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百多名美国议员超越党派界限，联名向欧巴马施压，要求政府对人民币採取强硬措施，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全球经济焦点.人民币汇率不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难题，更是内政的敏感源，只不过经济分析专家不太注意后者而已。
人民币升值是个必然趋势，但是选择一步到位（比如年内升值百分之二十五，即突破六点五而到五点二左右），还是数年小幅调整，两者难以权衡。所以，中国政府只好选择了名义上守住不动的策略，而任由小规模的自发交易体现升值趋势。同时，美国大举发行国债制造国内通胀，其货币主动贬值行为，等同於人民币升值。这也是中国国内自发交易体现出升值的基本原因。
深层次内政关系的牵制
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五点二左右，肯定会打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出口企业，国内大量的失业会冲击社会稳定。这也是温家宝坦承中国有两亿失业人口的深层原因。每次以百分之二左右的幅度升值，则会带来国际热钱的涌入，进行预期套利，其结果是股市与楼市同时飞涨，尤其是楼市在中央施压之后再度反弹。
在国际分工当中，中国扮演了三十年的生产者角色。但是，全球危机以来，欧美地区的消费量大减，即便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也难以回到二○○七年以前的水平。应当说，这正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即在转变自己的国际分工角色的同时大力扩展内需，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问题是：国民的经济安全感太低（百分之七十的人没医保与劳保），没人敢放开消费，政府方面又集中了绝大部分财力进行经济刺激，而不是以适当的方式分配给人民。所以说，中国从国家性质上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要素，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史上最不公平的经济体.中国畸高储蓄比例中的家庭部分偏低便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仅仅就经济决策系统看，人民币汇率在国内已经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中央管理控制的定价结果远离市场现实：官方公佈对美元汇率维持在六点八三区域，但是自发交易（如入境旅游者以美元换人民币）早已“破六”而是在五点几的水平上停留。这个差异恰好是保罗？克鲁格曼和西蒙？约翰逊等经济学家所强烈主张的“一次性升值”幅度。
不升值对在华外企最有利
暂组超党派“联盟”的美国国会议员在闹，严肃的经济学家们也在闹，克鲁格曼甚至喊出了“和中国对着干”的口号。但是，美国也有相当政治力量不希望人民币升值，他们甚至说不升值可以保护中国的改革力量。美国《商业周刊》二月二十三日的文章《眼下，中国千万不能理睬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说道：“如果逼迫中国政府，那么政府中革新派的官员便会顾及强硬派而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以免颜面扫地。”不惟美国舆论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欧洲同样有之，如法国《世界报》也是在二月二十三日（未考虑时差）发表文章《被告“人民币”，请起立！》，讲道：“从人民币低汇率和低收入中受益的恰恰是外国企业.它们佔到了中国二○○九年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
依以上情况来推断：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旦出现巨大失败，国家又无法实质性地补助佔社会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那么，民族主义情绪的矛头不可避免地会指向国外在华企业.网络上流传的肯德基出现四个翅膀鸡翅的信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苗头.
问题的另一面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如达到百分之十，虽然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但也会对社会提供大量的福利。比如说，受出口下降的影响，国内成衣价格从二○○九年一季度末到今年一季度末，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见本文附图）。换言之，百姓日常消费实际上在享受出口下降带来的好处。不过，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大块福利的很大部分为上涨的楼价所侵吞。
万亿游资豪赌人民币升值
在中国国内，除了在华外企之外，最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力量有两股：其一是特大型国企，例如有出口订单的造船业；其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巨型私企，如为肉食生产提供原料的饲料企业.但是，在华外企与中国的出口利益集团现在已经没法藉出口换汇的政策导向，来向人力资源市场攫取暴利了。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例证──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接受出口企业的苛刻的工资标准了。
依据经济逻辑，出口利益集团攫取人力资源暴利的空间压缩，也是中国进行人民币升值并藉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条件。但是，大讲“良知”二字的政府实在不愿把积累甚厚的外汇收入，通过特定的分配方式转移给穷困人口。
当然，人民币的“民间升值”是会出现的。其一，如上述旅游换汇的自发交易，尽管这一块的规模并不大；其二，有竞争力的中小型出口企业会自定汇率，即与外商签订“阴阳”合同，或乾脆是经过跨越香港与深穗的地下钱庄进行交易。这些市场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反过来会促使官方宣佈一定幅度的升值（比如达到六点五）。国际游资已经看准了这一步，所以在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南亚以及香港正蓄势待发.估计这部分的规模不小於一万亿美元。
美国彭博新闻系统通过自己的情报源作出的分析是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四点四，达到一美元兑换六点五五元人民币。高盛集团的分析报告则预测“决策者将允许人民币一次升值百分之五”。
（动向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