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普遍使用的名称还有“天安门事件”。广义上是指从1989年的4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随着事件发展，在全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学生抗议运动。最终，以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强行清场，镇压抗议示威人士而结束；在狭义上，六四事件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政府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清场过程被一些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血洗京城”、“血洗北京”、“六四血案”、“六四屠城”等等。而“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也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运动”、“六四学潮”，等。中国大陆政府对此运动定调先后为“反革命暴乱”、“动乱”、 “六四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了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的悼念活动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胡耀邦的追悼会当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有数万之多。尽管缺乏一致的目标和统一的领导，但抗议群众普遍反对政府中存在的权威主义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除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除了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抗议人群，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示威活动，动用了军队镇压人群并引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和士兵的部份伤亡。根据《天安门文件》透露，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曾报告称有2600人死亡但数字在政府压力下迅速撤回。而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及36名大学生），7000多人受伤。
镇压结束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活动，包括抓捕此次事件的相关人士，镇压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限制外国新闻社的采访活动，控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很多曾公开对抗议群众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党内人士遭到了批评，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遭到了软禁。同时，中国政府继续抓捕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及与军队正面冲突的群众。大批民运人士开始流亡海外，至今都未能回国；一部分普通参与者被抓捕及监禁、判处死刑，主要是因为烧军车、装甲车、杀死解放军。由于各种信息亦真亦假，政府从此长期封锁有关信息，以免造成思想和政局上的混乱。但正由于长期的信息封锁，六四事件令一定数量的中国民众及国家对中共政府的负面形象日益加深，以致相当部分人对该政府甚为不满，处处与之为敌，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受示威人士抗议。至今，各方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没有取得根本性的一致，尖锐的争议仍然存在，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年年不断。
学潮初期，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应，导致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舒缓学生的不满。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其下属温家宝的陪同下在5月17日探望学生，肯定学运是爱国的，呼吁同学停止绝食，并声言绝不“秋后算账”。其后其他中共高层虽然曾与学生领袖对话，不过两方分歧没有因为对话而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亦日益突显，在复杂的斗争过程结束后，赵紫阳及胡启立等而同情学生及反对武力的开明派领导人相继下台，赵紫阳被开除所有职务，其后更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在中共内部强硬派的决策下，最终由杨尚昆和李鹏等人宣布在5月20日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局解放军出动集团军和坦克部队集结市郊。6月3日，解放军集结在天安门附近，包围群众，并准备在当晚清场。6月4日凌晨，解放军部队开始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有解放军向学生和市民以及旁观者开枪射击。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困局，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后才有所缓解，但终究未能消除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管制；六四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学生领袖王丹等人事后被当局通缉，部份领袖流亡海外，所谓的幕后黑手们或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
大凡干了坏事的人，总会有一种冲动去伪造真相，或掩盖真相。而掌握专制权力的人干了坏事，则更会制造遗忘，抹杀历史。因此21年来，中国大陆官方对这段历史公案极尽遮掩、淡化、抹杀之能事，企图使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虚幻化，直至从民族的公共记忆中消失。而在中国民间有那么一群为了真相执着追求的人，他们义正词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他们拒绝遗忘，他们说出真相，经过他们的努力已经形成和公布了部分的六四死难者档案。经过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近200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140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4名，还有136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证人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80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18名，至少还有62名有待确认和铭记。由此可见，寻找六四真相的路是多么坎坷，虽然有人想拒绝遗忘，但更多的人确实是在选择遗忘。
当然，由于信息的封锁，由于这个政权在刻意制造遗忘，对于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四事件”究竟为何事？甚至不仅如此，由于利益的缘故，由于加入社会分赃大系统的需要，很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已经遗忘了六四事件。他们不得不遗忘，他们也不需要记忆，因为记忆本身是痛苦的，而遗忘则能带来分赃的机会。笔者的一个朋友曾经在2009年进行过一次街头调查，当他问到40岁以上的人群时，至少有一半以上忘记了六四事件，有少量记得的人只记得那是一场“危害国家的动乱”而已；当他问到40岁以下的人群时，结果很悲惨，他没有遇到一个知道六四事件的人。当然，这个朋友的调查范围很小，大约100人左右。但是这个有局限的社会小调查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量的人已经忘记了历史，或者历史已经被迫与他们无关了。
自司马迁以后，二十四史当中只有前四史属于个人的书写，中国的大部分历史文本都成了当朝巩固政权的书写伎俩。鲁迅叹道︰《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想来是有道理的。很多国人从小读到的中国历史只记述到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戛然而止。中国近代史最苍凉和最荒谬的那些事件在历史书上都是一片空白。但空白只是人为的空白，是暂时的空白，历史终将成为真正的历史，即便使用考古方式也要还原历史。六四事件已过去21年了，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21年里，中共政权对六四事件的话语定性不断扭曲和篡改，从最初的“反革命暴乱”、“天安门事件”、到“八九政治风波”，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共政权总是想要人们淡忘“六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局对当初定性的心虚之态。无论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六四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抹杀不掉的。 六四事件与“反右”、“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历次事件一样，必将记录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拒绝遗忘这场惨无人道的血案，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诗人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只有光明和真实，人类才有可能达到相对的自由，只有通过自由，人类才可能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性。如果我们连睁开眼睛看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找到路？难道真的要永远沿着邓小平的办法去“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已经死了，中国人还要继续活下去，邓小平不敢面对的，我们还要勇敢面对。六四事件的恩怨是不是可以放下，这要由人民来决定，但六四事件的真相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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