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李出事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和大李搬到新址办公没多久，律师所刚刚招聘到老刘、老邢、张惠新几个律师，加上小樊和小马，案子有些忙不过来，以至于我天天晚上12点左右才能回家。妻子有一次说，你都一个月没跟儿子吃饭了，我一想，不仅没一起吃饭，连面都没有见过呢。每天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下，早晨他去上学的时候，我还在床上，两头不见面。一天，妻子终于忍无可忍，拿出一本挂历来，她在上面记着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间，每天在家吃过早饭，就打个红勾，吃过午饭或者晚饭，就画朵红花，什么都没吃，就是空白，如果连家都没回，就用红笔重重打个叉。据她老人家统计，我有一个月得红勾（回家吃早餐）3次，得红花（吃晚餐和午餐）0次，得红叉（没有回家）居然有7次。妻子气愤地说，等哪天上法庭离婚，这就是证据！
生气归生气，妻子对我的事业还是很支持的，她从来不掺合我律师所的事，也不到律师所里来，因为她知道我很累，很忙，一般情况下电话都不打。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来电话说：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家，我们家有客人，很重要的客人！
我知道妻子的脾气，没有非常重要的事她不会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赶回家吃晚饭。
一进门我就愣住了，三李的妻子王秀香在我家，我妻子正陪她抹眼泪。
她一见我就说：李律师，你救救我们一家吧，永智被抓了！
永智就是三李，他退出合伙人后不久，老李担心日后生出是非，学着贾雨村的手段寻了他个不是，把他远远打发了才罢休。三李老实，没有闹，到司法局的法律服务所干法律工作者（中国大陆一种类似于律师的职业，能够接收当事人委托代理各种民事案件）。
王秀香告诉了我三李被抓的过程。
原来三李担任一家拔丝厂的法律顾问，这家企业跟招远市的一家私营企业发生纠纷，起诉到平度法院，对方提出管辖异议，官司打到青岛中院予以驳回。三李和法官们一起去给对方送达法律文书，这家企业的老板是个社会流氓，居然纠集一帮无赖扣押法官，殴打律师（代理人），三李和司机受打不过，开车逃跑，谁知道一个歹徒冲上车来与三李厮打，半路从车上坠落，摔成植物人。三李回来后报告了司法局和法院，平度法院法警队紧急出动，院长亲自带队，由三李带路杀回招远。两名法官被营救出来，肇事的流氓被拘留，但是三李因为对方有人受伤，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了。
根据中国的律师法规，三李不在律师所执业，没有执业证，已经不是律师，老李又不愿意管，律师所其他以前跟三李不错的律师们避之唯恐不及，王秀香只好来找我。
三李为人比较木讷，小气，脾气又耿直，跟我关系非常一般，但是他现在有难，我岂能不管？我对王秀香说，你放心，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我相信他是无罪的，我一定把他好好带回来交给你！
二、警察比较笨
因为新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被告需要由警方安排，且警方有权根据情况陪同会见，律师会见受到刁难就成了家常便饭。我和小樊去招远办理会见手续，一连三次都无功而返，不是办案人员不在家，就是领导在开会，没有时间签字，再不就干脆躲着你，反正我们又不认识办案人，哪怕他就在眼前跟你说他不在你也没辙。
第四次会见，我和小樊想了个招，直接去了公安局督察处，我说我来投诉刑警队内勤不按程序接受我的办案手续，这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大小是个把柄，督察就找刑警大队，大队长见我们挺难缠，就安排刑警们立即陪同会见。
我一进刑警队的大门，就见两个女警官在等我，其中一个在擦枪，黄晶晶的子弹摆在桌子上，很刺眼。她很不高兴地说：你看，我们刚出差回来，去抓杀人犯，你们这个小案子等几天不成么？
我说：当然可以，但是我们都跑了三趟了，连真神都见不着，跟委托人也没有交代呀。
她不再说什么，办好手续带我们去见李永智。
三李被提出来之前，女警察对我说：不要涉及案情啊。
我知道她是在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说话，这些刑事警察不太爱看新法律，对于已经变化了的新规定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拿出法律来说事，对方会很尴尬。
我就说，我觉得还是得了解一些，否则我们无法提供法律咨询啊。你想，不了解案情怎么提供法律咨询？
女警官转着眼珠想了想，问：法律有规定么？
我立即背诵法条：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我把“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几个字咬得重重的，又进一步给她个台阶下：当然，法律只规定只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询问案情，问警官不可以，只能询问罪名，所以我没有问您案情啊。
女警官有些羞涩地笑了：你们律师的记忆力就是好，我们比不了。好了，你问吧。但是时间不要太久啊，半小时行不？
我为难地说：大概不够，我争取45分钟结束会见，这位当事人是我同事，请您理解。
其实对会见时间法律并没有规定时间，但是公安的潜规则是第一次半小时，超过时间就会终止会见，律师是弱势群体，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女警官让了一步，好吧，那就45分钟。
三李被带到会见室，一进门喊报告，然后就蹲在地上。他剃了光头，穿着囚服，脸色苍白，看上去完全适应了看守所的规矩。
我上前把他拉起来：永智！是我呀。
他一见我和小樊，眼泪刷刷流下来。此前倔强、耿直的汉子，竟忍不住失声痛哭。
女警官毕竟是女人，有点看不下去，躲了出去。
三李告诉我，他刚被抓的时候，被警察打过，后来在囚室里又多次挨同号嫌犯的打。我让小樊把那位女警官请进来，对她说，您还是听听吧，我也不打算代理他申诉、控告了，您自己跟领导汇报一下吧。
刑事案件做多了，我明白，法律规定的那些所谓律师权利，根本就是摆设，当事人没有遭到大的伤害，律师代理申诉控告不会有任何结果，反而恶化了关系，让当事人吃更多的苦。
女警官脸一红：我们可没打他。
三李显然没有理解我的苦衷，说：你没打，但是那些男警官打过我。他们把我手脚铐在一起，腰弯成九十度，一审好几个小时，我疼得腰都要断了，满头大汗，你也见过的。
女警官很生气：“我没看见。你说我们打你，你有证据么？”
“伤都好了十多天了，哪里还有证据？”三李顶回去。
我心想，原来他们一直拖延会见，还有这层考虑。既然这样就别再纠缠下去了，赶紧打圆场：“还是让警官回去反映一下的好，只要你的处境会改善。”
女警官不做声，再次放弃职责，走出会见室。
三李诉说了他出事的过程。原来他和司机赵华杰被多人围殴，只好逃到车上，发动车子想逃回平度报案回来营救那两个被扣押的法官，没想到一个家伙却冲上车来，双手撕他的头发，想把他拖下车去，三李拼命掰开他的手。这时车子已经发动，而且越跑越快，因为车门没关死，这家伙担心被拉到平度去，就跳了车，结果被摔坏了，至今不能说话。
案情如此简单，警方指控三李故意伤害，主要靠口供，但是三李是律师，岂能自证其罪？所以这个案子就陷入了僵局。果然不久，公安移送起诉，罪名改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我一见大喜，过失致人死亡，承担责任者必须是有看顾被害人的义务，而这个家伙是自己闯入车内的，三李有什么义务看顾他呢？他自己侵入，自己坠落，理当自己承担责任。
三、跟检察官辩论
可是检察院退来退去，久拖不决，我烦了，去找检察官。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检察院的起诉科科长，姓姜，行伍出身。他对这个案子很觉头疼，因为证据严重不足，没有口供，没有旁证，受害人家属又咬着不放，天天到检察院来闹，公安推卸责任不肯撤案，真让他犯了难。
我对小樊说，“不起诉不就完了么？犯什么难？难道没有罪还得非整出罪来不成？”我的声音比较大，有意让检察官听见。
姜科长果然带着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们当律师的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还要对受害人负责，对法律负责，不像你们，只对你们的委托人负责，为你们的律师费负责。”
我对他的这种口气非常不爽，一股火顶到了脑门，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不能授人以柄。
我缓缓地说：“他是我的同事，我也没收他一分钱，甚至连路费都是我自己垫的。我只是觉得，公安的起诉意见太过荒唐了。您是我的前辈，经验和学识都比我丰富，您当然应该知道，过失伤害致死的行为人客观上需要有一定的看顾义务，主观上有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只有这样指控才能成立。这个受害人是自己冲上车子去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不是我的当事人拉他上去的，这有许多证据证实。那么我的当事人有什么义务负责他的安全呢？”
姜科长一时无语，认真听我说。
我接着分析：“义务的产生有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基于某种特殊关系，例如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看护关系，本案显然派除了这种情况；其二是基于委托，比如司机跟乘客的关系，本案也不属于这种情况。其三，基于先前的行为，比如歹徒绑架受害者上车，受害者坠车。本案的情况恰好相反，是这个所谓的“受害人”硬闯上车殴打我的当事人，而不是相反，他跳车受伤，于我们何干呢？”
姜科长抓住我最后一句话展开反击：“你怎么知道受害人是自己跳下车而不是被被告人推下车去的呢？你怎么能够排除后一种可能呢？”
我很惊讶：“这不是起诉意见书说的么？”
姜科长鄙夷地说：“这正是公安愚蠢的地方，起诉意见书这样说还不是采信了被告人的供述？车上只有三个人，司机在前排，没有看见，被害人现在是植物人状态，不能说话，被告人怎么说就怎么定。被告人又是律师，精通法律，他就是把被告人推下车也不会承认，因为他知道这个后果是十年以上徒刑！实际上，难道不存在被告人推下受害人的可能么？我看这种可能比受害人自己跳车的可能大多了。”
我不得不佩服姜科长确实是老油条，他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超乎一般庸常之辈。
我问他：“您准备怎么办？”
他冷酷地说：再退一次，补充侦查。
四、到北京上访
说句老实话，姜科长的这番话真正打中了我的要害，虽然我多次会见三李，他都不承认自己将受害人推下车去的，坚持说是那家伙害怕被拉回平度自己跳车的，这个说法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不能够服人。卷宗里面有一份证人证言，是后面追赶的摩托车驾驶员出的证词，证明开着的门子外面一直有两条腿在晃动，如果这个证词成立，受害人自己跳车就不成立了。还有，如果是主动跳车，受伤者会本能地护住脑袋，不会让脑袋触地造成脑积血，最终变成植物人。在考虑三李的主体情况，利害攸关，三李从保护自己的角度不讲实话是非常可能的。
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公安按照原来的思路，以故意伤害来组织证据，上面的证据都可以构成间接证据链条的一环，再加上车上有三李和受害者厮打的痕迹，三李手上也留有伤痕，公安只需说在厮打过程中，被害者坠落车下（这种说法基本符合事件的原貌），然后认定被告人成立间接故意，案子基本能定住，如果时间拖得再长些，那个不会说话的家伙开口说上一句半句，简直就能锻成铁案（他们搞出这样一句证词太简单了）。以故意伤害判三李，十年大狱少不了啊。
不能让他们这样拖下去，我决定立即飞赴北京，到最高检和全国律协上访！
去北京的结果一喜一忧，喜的是最高检收下了投诉，并表示尽快转发下去。忧的是全国律协认为三李没有执业证，不算律师，他们不管。
我怕文牍旅行，阻止不了检察院退案，立即又以当事人家属的名义写了20多份情况反映，分别用特快专递寄给烟台市、山东省、和国家的党第一书记，行政一把手，以及政法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以及司法行政机关。这些材料根据当时的信访制度，守信人应该亲自批示，所以，大部分都会附加首长批示转到办案单位。一时间，招远市检察院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检察长和起诉科长被各上级部门叫去汇报情况，哪里还有精力将案子退回补充侦查？而且即使他们真得硬下心来要补充侦查，按照规定需要省检批准，但是省检的质询函已经来了，还会批准么？
不久，姜科长打电话叫我去，他很生气地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律师，我们这个月都变成黑色九月了！你这要是在法治国家，肯定将被以妨碍司法定罪的！我针锋相对反驳：如果在法治国家，我的当事人绝对不会被关了六个月还不起诉。
发完了脾气，姜科长给我一份《不起诉意见书》，无可奈何地说：好了，你赢了，去领人吧。他还告诉我，那个跳车人死了。
那一刹那，我激动地有些失态，居然去跟他握手，并语无伦次地再三表示表示感谢！
五、国家赔偿
我和小樊、三李的妻子和女儿、儿子一起去迎接三李出狱。三李精神焕发，抱着老婆、女儿、儿子又哭又笑，我和小樊也为他高兴，但是心里不免有一丝丝别扭。一个疑问一直在脑子里回旋，三李真的是无罪的么？
没多久，三李来找我，请我和小樊吃了顿驴肉饺子，这对从不请客的三李来说可是破天荒的事，律师所里都都传成了新闻。但是，饺子也不是白吃的，三李让我帮他申请国家赔偿。
我当时有些心懒意会了，忍不住又问三李：那家伙真是自己跳车的么？
三李歪着脖子，青筋毕露，两只怪眼瞪得像李逵：当然是真的，绝对是真的！
小樊问道：“那么他为何不护住脑袋呢？那么高速的车上跳下来，肯定要翻滚，抱住脑袋是个下意识动作呀。
“我怎么知道他为何不抱脑袋？你们问他去。”三李犯了牛脾气，蛮不讲理。
“可是他死了呀。”小樊和我都笑了。
我说：“他多亏死了，他要是活着，不是植物人，肯定说你推下他去的。你的十年大狱跑不了。”
三李不服：“我没推他，打到阎王那里我也怕！事实胜于雄辩！”那一刹那，我和小樊又都相信三李是清白的了。
我们没有帮三李申请那个赔偿，他自己是律师，很快去申请了2000多块钱的赔偿金，用那笔钱买了辆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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