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3日,我走出了监禁了5年零1个月的大牢,为了生活的温饱,我在大连天津街的硕麟古玩城三楼租用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摊位,出售我的字画作品,虽不曾发大财,却也可以勉强糊口。我出狱后第一次接受老朋友,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王建民的采访,他很快发表了豆腐块大小的文字,虽然不过区区500字,但在香港及海外却反响十份强烈,它不仅引来了日本驻上海支局长,记者加藤隆则的访问,其日后竟帮我举办了首次赴日本东京个人书法艺术展,而且还使我有幸认识了香港的张云先生,并得到他无私的帮助。

王建民是我90年代中期认识的老朋友,他也是一个喜欢无私帮助它人的新闻记者,他电话告诉我,他的短文刊发后,有一个80多岁的长者,拄着拐棍找到他,除了给了他一本自编的打油诗集外,还捐出了3000港币,要他转给我,他说他一直关注我的遭遇和命运,这些钱对我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但可以表达他的心情。当时我的确很需要这笔钱,但一时又不方便去深圳领取,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要求王建民汇给我,所以3000港币就暫存他处,由于我知道自已的电话被警方监听,也不能详细讯问张先生的情况,对其只是略知一二,自然也无法表达我心中的谢意。。。。。。

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很快到了2007年8月中旬,我有一个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在深圳记者站工作,我帮她介绍了一笔业务,与其接洽的恰是我太太的一位亲友,他在天津杨柳青开办一家制药厂,生意不错,我正好也去此处看他,于是,我电话请求王建民委托她把张先生的义款和物品带给我。就这样,在事隔近一年之后,我才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张云先生的诗集和3000元港币。

原来,张先生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从他的诗集《张云打油诗草300首》得知,他坐过英国人的牢,是一个坚强地反抗英殖民统治的爱国者,早年他当过演员和画家,还在30岁娶了一个18岁的漂亮太太,育有3个儿子,大的儿子在瑞典,小的儿子在温哥华,他虽历经坎坷,但硬骨铮铮,因为诗中记载了他对许多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抨击,这充分说明他很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人情味,这本共165页的诗集的第17页,收录了他在2002年写的一首为我鸣不平的打油诗,其内容是:

文汇记者姜维平
高官腐败写真情
惨遭九年文字狱
长使传媒恨难平

从误传我的刑期是9年看,他应当是读了2002年初的香港报章的结果,我一审判了有期徒刑8年,但此前法院内定的刑期是9年,我太太通过朋友及时得知后,向海外媒体提前发布了这一消息,因海外舆论压力太大,法院就在正式公布时,减改为8年,张云是在此前写的诗,故难免笔误,但至少它表明,老人家关注了我很早很久,从最初的传闻,一直到我提前11个月重获自由,他都是我的忠实的“粉丝”,他在2006年12月21日,由香港的《亚洲周刊》上读到王建民的文章,心里非常难过,他认为,共产党的贪官薄熙来太无情,太霸道,不应当把反腐败的良心记者投入监狱,更不应当出狱后让他失业,并拒发护照,使我不能和移居加拿大的妻小团聚,所以,他从自已微薄的退休金中挤出一点钱,帮助我度过生活的难关。。。。。。。张先生没有给我写信,我领悟的所有东西,除了来自王建民的只言片语,就是这部书稿,虽说张云谦称“打油诗集”,但我称其为诗体《张云自传》更为贴切,我拿到这笔钱和诗集后,非常感动,几乎一夜未眠,伴着月上中天,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我连夜写了一首诗回他:

敬赠张云先生
1
不因有恨却有情
肝胆一片慕邹容
所幸五载身犹在
只是黑发白雪生
为得恩人夜不眠
愧对香江老仙翁
三千港币三百首
亦是热雨亦是风
2
八十三叟赤子心
素未平生叹古今
困境助我三千兵
舞起十里火烧云
远在天边默祈祷
托高点亮寿星群
不知何年泪对眼
亦是笑纹亦是痕
3
先生佳句诉衷情
彻夜吟咏泪盈盈
不是冤狱无人理
香江大潮波难平
梦里冲破文字狱
醒来铁窗冰激情
手捧三百打油诗
油燃血泪脉管行
4
耄耋之年菩萨心
拜读诗作在天津
依稀见得发如雪
夜听心声过燕京
不忘香江老寿星
三千善款绿邓林
泪水已随囹圄去
面壁对月空留痕
『2007年8月16日夜』

写完这首诗后,我反复修改了每一个字,又连夜用狂草书法认真抄写了一遍,放在一个牛皮大信封里,在封面我恭恭敬敬地写上张云先生的名子,此间,我曾几次起身要出去给张老打电话,因为他的电话号码就印在诗集封底,但我深知自已既使在天津小住,也会有当地的国保日夜监控,由于下了飞机之后转乘巴士,我已发现了穷追不舍的尾巴,我不想给太太的亲友带来麻烦,只好打消念头,辗转反侧,熬到天明。过了两天,我得知朋友谈罢生意,要回深圳了,我必须有所拜托。此前,我专门去了扬名中外的天津古文化街,给王建民和张老分别买了纪念品:两套十分有趣的“泥人张工艺品”,我还给他们准备了诗作和书法作品,我想,等张云先生看到了这套神态可掬的泥人张独创的“喜怒哀乐群像”,一定会使他老人家乐开了怀!他会知道我是一个身处逆境非常乐观的人。我还写了一封感谢信,托朋友带给王建民再转呈张云先生。

很快我乘坐飞机回到了大连,我估计一下,最多一周之后,这些物品就会转到张云老先生手中,我心情略感欣慰。到了故乡,我也没有了故虑,在8月25日我终于拨通了张先生在诗集里留下的香港电话,却是他儿子接听的,我讲明了身份和变故,不料他儿子却说:家父已经过世了!

“什麽?”如同五雷轰顶,我被这突如奇来的噩耗砸蒙了,我说,不对呀,我的朋友不久前还和他联系过啊!

对啊,父亲几天前才忽然过世的!我变得语无伦次,或许讲清了张先生对我的恩德,但他儿子似乎很淡然,他平静地说,他是张云的长子,是最近专程从瑞典赶回香港为父亲料理后事的,他不太会讲国语,也听不懂我的东北话,他说让我最好找他弟弟谈谈,但他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不知何因,却始终打不通。。。。。。我想,张先生亲笔签名的诗集和3000元钱,已成为永诀的遗物,今生有愿,已被阴阳两隔。我只能悲叹!我給王建民打了电话,他说,我深圳的朋友可能太忙了,还没有把物品转给他。。。。。。我用一只发烫的手,扶着电话亭的墙壁,另一只颤抖的手,使劲地抓住话筒,手心流汗,久久无言。。。。。。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去,一路上默默无语,我没有乘坐巴士,不接听任何来电,在寓所附近也不和邻居讲话,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昏昏欲睡,我已经没有了眼泪和思维,共产党的监狱,早就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会流泪的总是沉默的人,而此时我心灵再次受伤,如同雪上加霜,我恨自已故虑太多,忧柔寡断,性格懦弱,我想如果早一点决策,即拿到诗集时立刻打电话给他,说不定他还活着呢,而他在有生之年了解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难过,无奈和怀念伴随着我,将使我度过余生!我成了一个知恩难报的弱者!我时常叹息,无言以对张云的诗集。那封面的朱红色,如同凝结的一大片血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又写了一首长诗,题目是《张云先生,请你慢些走》,我先后把它投给国内出版的三本诗歌杂志,没有一本理我,其中一本刊物的编辑,还是我80年代初培养的学生之一。。。。。。一切都是尽在不言中啊。

2008年底的一天,我站在星海公园的海边,自已大声朗诵了这首诗,我终于发表了它!我把海湾感动得手舞足蹈,波飞浪卷,连海鸥也围着我大声喊叫和翱翔,但仅有的两个听众是一对海滩漫步的情侣,虽说我热泪盈眶,但那个美丽的女孩却对男孩说,这个老头真飙!大连第五人民医院今天门卫休息吧。。。。。。作为一个老大连人,我知道,那是神精病专科医院。据说近年来大连的患者暴满。我想,到底是我病了,还是社会病入膏盲了?。。。。。。

至今,我还将不愉快的记忆和这本打油诗集珍藏着,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遍我都有新的感受,我曾在2008年把它影印了一份,寄给了远在多伦多的太太,现在我已与妻小团聚,诗集的原件又成了我的宝物,我坐在多伦多北约克寓所附近的一个公院里苦思冥想,一个人,如果帮助了自已的家人,那是天经地义的小事,如果帮助了交往过的友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中事,但象张云先生这样,无私地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则是伟大和高尚的大事吧。因此看一个人境界是否高尚,不是看他帮助了多少亲朋好友和同事,而是看他如何对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是一块试金石!2009年2月4日,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真正地知道,这是一个遍地生长着白求恩,和张云式人物的地方,比如,我的英语老师苏珊,是读了报道我的报纸新闻后,主动写信自荐教我英语的女人,而另一个叫汤坶的男老师,每周登门为我做两次大半天的面授英文,也都是义工。。。。。。他们退休了,已有稳定而微薄的收入,对多余的钱财没有任何兴趣,只想帮助别人,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啊!

我时常想,张云到了晚年,已失去了工作能力,诗集又不能卖钱,他也许贫病交加,他靠什么维持晚年的生活呢?他为什麽要慷慨地帮助一个中国的劳改释放犯呢?连我当年精心培养的同事和慷慨帮助过的人,大都躲避我如同瘟疫,而与我毫无利害关系的张老,却如此仁义,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能有一种解释: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它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利器!他的义款和诗集,正如2001年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把世界新闻自由奖授予我一样,虽然它没有分文奖金,但我珍惜它的荣誉,因为它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的追求新闻自由,希望中国走向进步,民主,法制和富强的人,也当然包括所有因言获罪的人们,换句话说,我活着从狱中出来了,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已,我必须拼命地战斗,用我手中的笔,为民请命!为民呼吁!这就是张老假如不过世,他见到我时,会对我提出的要求!显然,我有一百条理由可以休息和退却,像许多身居海外的中国人那样,嘴上挂着“爱国主义”,实则明哲保身,心里盘算着个人得失,我可以轻松自在地来往于中加两国之间做生意,有几个人具备我在中国东北的人脉关系呢?我可以发财致富而遗忘过去,把丢去的光阴和青春追回来,但是,面对这本薄薄而沉重的诗集,我眼眶涌潮,心旌摇荡,我能对得起那些分布于全世界,素未平生,但曾以各种不同方式为我呼吁,无私地帮助过我的人吗?我能使伟大的张云先生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安息吗?我还能活多久呢,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我终会有一天在香港找到张云的墓地,祭奠和还愿,但我必须有一本出版的自已的自传或评论集献在他老人家的坟头,我要告诉他,我还活着,我没有倒下,我没有折断手中的笔,我更没有忘记他,我对得起他送给我的诗集和3000港币捐款!我把他的钱转化成了活生生的文字和精神财富,它是匕首和投枪,曾使贪官坐立不安!我是与专制政权决战的幸存者!我必须继续战斗!直到中国改变!

『2010年3月23日草,4月5日清明节前修改于多伦多,谨以此文纪念我所敬重的张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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