无论它们是否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厌恶政治就是不跟党走，是政治错误，是反革命。即便你出家当了和尚或者修道士，党依然不会放过你，会要求你不断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法轮功或者达赖喇嘛；要求你遵从科学发展观破除迷信，或者遵守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你从圣经、佛经或是古兰经里找到证据去论证和谐社会之伟大，并承认和谐社会高于你所信仰的圣经、佛经或古兰经。党把持着与政治相关一切事务的发言权，所以象我这样一个一提起政治就头大如斗的人来说，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的话，自然要和党唱反调。因为我相信，政治这个东西，它的正确性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来说了算，更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拿着枪杆子来逼着人说了算，它应该由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来说了算。我知道我是对的，尽管我并不热衷于当个社会活动家，但我从小被教育说要讲真话，我不能对不起生养我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对的，其中包括不少党员甚至那些直接负责控制我的镇压机构的人，只要他们把从党那弄来的那张皮一扔，他们会变得和我一样。
这种幸福是党强加给我的，我偶然间公开说了些许真话，被党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然后享受到了当反革命的乐趣：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的生活。于是从此我乐于说真话，在这个反革命的泥潭里乐此不疲。
但是还有另一种幸福，那是我想要的，多年以来。那就是你，我相信我们在灵魂深处是同一类人。如果没有反革命这顶帽子，我自信完全有能力与你共同编织一出幸福圆满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最美的诗篇全都留给你，虽然它们是否美，并不由我说了算。遗憾的是，我已经烙上了反革命的烙印，当我看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公，那不可遏抑的情感就会涌上心头，哪怕我无能为力，我也要站在公义的一边。甚至想要逃避它都无处可逃，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满了虚伪和不公。有人说：你不要去，想想你的父母亲人，你去就是害了他们。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践踏公义和良知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迫害我的人？反倒是认为我在祸害自己的亲人？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因此，我在你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我告诉自己：你应该更主动些，因为你的情感发自肺腑。但是我每次向你靠近一步，就感到自己将祸水向你引来。于是，我又退后两步，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向你靠近，然后又情不自禁地退却……
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离你已经很远。那一天大雪纷飞，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向前走，我想去看一位名叫王连喜的人。你应该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精神失常了，是位六四“暴徒”，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蹲了十九年的大牢。那时我是多么迫切想去看他，他没有任何一个亲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供暖。我想哪怕是去陪他几个钟头，给他买几个鸡蛋。我没有能力去治好他的病，也没有能力为他联系到得力的帮助，但是我想，陪他一会总是可以做到，哪怕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一切都如同远在天边，包括那些落进领口的雪。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想你。
那路旁的雪积得很厚，越是人迹喧闹的地方，雪就越肮脏；越是人迹罕至之处，就越洁净。就象是一场千年前就已注定的命运，只是当它还为发生之时，谁也不知道那注定的道路究竟通往何方。假如你就在这个城市，我一定不顾一切前来找你。我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更不三心二意，我会是一个好郎君。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王连喜，在大雪天里，为他送去一壶我们亲手煮的羊肉汤。
那就是我的彼岸，现在，我还在河中徘徊。
也许这并不是癔病，这不过是个古老的预言。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本站网址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