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这三座大山也就成了毛泽东和中共的由头，共产革命的胜利和当年的国人对这三座大山的痛恨是紧密关联的。中共建政六十年了，这三座大山究竟推翻了没有，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别论。从九十年代起，看病难、上学难和养老难，这三大问题在很多中国家庭都存在。于是，很多人认为医疗、教育、养老是压在国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看病难、上学难和养老难，这三大问题能成为国人眼中的新“三座大山”，这背后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普通国人会遇上看病难、上学难和养老难这样的人生大问题？不是说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吗？为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这些问题更加成为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明白，因为共产革命是用一种更加专制的制度代替了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制度，而没有解决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问题。因为共产党的新中国依然是一个权力社会，所以它无论高喊什么样的漂亮口号，最终都会有一些依附在权力轴心上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新权贵。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邓氏改革暴露出真的面目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经济权贵、文化权贵和政治权贵。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国人的头上压着一个权贵阶层，这才是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
先说说经济权贵这座大山
邓小平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30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到百万富翁，再到千万富翁，再到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在速度上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到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他们短期内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并羡慕不已。
山西省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共产党中国的这些豪富们是怎么造就的呢？就是共产党造就的，就是共产党建立的这个体制造就的。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最富裕的人是太子党们，大概有500个家庭。大量的次级富豪是各级官僚及其子弟，他们的数量惊人庞大。还有一部分富豪的是与官僚勾结并坐地分赃的奸商，他们与中国官僚的数量基本相等。这些富豪们的财产大都来得有问题，太子党们是靠权力参与垄断经济而致富，各级官僚是依靠权力寻租而致富，表面上依靠企业致富的那些人大多是勾结官僚进行超级经营而致富。也就是说，中国的富豪大部分是依托权力结构而产生的，谁接近权力的核心，谁就能发大财，谁能沾上权力的边，谁就能发小财。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这个社会没有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致富的人，但他们的富裕注定不长久，因为权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呢。我们国人都能看到，民营企业刚刚在权力的夹缝中发展地有点起色，权贵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从山西到浙江，好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被权贵们“收购”了，民营企业的老总们心里寒冷，还不得不为这卑劣的行为唱赞歌，可悲。
有的朋友将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可是我们反思一下这个社会，它是培育独立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吗？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富豪们都在做什么吧。当中国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特权社会，现在的权力结构把这个特权传统发扬到了极致。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就不可能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富人的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
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次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权贵这座大山。
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本来，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文化人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国的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权贵，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国的文化权贵都做了些什么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权贵”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10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王兆山和司马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主流文化权贵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疾病，医治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劣根性”，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中国社会对立、抗衡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将文笔化作刀剑匕首，勇敢、执着地揭露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权贵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权贵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文化人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而且是被广大文化权贵羞辱的“一小撮”。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李慎之，张祖桦、刘晓波，贺卫方，胡星斗，等等，这些不识相的家伙在当局眼里太讨厌了，在文化权贵眼里也太多了，但是，在中国他们又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再说说政治权贵这座大山。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政治权贵主要就是中共内部的“一小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八个民主党支部的党魁们，他们与中共党内的政治权贵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权贵。
中国的政治权贵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30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30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和“屁民”，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少有自己的权利，少有自己的财富，少有自己的精神。
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权贵。反过来，这些政治权贵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权贵集团将压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不是山，是少数的人。中共建政60年来，精英们通过前30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30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国民人格。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
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后人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 。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我本人人微言轻，了解的大官无非就是一些市长县长乡长和局长，我知道他们都是更大的官的亲人亲属或者马仔，而且我知道他们自己的亲人亲属都是各级官员和商界骄子。一般最底层的百姓都能看到，乡长局长们的孩子都不是一般的料，他们只能感叹自己的血统出了问题，只能埋怨先祖不去参加革命。
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90%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代穷人在继续着自己的贫穷，第二代穷人已经在“世袭”中形成，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已经有了后代。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农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还有千万的失地农民，还有千万的失业工人，还有千万的破产创业者，他们都在形成一个中国贫穷大军。
历来的科举制，都是贫寒家庭孩子融入中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皇上们对科举舞弊抓得很严，要掉脑袋的。当这一制度被历史的进程淘汰以后，本该引进西方先进的选举制度和个人创业制度，可是我们没有，最高领导人被一代代指定继承，最低领导人也一样在指定继承中延续。结果，只有权和钱的子女是人才，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如此这样，不肖说十几代，几十代，两代之后，再看我们的老大中国，不是被倭寇灭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灭亡了。
要维持社会生活的和平有序，必须促进社会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最原始、最落后和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危险。毛泽东对青年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或许有一天，中国90%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仰天说：“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如果人们这么说的那一天来临了，危险也就迫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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