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晚上接到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所長的電話,告知陳紹英先生辭世的消息。那時我正在香港的時代廣場星巴克和友人喝咖啡。稍早我在路上收到香港五區公投運動的傳單,他們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呼籲香港人民以支持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籍立法會議員以在五個選區發動改選的方式,進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政府要求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公民投票。掛上了電話後,我對著與我在談話中、總不經意地會一起數落共產黨的香港年輕朋友說:「我認識的一位臺灣客家老政治犯昨天走了,他以前曾經同情共產黨,以此罪名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抓進黑牢。但他後來覺醒了,認為臺灣人要民主與自由,應該要靠自己的力量。」

陳紹英(1925.2-2010.4)是苗栗縣三灣鄉客家人,民國十四年二月生,少年時立志出鄉關,到日本半工半讀,先後在大阪和東京完成中學教育,再於東京專修大學夜間專門部進修,太平洋戰爭期間受日本帝國徵召從軍,日本戰敗後復員,回到臺灣。陳紹英在日本自修群籍,他自云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河合榮治郎《社會政策原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周佛海的《三民主義解說》)對他影響深遠,他們各以人道主義、結合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和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精神來召喚著身為殖民地人民的少年陳紹英,使他誓願在戰後投入新臺灣的建設。他憑藉著對於民生主義節制資本的理念與熱情,乃積極奔走推動日產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改制為由從業員與蔗農組成之糖業生產合作社,實現產業民主,為此而成立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工作推進委員會,推舉代理三灣鄉長廖上烜出任主任委員,同時亦與同鄉青年彭南華、張振興等人共同籌組三灣三民主義青年團,出任書記,從事三灣公共事務。三十五年九月,展南拓殖株式會社由臺灣日產處理委員會新竹縣分會拍賣,參與投標的當地林為恭、新竹陳性、吳火獅,以及楊隆盛等三個集團聯合圍標,由三方共同設立之新臺灣經建物產公司繼承展南的經營,展南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工作推進委員會未能如願得標,糖業生產合作社運動乃告失敗,而其主委廖上烜卻反因參與圍標而得出任董事。二十一歲青年陳紹英的滿腔抱負,可說遭到一群政商利益共同體的聯合出賣。在此同時,三灣三青團則應三青團臺灣支團長李友邦之指示,改組為社會服務隊。

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期間,陳紹英等人為了團結新竹、苗栗一帶青年,而組成青年組織,關注事件演變,保持待命態勢。陳紹英擔心盲動招致災禍,曾經連夜趕路及時阻止前三青團幹部爆破縱貫鐵路造橋站附近鐵軌的計劃,但則未能阻止其接收農會倉庫幫助農民取回遭政府強制徵收之稻穀的行動。

三十八年五月,陳紹英協助張振興參選三灣鄉農會理事長成功而出任總務股長,十月初,婉拒鄉公所會計孫阿泉等人關於加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組織的邀請。十月底,孫阿泉、彭南華、廖天珠等人因參與地下黨身分暴露而逃亡,陳紹英以與其關係密切而受懷疑,於三十九年四月被捕,以經孫阿泉介紹參與叛亂組織為由,列名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案被告,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指控為臺盟盟員而入獄,列入臺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案被告,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送至臺東縣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至五十二年始獲釋。他是四十二年國民黨政府在綠島和新店發動屠殺政治犯事件的倖存者,當時他因為不願屈服於國民黨,而在獄中消極抵抗,一度被新生訓導處移送臺灣本島新店安坑軍人監獄關押,和吳聲達、蔡炳紅等人同船,見證了這些被國民黨荒謬地指控「獄中叛亂」的年輕生命的最後階段。

陳紹英的入獄,基本上是被誣陷的,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臺盟盟員,原因出在他是活躍於地方的青年知識份子。臺盟是謝雪紅於三十六年二二八起義失敗逃出臺灣後在香港成立的政黨,從未在臺灣發展群眾,但其名號則被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借用,作為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特務對陳紹英施以刑求,咬他是曾永賢所領導的地下黨新竹地區委員會竹南支部組織幹事兼三灣第一小組(櫻第一組)組長孫阿泉的下線,國家安全局檔案也坦稱陳紹英是曾文章案「擴大破案」循群眾關係所查辦的。陳紹英本人和地下黨沒有組織關係,雖然他支持社會主義的理想,卻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深懷戒懼。其實,與其說他是社會主義青年,不如說他是一個三民主義青年,三灣客家三民主義青年團同志們的熱血,終其一生在陳紹英的生命裡澎湃著。

陳紹英為人頗重感情,陳英泰八十六年在張瑞風等人的協助下,在他位於臺北市涼州街的大剛貿易有限公司串連政治受難者,定期舉行便當會,討論與策劃平反運動,陳紹英就經常坐著火車從桃園上來臺北參加,他參與發起了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而後因主張平反和同情臺灣獨立,則又投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立法。他就是在那一個時期,於八十五年初春到八十八年之間,在思想領域和在現實政治領域的鬥爭中,完成他個人回憶錄《外來政權壓制下的生與死──一九五零年代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的日文初稿的。九十三年我協助陳英泰編輯出版《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一書,在陳英泰的介紹下,我和正準備將日文原著《外來政權壓制下的生與死──一九五零年代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之中文版在臺灣出版的陳紹英認識。我記得那天中午我們約在臺北兄弟飯店見面,我果然遇見一位老先生,問他是否為「陳樣」,他說「是」,我們就一起到旁邊蝶花廳坐下,還沒點菜前,隨便聊了一下他著作出版的狀況,那位陳樣說他不會寫書,再問他是不是政治受難者,他說不是,我這才發現搞錯人,跟這位陳樣道歉後告別走出,看到另一位老先生還兀自站在飯店大廳。中午我們在菊花廳用日本料理生魚片和食,這位才是正港的陳樣。陳紹英向我問了國內出版界的生態和行規,他之前是在日本秀英書房是自費出書的,他又發現國內出版社對於白色恐怖題材書籍的銷路多無信心,所以也都建議他自費出版,他因退休多年,為此感到困惑,我則為他詳盡做了說明,並答應如有必要,願意盡我所能提供協助。我們用完餐後,他帶我到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走走,他說他每次到臺北,有空都喜歡來此看書,運氣好的話,會遇到難友,還可以敘敘舊。那天運氣不錯,吳逸民董事正好在會裡,我就先告辭了。陳紹英的家屬決定把他所有的藏書都捐贈給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陳紹英既可遺愛後人,如果他天上有知,也可以照常回來看書。

由於陳紹英自認中文不如日文流利,他雇人協助將《外來政權壓制下的生與死──一九五零年代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一書翻譯為中文,並多次修訂中文書稿,終於交由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太平洋戰爭和中日戰爭終戰一甲子的九十四年六月,以「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為名完成出版,這本書呈現給他的同胞,算來是在書稿完成後的第六年。一樁人生心願了結,就是希望俯仰無愧面對世人與後人,這是臺灣光復那一代曾被國家壓迫的臺灣知識份子政治受難者共同的心情,而他們也都面臨了語言轉換上的問題,陳紹英、陳英泰、黃華昌等受日本教育者皆是如此,必須有人協助他們將日文書寫翻譯成中文,或是修飾中文,這一過程對他們而言非常辛苦。按說,從第一手史料保存的價值來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有資源、也有很大的責任來承擔這些任務,但是我所熟識的這三位前輩,都是靠民間社會的力量自行籌資解決包括研究寫作、翻譯、編輯和出版的種種問題的,實令人十分不捨和感動。

九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白色恐怖的證言》新書發表會,是和陳英泰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一書,在臺北紫藤廬共同舉辦的,國史館張炎憲館長、李筱峰教授和我共同擔任引言人,當天會場擠爆了人,家父也站在人群中向陳紹英和陳英泰的努力表達感謝和敬意。陳紹英當天心情很好,侃侃而談他的人生和思想歷程,不過他還是私下告訴我,其實他並不大喜歡拿掉主標題後的中文版書名,他的書不是要談個人的恩怨,而是要談臺灣人的生命和人格尊嚴如何被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踐踏蹂躪,要談臺灣人應該如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中文書名並未表達出他的理路,有點把書做小了,但如果感性的處理能有助於銷路,吸引更多讀者來認識臺灣的白色恐怖政治史的話,他也會予以尊重。

當年十一月四日,在陳銘城等人的策劃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了白色恐怖讀書會,邀請了出版有回憶錄的各個族羣的政治受難者出席與談,會議由副主任委員吳錦發主持,陳紹英即以客家人的身分,和福佬陳英泰、新住民胡子丹等人共同出席。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活動,象徵民主化後的臺灣國家與臺灣社會各族群的和解。陳紹英說他少年時一般臺灣人只有族群意識,臺灣人意識是在與日本人的區隔中產生的,廖天珠的啟蒙使他的客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聯結,而在國民黨的迫害中,他終於確認一生追尋的思想和精神祖國,就在臺灣。《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獲得臺灣民選政府文化部門肯定的那一刻,應該是曾經歷經兩個外來政權殖民經驗的陳紹英此生最激動的時刻吧。這本書已經成為臺灣客家和白色恐怖史中的傳世經典,見證著殖民地臺灣人民為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奮鬥而成為現代國家公民的艱辛歷程,這是陳紹英留給我們最豐富而偉大的精神遺產。

現在,他走進了歷史。陳紹英和那些三灣客家青年的身影,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十二時於臺北晴園

作者为中華大学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臺灣北社法政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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