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按：这是我接受《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采访的发表稿，题目是我后改的。明天李庄案将会宣判，结果如何，很难预料。无论如何，这桩案件将会成为一起中国法治发展水准的标志性例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09年12月29日上午，“李庄案”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等十多名来自高校及律师界的代表，就李庄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否则律师将无法当面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贺卫方教授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专门谈到了李庄案中证人不出庭的相关问题。
青年周末：《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后来最高院出了一个141条司法解释，为证人不出庭预留了空间，这是不是导致我国刑诉案证人普遍不出庭的原因所在？
贺卫方：应该说不是。证人不出庭这种情况早在141条出来之前就很普遍。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法院在这方面相当懈怠，相当放任，任由相关证人想出庭就出庭，不想出庭就不出庭。甚至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案件，都没有证人出庭。比如说福建的黄金高案，那是引发海内外相当关注的案件，涉及到100多个证人，但没有一个证人出庭。
其次，或许是因为中国整个刑事诉讼的结构，让检方处于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检方的一些所谓已经确定的有罪证据，可能会因为律师的质证而被否定，检方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如果检方不愿意他们的证人出庭的话，法院看来是没有多少办法的。法院没有办法强制要求检方把证人送到法庭上来。
当然，证人出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也是有些证人要顾忌的。有的证人会觉得，在法庭上当面指控，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比如受到报复。
不过，在国内的刑事案中，证人虽很少到法庭作证，但受警方传唤录供却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这跟国外通行的惯例刚好完全颠倒。
青年周末：国外是一种什么情况？
贺卫方：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切证据都必须到法庭上质疑和质证。现代各国刑侦制度都通行一条基本原则：法院有权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而警察、检察官则只能在法律或法院授权的前提下才具有这样的权力。但在中国的情况正相反，警方和检方都是特别具有强制力的机构，法院其实很弱势。在业内有所谓“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前面做成什么样了，法院就只能接受什么。
我们虽然有一个规定：没有在法庭上得到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关键在于，像现在这样一种书面的指控，提交到法庭上后，到底算不算质证？我个人认为，根本不算。按照英美等国的法律，书面证词是一种所谓“传闻证据”，基本相当于一种传言，是应该被排除掉的。
青年周末：我们知道李庄案中的8个证人全部没有出庭，那么按照这个法理，这8名证人的证言都该被排除掉？
贺卫方：对！证人没有出庭，律师怎么去质疑一张纸？假设它是被胁迫、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比如说诬告律师，律师怎么去揭露这样一种纸面上的证言？就李庄这个案件来说，龚刚模如果因揭发李庄被认定为有功的话，能获得对他最有利的一种结果。
青年周末：如果李庄案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就判了，对审判结果的公信力有什么影响？
贺卫方：现在还没有判。但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李庄和辩护律师要求检方证人出庭，但检方没有把这些证人交到法庭上，也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我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声誉带来很大的损害。也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青年周末：还有一个问题，《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受监视，但现实中可能会做不到，这怎么办？
贺卫方：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律师对案件的参与，的确面临很多阻力，律师当然也可以要求警方不要监视，但很难解决。坦率地说，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中，真的是谨小慎微。如果得罪了警察或检察院，一个律师就很容易被诱进《刑法》306条中去。这是中国的现实。
青年周末：李庄就是因306条被拘的，这是一条争议很大的法规，你认为近年有没有修改或废除的可能呢？
贺卫方：这在法学界和律师界的呼声都很高。但修改法律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往往是各种利益的较量。如果说来自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声音都是反对的话，那么这种要求修改的势力就会显得势单力薄。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