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一周年就要到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一年前,中国政府动用武装部队,大批坦克、装甲车开进北京,镇压了“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世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六四“因为它与东欧的巨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世世代代的人民谈起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巨变的这一历史,就必然想起中国的“六四”,想起“六四”就必然谈起“柏林墙”。

两星期以前,当局动员我到广西住一段时间,我说:“我不去了。”前两天又来了,我还是没有答应。我提出了要去就去世博会,他们不语。因为他们去年这个时候,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了广西,我在广西待了几天就待不下去了,就回到了济南,于是又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了青岛,直到过了六四。

二十一年来,当局在这一日子到来之时,总是对异议人士进行“关照”,如此“关照”下去能行吗,能三十年、五十年吗?“六四”已经犯了反人类罪,再压着这段历史,怎么向后人交代?尽管现领导人没有参与镇压,但压着这段历史,让后人怎么评说?历史这一关就过不了。破罐子破摔,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纠正错误,才能体现所鼓吹的高度责任感和科学发展观。

作为现代政治家,诚信不是讲讲而已,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取信于民也不是说着玩的,让民以普选的方式来加以检验。宽容不同政见,而不是以言治罪;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才能找出自身的不足。多党的存在,更加锻炼自身党的廉洁和能力,而不是自残、自相残杀。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包容、接纳和妥协,而不是镇压、排斥;妥协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不使激化;使一些问题的解决向好的方向发展,让方方面面能接受和满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镇压。妥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它不仅在矛盾和沖突中起着作用,缓和与反对派的紧张关系,避免双方支持者发生激烈沖突,而且在多党不存在多数的情况下,完成组成联合政府。如果不放弃仇恨和排斥思维,喊民主法制也只能是空喊。我们看到在专制下,半个世纪过去了,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社会正义都没有确立起来。

我上面不是说想起“六四”,就必然谈“柏林墙”,谈起东欧的巨变,就必然想起“六四”。要发起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来谈,专家要谈,老百姓也要谈。不仅我们自己要做异议人士,让广大老百姓都来做异议人士。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也完全可以完成社会转型,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昴纳克就是一个榜样。

“六四”二十一年了,在人生的进程中是有些漫长,但它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是一瞬间。前苏联赫鲁晓夫1953年—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政治气候较为宽松了。东欧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法克政治气候也得到了宽松,前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空前活跃,产生了一大批的异议人士,一些最着名的异议人士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公开活动了。然而在中国这一时期正经历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上台,政治气候较为宽松,知识分子思想得以释放,这一时期一些着名的异议人士也产生了,中国在迈向民主的道路上遇到了“北京六四事件”。而东欧那时遇到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22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在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被苏军镇压,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下达镇压命令的正是赫鲁晓夫。从1953年10月到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经历了36年。

前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这一链条有关联,民主浪潮势不可挡。正如山东大学一位俄罗斯专家所言:戈尔巴乔夫站在树尖上,却用斧子砍这棵树,如果他不把这棵树砍倒,苏联人民会把他从这棵树上吊死。

在写这篇文章要结尾时,我不能不提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我为生活在这一国度的儿童,我的心在流血,毒奶粉受害儿童图象总在我的脑海出现;四川地震豆腐渣教学楼倒塌,那些儿童扎堆死在楼梯的惨状,总在我的脑海出现;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数次砍杀儿童的悲剧;接种疫苗儿童中毒惨剧的发生。为什么专制者们还在唱同一首歌,呜呼,谁来救救孩子?!

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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