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南，相距约一百公里，浙江湖州市有个南浔镇，镇上有个具有百年历史名闻遐迩的嘉业堂藏书楼，其珍本之多，数量之大，都名冠当时。当初这个藏书楼的主人是江浙巨富刘承干（1881—1963），不过如今这个楼宇保存完好的藏书楼因为名气大而成了旅游景点，遗憾的是，几年前我去游览了附近的西塘，却因为不知道相距咫尺的南浔嘉业堂而失之交臂。
我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四清运动中投缳自尽的业师黄公渚教授。他和这个嘉业堂有点姻缘，因此我要了解一下嘉业堂。俗话说，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斜坡里窜出了一只小耗子，浪费了我好几天的功夫和这只耗子玩迷藏，终于写出了这篇掉进八卦阵的烂文章。
先前所知，浙江作家傅国涌写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其第一章《张元济（1867—1959）：“己身已见太平来：》云：为了召开全国政协，中共中央费心尽力地邀请全国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赴会。除了那些在反蒋中的同路人民主党派，尤其要邀请那些不是同路人的社会贤达赴会。因为新政府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但是参加新政协的成员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使联合政府具有合法性。邀请的这类代表中有一位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德高望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83岁高龄的张元济先生。要知道中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陈云就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１９０５年生，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１９２５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元济起先是反复推辞，但架不住隆情盛礼、礼贤下士，于是赴京开会。他是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在京期间，毛泽东两次召见，朱德、陈云、周恩来等等要人不断登门看望就多了。在京期间，他确实受到礼遇。此事是本文的引子。
据傅国涌所述，“10月初他（张元济）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干（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回到上海后）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原注：引自《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417—418页）
查《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书信》，收录了张元济给刘承干的书信竟达254封，上起1913（癸丑）年，下迄1953年，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悠久而亲密的友谊。这封信是第252封。在傅引之前还有以下几句：“于役都门。本月初旬获奉前月廿七日手书。……俗尘碌碌，未即裁答，甚以为惭。弟于前星期返抵沪上。本思走访，面陈一切。突患感冒，竟至未能如愿，”傅引之后，还有几句：“前日，面晤介弟，托其转陈，兹再奉达，伏祈鉴及。”
由此可知，刘承干这时人在上海。张元济是个负责任的人，但回沪后因为身患感冒，没有去见他，告诉他“向当道进言”的情况；不过已经托“介弟转陈”，大概怕他说不清，再写信告知。否则就不会留下这段历史的记载了。
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嘉业堂藏书楼在9月27日之前还在“为解放军占用”之中。刘承干想托张元济“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揆情度理，刘承干先前已经交涉，请部队撤出未果，所以不得已才托张元济告御状。
本文要寻根究底的就是这件事，因为我上百度检索有关嘉业堂的资料时，发现历史事实给搅浑了。原来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下达过一个指示：“希望与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既然解放军是奉命“保护”，刘承干怎么会说成“占用”呢？“保护”与“占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把在网上检索到的有关资料，摘要【1】——【11】附录于本文文后。
首先，派军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不合情理，而且军队的数量多达一个连队，更违情背理。南浔镇是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的（见【1】）。这里所谓“和平解放”，大概并非是驻守的国民党军队起义，而是那里就没有打过仗，也未必驻过国民党的军队。随着国民党的大部队撤走，南浔也就自动和平解放了。当时绝大部分县城乡镇没费一枪一弹，都是这么“解放”的。笔者经历过见证过上海的解放，那时我15岁。上海市区是那么复杂的地方，解放后市区也没有驻军巡逻站岗。以我的感受推想，解放后的南浔镇应该是太平无事，社会安宁。根据《南浔经济开发区》的历史日志记载（见【1】），仅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的时候遇到一点小的骚扰。据【12】记载，“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可见嘉业堂从建立，到共产党解放时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包括日占时期，都没有军警保护，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军队“保护”呢？要知道，嘉业堂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书，早就处理了。据【2】记载“嘉兴各地解放后，除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闻风逃窜外，大部分官吏躲在家中等待接收。”因此在新旧政权交替中，可能有一个几天的真空时期，那是就全地区来说。就南浔镇，这个13500人的镇来看，“5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7军80师第一团进入南浔镇，宣告南浔解放。当天就在邢家白场(后改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由27军民运科长金灼之宣布南浔镇和平解放。” 因此这个镇上留下大概只有三两个旧政权的乡镇长一类人员，他们也不会出来破坏嘉业堂，由此可以推想，南浔镇解放后是安宁的太平的。所谓“保护”，一是怕受到交战中的战火破坏。这不存在。二是怕受到坏人的抢劫火烧。作为当地声名显赫的藏书楼，刘承干先生没有任何恶迹恶行民怨民愤，大概不应当是打劫者报复者的目标。
再说，不是人家主动提出请求保护，而是你派了一个连，不是两三个门卫去“保护”，要进驻人家院落里，难道不需征求人家的意见吗？难道可以不告诉这是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吗？
我们再领会周恩来下的指示，他嘱咐解放军保护应当是害怕受到交战时的破坏。可是南浔已经解放5天了，他未必知道。即使知道南浔已经解放，指示“保护”并不意味着要驻军一个连队，因为这毕竟是个藏书楼，而不是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目标，不是银行、仓库、桥梁会成为“特务、土匪”的破坏对象。那时嘉兴县委只有一个独立营，保护这么一个藏书楼就要分兵一个连，是否太浪费了兵力。
其次，两位当事者的解说，互相矛盾，破绽百出，欲盖弥彰。
关于嘉业堂藏书楼派兵保护有两个权威的当事人见证，这两年都出来说话了。
第一个当事人是当时的嘉兴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后来嘉兴市政协主席沈如淙。他是当时派兵的主管干部。他说：“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我，要我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务，我们感到任务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了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是一幢四面连接，呈口字形的楼房，宏大宽敞，严密坚实，四楼四底共五十余间。楼上书橱密布，古籍琳琅满目，另一厅内密密麻麻地排着木刻书版，真是名不虚传的文物宝库。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我在那里了解情况，交代任务，研究了警卫措施，然后去湖州开会。”沈如淙的说法是无法怀疑的，但又出来一个疑问：他们派兵是在六月下旬，距离南浔解放五十几天了，这之前嘉业堂没有受到打砸抢烧，这之后会有什么威胁存在呢？
沈如淙还说了一个故事，证明保护的正确性必要性。他说：“一连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在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下来了。”问题是袭击连队文书沈向荣的两个残匪，他们的破坏目标是藏书楼吗？沈如淙的话说得很谨慎，他没有做出这种推测与判断，仅仅就事说事，因此即使发生了这种事件，也不能说是有残匪要来破坏藏书楼。而且这件事比庆祝开国“游行队伍受阻挠”大得多，流了血，死了共三个人，却没有写进南浔镇的历史记载中，不知何故。
据【4】，沈如淙介绍，8月，湖州当地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在保护嘉业堂，就和部队接洽上了。当地时局日渐稳定，同时，独立营又接到了剿匪的任务，就把保护嘉业堂的任务移交给了湖州方面。……“保卫嘉业堂虽然只有约两个月时间，但这两个月令我终生难忘。”既然当地“时局日渐稳定”，为什么不撤出部队，还要继续驻兵呢？
沈如淙的记载留下了一个漏洞，就是他们接到保护嘉业堂的指示是六月下旬，大约在周恩来下达指示五十几天之后。如此重要的指示在军令如山的时期，怎么会这么缓慢呢？
于是找到了第二个见证人当时的嘉兴地委书记钱敏。《嘉兴市志》主编史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在好多年中，我对这段史实心存一点疑问，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是在1949年5月初，而嘉兴地委到6月下旬才要嘉兴县委派武装前去保护。这个过程衔接不上。直到1986年，我听到另一位直接当事人钱敏同志谈到当时的情况，疑惑才涣然尽解。
钱敏同志解放初曾任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四十年后他从中央电子工业部部长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86年春天重来嘉兴、湖州探访故地。那次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嘉兴送他去南浔，在那里同湖州来接他的同志会见。在汽车里，我问他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藏书楼的情况。他告诉我那是在1949年5月上旬，省委刚进驻杭州，嘉兴地委也才初建。一天在湖州忽然接到省委的紧急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保护南浔嘉业堂的指示。他立即与去南浔的部队联系，得知南浔刘家的庄园正被国民党军残部盘踞，藏书岌岌可危。于是当即决定请解放军迅速包围嘉业堂藏书楼紧急抢救。解放军迅即开展喊话，进行强大政治攻势，宣告园内残军只要保证房舍图书安全，走出缴械，一律宽大不究；如据守顽抗，将严惩不贷。经过反复做工作，据守的蒋军终于缴械投降，藏书楼获得安全。钱敏同志说，肃清蒋军的军队是解放军28军还是27军，已记不清了。他们不久就离开南浔，这才调嘉兴的地方武装去保卫藏书楼。”（见【5】）
但是这个说法又和南浔“和平解放”的历史发生了矛盾。南浔仅仅只是一个乡镇，“和平解放”意味着连这个嘉业堂也没有国民党“残部”了。试想，南浔不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土匪凭借一个土围子山寨子可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看嘉业堂的内外照片，它也不像土围子山寨子建筑，有险可守。既然国民党在全战线上都打败了撤退了，一点残部据守这个嘉业堂干什么呢？而且，还有一个矛盾。按照沈如淙的说法，第一个去嘉业堂的就是独立营，现在出来钱敏的说法，则是野战军27或28军先占领了刘家庄园，然后独立营才去接防换防。
总之，沈如淙、钱敏两位见证者的说辞，虽然我们无法证伪，但是却于情于理，难以自圆其说，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对于周恩来的指示，以我的理解，是嘱咐部队在战斗时，如果南浔在必战之处，对于嘉业堂，要“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并不意味着在解放以后还要派兵“保护”。一个藏书楼要派一个连保护，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再说，连队驻扎在“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这些建筑现在还保存着，希望前去游览的朋友留心一下，一个连队驻扎于其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12】后志刚说得可能不准确，但可能是实情。他说：“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请问：人民政府凭什么“接管”一个私人藏书楼？沈如淙、钱敏两位的说辞有一个共同的不经意的疏忽，就是他们忘了这个嘉业堂当时是私人藏书楼，不是国民党政府的产业，也不是官僚资本，即使你是手握毛氏圣旨，心存好意，也不能挥斥下令，派兵进驻。这两位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解放者，哪里会把一个藏书家刘承干放在眼里！他们在六十年之后回忆此事的时候，忘了交代一句：“我们向刘承干先生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考虑到严重的敌情和嘉业堂的安全，并征得刘承干先生的同意，所以派兵保护。”但假若有此一说在先，刘承干怎么会告御状呢？我们回到六十年前的解放初期，那时，保护私有财产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起码还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平心而论，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还是严肃认真执行这些政策的，比如近日在放映一部6集纪录片《南下》，有进入上海的解放军先头部队露宿街头的镜头，叫市民好感动啊！这的确是事实，我可以作证。当时有一位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看了这张照片，断然决定回国。只是六十年来“共产”共惯了，像阿Q同志说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沈钱二位老革命老干部的说辞，都陷在惯性思维中，忘记了这个历史背景。
下面摘要的11条有关文字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指摘了，只指出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说法。【9】南浔古镇导游词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曾经想要把藏书楼烧掉，后来周总理就派陈毅驻扎了一个师的军队在这里，所以藏书楼才能幸存下来。”这样的故事可以哗众取宠，忽悠买了门票的游客，但是以讹传讹，实在是谬种流传。不过林彪有话：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实，那就永远这样解说下去，使魅力古镇南浔的魅力越来越大、卖点越来越火吧！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派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还不是总理。为了这么一个藏书楼，陈毅能派出一个师保护码？当时新四军驻扎在苏北，按番号总共只有三个师，派出一个师孤军驻扎在这里，是想让日本人消灭吗？这真是信口开河、异想天开的“导游词”。
六十年前发生在南浔嘉业堂的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早已变成如烟往事，但是经过我这么寻根究底，对于如今因为嘉业堂藏书楼使南浔成了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的旅游热点地，却蹦出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只要否定不了刘承干反映的“占用”说，那就难以兼容沈如淙、钱敏的“保护”说，而且，他们两位的回忆倒是证明刘承干告发的、解放军确实是“占用”过嘉业堂藏书楼的事实。我不知道沈如淙、钱敏两位老同志的证言以及几位作者是否知道有刘承干的“占用”告发在先？
对待历史，最好是素面本色，不要描眉搽粉涂口红。
（2010-4-21于山东大学附中）
【后记】 上文写完之后，我通读了一下张元济给刘承干的信件，发现除了第252封，还有第251封和嘉业堂的事有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嘉业堂当时的处境，有点帮助。第251信原信如下：
翰怡世姻仁兄阁下：前日辱荷枉临，畅聆教益。续奉大札，展诵敬承。嘉区专员于邺架弆藏，可谓巧偷豪夺，当时未即向省署再四抵拒，至令木已成舟，及今补救殊非易易。常熟瞿氏书原可援例。惟铁琴铜剑楼书目数十年前久已脍炙人口。尊府珍藏自可抗衡，但精椠名刊究有若干卷册，未见谱录。即欲收购，无从参详。且省府未列预算，由中枢指令追加，现在政体亦有未合。陈叔翁为中枢委员，似难代达。附下节略，再四思维，不克转致，谨仍缴上，即乞检收。有违谆命，无任惭悚。专此布复。顺颂台祉。
弟张元济拜上(1949年)十月廿一日
这两封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针对来信的回信，张元济的话是转述来信的，因此可以省略主语与其它的省略，这不影响双方的沟通，但来信不存在，造成我们理解上模棱两可。第251信值得推敲的部分是其中加了下划线的这几句：“嘉区专员于邺架弆藏，可谓巧偷豪夺，当时未即向省署再四抵拒，至令木已成舟，及今补救殊非易易”这里主要是说“嘉区专员”“巧偷豪夺”了藏书。第一个可能是取走了张元济本人书架上的书。可是“嘉区专员”不能跑到上海张元济那里去取书吧？他只能到其属下的南浔镇刘承干家“巧偷豪夺”。解放后当地建立了嘉兴市委、嘉兴专员公署，其下还有嘉兴县委等等机构。“嘉区专员”应该就是嘉兴专员公署的专员。上文已经提到，解放初期嘉兴地委书记钱敏曾率领部队进驻南浔嘉业堂，执行周恩来的“保护”指示，因此“嘉区专员”是到刘承干家“巧取豪夺”书架上的书，就比较合理。既然“嘉区专员”都干这种不顾颜面的事，所以刘承干的撤出军队的要求，就难以接受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之谓也。前信还有“当与韦悫（1896—1976）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的话。查韦悫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因此张元济可以和他沟通。韦悫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1931年1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上海租界，接办《译报》任总经理；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经常发表抗日时评。1941年冬，经党安排，到苏北解放区工作，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等等，但他管不了浙江的事，所以张元济要刘承干直接找浙江省政府反映。
第二件事可能是刘承干托张元济，请他托陈叔通转达一件事。这件事从信件上我看不明白，可能涉及到收购古籍问题，张元济反复斟酌之后，认为陈叔通虽然贵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难以向上反映，所以好像是把原信退回。下面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陈叔翁为中枢委员，似难代达。附下节略，再四思维，不克转致，谨仍缴上，即乞检收。有违谆命，无任惭悚。”
但是这封信还有一个写信时间问题。原信有一个编者注：“原信未署年份，日期后有收信人所注‘三十八年’字样。”这就是对“1949年”加上括弧的原因，不过反复阅读这封信，不应该是1949年10月21日所写。因为，10月30日写的第252信，是从北京回沪后写给刘承干的第一封信。之前的21日，早前10天，推敲两信的内容，显然没有给刘承干写过信。但第251信有“陈叔翁为中枢委员”的话，当然是参加全国政协之后，回沪所写。由于第251信开头有“前日辱荷枉临，畅聆教益。续奉大札，展诵敬承”的话，因此应该是写在第252信之后，或许是“十一月”之误。如果在10月30日之前，刘承干“辱荷枉临，畅聆教益”，就没有写第252信的必要了。
大概情况是：两信相隔二十来天，刘承干收到第252信之后，登门拜访了张元济，谈了驻军不走，而且“嘉区专员”到他家“巧偷豪取”的事，发了一点牢骚，回家后又去信一封，托张元济请陈叔通办一点什么事，因此，张元济回信，一是对“嘉区专员”“巧偷豪取”书籍的事劝说了几句无可奈何的安慰话，分析“木已成舟”已经难以“补救”；二是分析陈叔通也难“代达”，所以没有“转致”。如果 这样理解，就是现在编号为251与252号信的前后次序颠倒过来，就前后连贯通恰了。
如果把张元济写给刘承干的两封信联系起来分析，那么嘉业堂藏书楼被解放军“占用”的问题就更清楚了。
（2010-4-24补充）
网文摘引:
【1】南浔经济开发区：历 史（日志）
1949年
5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7军80师第一团进入南浔镇，宣告南浔解放。并在邢家白场(后改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由27军民运科长金灼之宣布南浔镇和平解放。
5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某部途经南浔时指示所属在前部队：南浔有一个全国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周恩来同志讲过一定要保护好。
10月2日晚上，南浔镇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后组织游行，途中游行队伍受阻挠，事后惩治了肇事者。
1950年
10月，镇政府进行人口统计，全镇人口13500人。
【2】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嘉兴市档案网）发布日期：2006-10-24
嘉兴各地解放后，除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闻风逃窜外，大部分官吏躲在家中等待接收。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接管工作的主要力量——南下干部虽然昼夜兼程，仍与部队相差一二个星期的路程，无法立即到位。政权组织瘫痪，权力出现真空，城乡内外，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到处乱窜，危害社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混水摸鱼，打着各种旗号，乱搞接收。在城镇，档案及粮食等重要物资出现无人保管的状态。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将给随后进行的接管工作和人民政权建设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为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各城镇之后，对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一律缴械，人员予以遣散。对重要部门和粮食、物资仓库等要害地方均加以封存并派人看守。大军前进时，每一地均留下一个负责干部率领部分部队，对城镇实行戒严，对主要街道日夜巡逻，并派人收集、保管乱丢乱放的档案、文件材料。接管干部到位后，军队干部都认真办好交接手续，并详细介绍情况后才去追赶部队。
全国解放时，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大军南下一定要保护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藏书。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攻打上海时，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了一个连驻守在嘉业堂周围。这样这座占地20亩、藏书16万册的庞大书楼园林，幸获保全。
嘉兴地区解放后，周恩来即电令浙江省委立即派部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是全国闻名的藏书楼之一，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嘉兴县委接到省委转来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嘉兴独立营负责作好保卫工作。独立营连夜派一连开赴南浔。第二天，嘉兴县委副书记、独立营政委沈如淙也赶到南浔，与部队共同研究保护藏书楼的措施。在独立营的保卫下，嘉业堂藏书楼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3】沈如淙：周恩来电令保卫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追忆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渡江后，江南迅速解放。周恩来同志刚进入北京（当时称北平）不久，在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忙当中，他还想到远离北京的水乡市镇上的这座藏书楼，电令加以保护，谁又能不为之感到钦佩和尊敬呢。
当时嘉兴县解放不久，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省、地委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嘉兴县委，要嘉兴县委调遣武装去保护南浔藏书楼。这时嘉兴县委已经建立，嘉兴独立营刚于六月一日由原独立团整编建制。杨铭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我，要我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务，我们感到任务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了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是一幢四面连接，呈口字形的楼房，宏大宽敞，严密坚实，四楼四底共五十余间。楼上书橱密布，古籍琳琅满目，另一厅内密密麻麻地排着木刻书版，真是名不虚传的文物宝库。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我在那里了解情况，交代任务，研究了警卫措施，然后去湖州开会。
一连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在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下来了。（2009年5月10日南湖晚报）
【4】浙江日报记者金毅《保护嘉业堂，周恩来拍来电报 》
在嘉兴安乐路一小区，记者见到了沈如淙老人。他生于1920年，尽管年事已高，但声音响亮，对60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沈如淙介绍，8月，湖州当地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在保护嘉业堂，就和部队接洽上了。当地时局日渐稳定，同时，独立营又接到了剿匪的任务，就把保护嘉业堂的任务移交给了湖州方面。……“保卫嘉业堂虽然只有约两个月时间，但这两个月令我终生难忘。”沈如淙说。（本报湖州2009年4月22日电）
【5】史念（《嘉兴市志》主编）《嘉禾春秋》
1949年5月初，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事迹，我听到直接当事人的谈论有三次，我相信这些信息能够较完整、更全面地反映那个光辉过程。
一
第一次是在1962年，我国老一辈的图书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告诉过我。那年春天，他受文化部委托，来江南考察文物古籍的保护情况。在嘉兴时，他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祖国文物。1949年初夏，周恩来召集在北京的学术界、文物界人士开座谈会，适逢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湖州。那天我国著名文化界人士郑振铎同赵万里参加会议。大家关心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安全。周恩来同他们商讨后，立即起草电稿，通知前线指战员加强保护。
赵万里亲历其事，对周恩来同志万分感佩。他讲的情况是属实的，现在我们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69年第1版）中可以查到，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宣部，保护好湖州嘉业堂藏书，现今的湖州嘉业堂藏书楼，就陈列展示了当年周恩来同志亲笔指示的手迹：
希望与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
这应该就是指示中宣部并告知前线部与浙江省委的电稿手迹，真是字挟春风，一字千钧，图书文物宝库的嘉业堂之能确保无虞，正是党和周恩来同志深厚关怀的结果啊！
二
我第二次听到保护嘉业堂安全的史实，是三四十年后从嘉兴的老领导沈如淙同志那里得知的。有一次我陪他去南浔。他告诉我，1949年6月下旬他担任中共嘉兴县委副书记时，县委曾接到中共嘉兴地委转达的周恩来同志指示，派嘉兴独立营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南浔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他当时分管独立营，曾自嘉兴至南浔亲自检查部署。不料队伍遭到土匪袭击，一连文书共产党员沈向荣光荣牺牲，但藏书楼始终保持安全。交谈时我觉得这段史实非常珍贵，就促请并帮助他写下来，登载在《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一期上（后省政协文史委选入全省文史资料精编本《浙江文史集萃》），今年为纪念嘉兴解放60周年，又把那篇文章加以修改，在5月10日的《南湖晚报》上发表，周恩来同志的盛德及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传播得更广泛了。
三
在好多年中，我对这段史实心存一点疑问，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是在1949年5月初，而嘉兴地委到6月下旬才要嘉兴县委派武装前去保护。这个过程衔接不上。直到1986年，我听到另一位直接当事人钱敏同志谈到当时的情况，疑惑才涣然尽解。
钱敏同志解放初曾任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四十年后他从中央电子工业部部长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86年春天重来嘉兴、湖州探访故地。那次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嘉兴送他去南浔，在那里同湖州来接他的同志会见。在汽车里，我问他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藏书楼的情况。他告诉我那是在1949年5月上旬，省委刚进驻杭州，嘉兴地委也才初建。一天在湖州忽然接到省委的紧急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保护南浔嘉业堂的指示。他立即与去南浔的部队联系，得知南浔刘家的庄园正被国民党军残部盘踞，藏书岌岌可危。于是当即决定请解放军迅速包围嘉业堂藏书楼紧急抢救。解放军迅即开展喊话，进行强大政治攻势，宣告园内残军只要保证房舍图书安全，走出缴械，一律宽大不究；如据守顽抗，将严惩不贷。经过反复做工作，据守的蒋军终于缴械投降，藏书楼获得安全。钱敏同志说，肃清蒋军的军队是解放军28军还是27军，已记不清了。他们不久就离开南浔，这才调嘉兴的地方武装去保卫藏书楼。
听了钱敏同志的介绍，我恍然明白了保护藏书楼有前后过程，嘉兴的武装是6月底后去的。前期保卫的部队是那一部分呢？后来我看到徐迟同志的回忆录《南浔小镇》，书中说他在南浔解放后几天，见到过当时任27军79师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的常勇将军，也许那一次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保卫文化珍宝安全的，正是英雄的人民军队第27军吧！
【6】百度：《嘉业堂藏书楼》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
【7】莹竹：《嘉业堂藏书楼 》
1949年，大军南下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解放军部队保护好藏书楼。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去攻打上海，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一个连队驻守。
【8】刘承干：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
当时日军曾一度把嘉业堂作为军营，军方还先后掠去清顺治、乾隆、同治三朝《湖州府志》等书，但所遗藏本大致保存；当南浔全镇为侵略军烧毁，而仅只一河之隔的嘉业堂竟无影响，原因何在?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周恩来即给进军浙江的三野七兵团专电，明确指令务须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在大军南下，解放杭州后，陈毅司令员经南浔组织上海战役时，颇有兴趣地走访了嘉业堂，临行还派了一连战士驻防保护。同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央宣传部，就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本的接收、保护作了批示。（发布时间：2008-07-16 来源： 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
【9】南浔古镇导游词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曾经想要把藏书楼烧掉，后来周总理就派陈毅驻扎了一个师的军队在这里，所以藏书楼才能幸存下来。
【10】李勇明：《民国藏书第一人：“傻公子”刘承干 》
全国解放时，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大军南下一定要保护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藏书。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攻打上海时，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了一个连驻守在嘉业堂周围。这样这座占地20亩、藏书16万册的庞大书楼园林，幸获保全。
【11】周恩来在浙江的故事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深知藏书楼的价值，下达一道命令：“嘉业堂规模宏大，藏书丰富。是我国近代著名私家藏书楼，南下大军一定要保护好，免遭反动派破坏。”
部队接到命令，马上召开党委会，坚决执行周恩来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护好藏书楼，就是流血牺牲也要保证不损坏一书一稿。
南浔解放后，第二十七军派一个连进驻嘉业堂。当时，敌特和土匪武装活动猖獗，嘉业堂受到土匪袭击，为保卫藏书楼的安全，在和土匪激战中，这支部队的连长牺牲了。（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12】后志钢：《江南富庶，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2001-7-1 ]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战期间，南浔镇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毁，那嘉业堂何以未被破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其主要说的是，由于在藏书楼全盛时刘承干常送书给日本的松崎鹤雄，因而日军侵华后，松崎关照他的妻舅“牧少将”如到南浔，应妥善保护嘉业堂。后“牧少将”任杭嘉湖地区日军司令官，故未毁书楼。另一种为“九龙金匾保护说”，其主要认为当时驻扎在南浔的日军因见到藏书楼有溥仪题字的九龙匾，了解到刘家与溥仪的关系，因而未破坏书楼。二种说法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刘承干先生在《求恕斋日记》中的自述：“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号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连曾与往还者，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两种说法不尽正确。此外，书楼未毁的另一原因许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罗中国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书楼的大量珍本已被刘承干运往上海，且留余的书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于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借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水人情。
这一时期，嘉业堂藏书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刘承干的几次大规模散书上。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散书是在抗战时期卖给中央图书馆的明刊本1200种，稿本30余种。其过程大致如此：抗战爆发后，南京中央图书馆内迁重庆，得到一笔下拨的建筑经费，但当时法币贬值极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朱董事长骝先先生，……提议将原拨本馆之建筑费移购善本图书。”于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奉命至港沪授购，……而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邓氏、番禺沈氏诸家之书乃归诸本馆。”刘氏的书是经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的介绍而与蒋复聪秘密成交的。这批书价值很高，其中不乏善本，成交后书被运到香港，但不巧为日军发现并掠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方重归我国，1949年移往台湾。
第二批大规模卖出的是400余种明刊本，它们都是经买主张叔平精心挑选的，内中同样有不少善本，但其价值则稍逊于中央图书馆所购的那批书，现收藏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库。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时期刘氏大规模的卖书仅此二次，但零星卖书还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浔向刘氏“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计四万三千元”。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不久送到了满铁图书馆。
由于抗战时期藏书楼元气大伤，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乱，图籍破损。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周总理妥善保护天一阁和嘉业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战士专门保护藏书楼，陈毅并在攻打上海前专程视察了藏书楼。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楼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余册，自刻书二万余册，木板三万多片，这就是解放时嘉 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传》、《韩昌黎集》，这批书是刘承干预先搭配好的，买主不能挑选，每本价格5元，其中不少为海内孤本。
复旦图书馆与刘承干原本还有第四次接触，该批书也是刘氏预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刘氏开出的书目中有三分之一复旦已有收藏，且当时古籍书店出售的明刊本开价与刘氏相仿又能挑选，故未成交。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介绍信来，要看书。”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