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分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分有工作人士和无业盲流，有工作人士又分干部和工人，干部……不说了，说不清。总之，级别二字在中国，已经被发挥到了及至。
告老还乡，级别二字也该一边歇歇去了吧？不，同为告老还乡，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老干部”，其他的，只能叫做一般退休干部。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那一伙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就“站起来了”。啊，看见我们站起来了，你才来加入我们的阵营，喂猪、杀猪你怕累你怕沾腥，枪林弹雨你怕死，分肥的时候，你来了。做梦娶媳妇，你尽想好事情，如61年前的10月1号之前那样，继续一边歇着去吧。
本人当记者之前，在所谓的干休所，即离休老干部休养所混过十多年，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老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干也是人，当然什么样的人也都有。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群体给中共的优惠政策给惯养得更加千奇百怪，更加令人掩卷沉思。
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怎么会有“离休老干部两个待遇”，即政治待遇不便，生活待遇略微从优之说？尤其是开会，阅读文件这样的需要议事，需要解决问题才有进行必要的事情，怎么会成为一种“政治待遇”？这样的稀罕事，明显不合常识，甚至是明显违反书报上、党章上的白纸黑字的事情，在中国，只能烂在心里，不能问。问了也没人能给你，会给你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
余生也晚，加之孤陋寡闻，直到1983年进入一家干休所混饭了，才知道离休，这一特色物事，才知道离休老干，这样一些特殊的，高人若干等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时候，本人才知道，医院有老干病房，这可不是毛翘脚以后的事情，早在这伙人站起来之后，医院就有干部病房了，比如毕节地区医院的内一科，在过去，就是专门的老干病房——好设备，好药，好医生，老干病房都有，你那非老干身份的人，别自讨没趣，止步于老干病房以外吧。你病得厉害，需要好药，需要好医生，谁叫你不是枪林弹雨里打过来的老干部？这是党的政策规定的，没办法，挂号排队去吧。
由此可知，王实味《野百合花》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确有其事的。但是，这个书呆子不知道，就如夫妻做爱一样，人家做得，但你说不得。所以，王实味的一篇文章被枪毙，不是他说的是否事实的问题，而是他犯了帮规，人家用家法清理门户。
除非绕不开，否则，我将尽量不去涉及什么政策、歪策之类的东西，这篇文章，是我的个人见闻录，所以，我见识到了什么样的有关老干的人和事，我就写什么好了。
在有人不得不靠着抢劫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今天中国社会，老干“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待遇，实在让人艳羡不已。
级别，按理，按逻辑说，也就是担任某职务别官员的所谓行政级别，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种种好处。离休也好，退休也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级别，也就与主人的官衔一道灰飞烟灭了吧？不，中共的官员，尤其是老干，拉革命车不松套，要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连影子，老干新干们连影子也没见着，老干们怎肯松套？离休，你算了吧，那是政策逼的，人走茶凉，哪个愿意？
恋栈？你别胡说八道，在诗人笔下，这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党的文件里，这叫“扶上马送一程”。所以，离休了的老干们，称呼，往往都是离休前官衔最高，听起来最让人浑身舒坦的那一个。所以，满干休所七老八十的休息、修养老头，这个是张主任，那个是李局长，称呼的人煞有介事，应答的人正儿八经，没谁觉得滑稽。
级别在“两个待遇”上的创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李局长离休前是县团级，张主任离休前是地师级，根据中央文件规定，李局长、张主任的“两个待遇”，都要提高一个级别来执行。也即说，离休前是县团级的李局长，离休后“享受地师级干部待遇”，离休前是地师级的张主任，离休后“享受省军级干部待遇”。
文件虽然给老干部戴了一顶顶高帽子，但是，没有哪个新干部愿意别人对自己的决策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有的文件不一定及时给老干看，有的文件甚至不给他们看，有的会议不一定非得通知他们参加。但这是违反中央文件规定的，“被离休”的老干们心里本来窝火，这一来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们拿着红头尚方宝剑到老干局，到组织部拍桌子打巴掌：“某某号文件早来了，怎么迟迟不给我们看，你们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想看，这是中央给我们的权利。不想给我们看，你叫中央把这一条取消了，我们就不来找你们，否则，我们就要找你们，我们就要看文件。”“中央文件明明规定，根据级别，老干部的住房要达到多少多少平方，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到我们家里拉着皮尺量量，再到你们家里拉着皮尺量量，有你们的宽，甚至是只差你们几个平方，我们都不说话了。否则，你按照文件给我补起。”
级别给老干们带来了很大、很多的实惠，但偶尔，也会给他们增加烦恼。曾经与单位的政工科长一起服侍着离休老干出去“学习考察”。那年月，代步的还是一辆大客车。上车前，科长对争先恐后的老干们宣布自己即兴出台的乘车政策：地师级的坐前面，县团级的坐后面。地师级听了，心中暗暗得意，县团级听了，气得直骂科长的娘，有的干脆一屁股甩在地师级座位上：“今天我倒要看看，哪个敢把我拉到后面去！”
直到到今天，我还是对这位科长佩服不已：你说他，还真是个打着灯笼找不着的人才，一辆车上，他也分得出三六九等来。这与美国废除奴隶法案之前，同一辆公交车上有黑人不得乘坐的白人专门座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是，这厮不知道美帝国主义曾经的这档子事啊？
当面，惹不起老干部，私底下，老干局，组织部的人们常常摇头：干休所是个失败的老干管理办法：老干们集中在一起，就爱串门说长道短，就爱邀邀约约到老干局、组织部闹事。
政治待遇不变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满足老干们开会的愿望。满足老干开会愿望的方式之一，就是给他们弄个半虚拟的头衔，如“关工委”，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成员之类。有个应该是享受省军级待遇的老干，毕节地区有什么红白喜事，这人都会出现在会场，电视屏幕上，说一番“语重心长”的套话，官话。就在今年六一前夕，听说他与一帮子关工委成员，又来到某小学校，“关心”下三代，下四代来了。
三六九赶场，场场在，还是党报记者的时候，我常在热闹场合主席台看见这位。自从2005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敲掉饭碗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我以为，这位耄耋老人应该开不动会，发不起言了。殊不知，人家还在冬顶严寒，夏冒着酷暑，仍然老有所乐，尤其是老有所为呢。心服口服，佩服佩服！
这位是开会典型，还有两位不能不写的典型，则是老红军典型。
少儿时代看连环画，还真以为红军是北上抗日，成年后听敌台，浏览反动网站，才知道红军原来是南下逃窜；还真以为红军是为了穷苦百姓翻身，才抛头颅洒热血，后来才知道，解决温饱问题，这才是当年他们参加红军的唯一动机——一位山东“老区”的三八老干就当着我等等的面说过：什么他妈的踊跃参军、支前，瞎掰，有名额的，轮到你家头上了，非“光荣”不可，一次不“光荣”，你就不仅仅是真要一辈子不光荣了。自己当兵的时候，正是邓大人必欲教训“越修小霸”的1979年。报纸电视上说，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到连长、指导员手里。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些玩意，是下死命令叫写，不写不行的。看来，这一优良传统，历史的确悠久着呢。
贺龙、肖克逃窜到毕节小坝的时候，在小坝街上看见一个流浪汉，他们对流浪汉说：有饭吃，有衣穿，参加红军吧。流浪汉一听，就参加进去了。我时常对人讲，就是毕节街头现在的苦力大背箩，即使要当兵，他也会说，我得回家说一声。可是，这个流浪汉，却就这样跟着红军走了，其家境之糟，可以想见。
我和这个住在地师级房屋里的“老红军”是多年的近邻。老红军最大的特点，一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地，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穿绿军装；二是说话味道极怪，比如一句话，前面几个字是毕节口音，中间几个字是“毕（节）普（通）话”，后面，又变成毕节话了。老红军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是，老红军是濒临灭绝的国家级保护人物，每当有了什么较大的红白喜事，就要请国宝级人物主席台上就坐，并发表爱国主义教育训话。别看老红军没文化，可是这不影响他倾诉、表达的愿望。他一讲起来，什么南泥湾开荒种地，自己如何给朱德喂马没完没了，往往都得主持人在后面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我说老红军，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再请你给大家讲革命传统，你看如何？”老红军往往如此说：“马上讲完了，只有两句话了。”这“两句话”讲完，老红军的保留压阵节目最后出台：红歌黄唱，来一首《南泥湾》。
老红军还有一个保持得十分好的革命传统，那就是随时肩扛一把锄头，在干休所周围寻寻觅觅。只要一块脸盆大小的闲置土地进入他的眼里，不管是谁家的，他就要拿出三五九旅干劲，开发出来种上一棵包谷或南瓜。
另外还有一位名气比“南泥湾”大得多的老红军，有一次，我公干去他家，他指着自己家里的老家具和水泥地面对我说：我不换家具，也不装修房屋——我不能蜕化变质，我要保持晚节。
我心里哑然失笑：给他这样一说，那换新家具的，装修房屋的，都蜕化变质、晚节不保了。那不仅换家具，连老婆也换了的“新红军”们，在他心目中，简直就是罪犯了？
可是，有个贵州日报记者，他看到这位老红军家里的情形后，竟然以赞赏的口吻，把老红军如此这般“保持晚节”的风范，给写到报上了。
自己当年当兵的目的，再简单不过：不就是穷极无聊，过段时间被枪打死总比马上饿死好吧？没想到，侥幸活到“新中国”建立了，自己成了开国功臣，成了退休也有个与众不同的说法的老革命，成了离休后还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的活宝，成了将新干扶上马，新干还请求我送他一程的“不得了”。因此，话说得南腔北调一点，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与因为意外中举而痰迷心窍的范进相比，这不是还在正常范围的吗！
说到换老婆，我想起了老干们的另一个特权。许多南下老干，他们都有两个老婆。在北方没有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配，参加革命转战到南方后，参照伟大领袖的榜样，根据革命需要，再找一个革命伴侣，据说这很普遍，虽没有红头文件认可，但最起码，组织上是默许了的。我所在的干休所，就有好几个老干，北方老家有个下得厨房的原配，南方新家有个上得厅堂的新欢。原配所生孩子，往往比新欢的大很多，有如两代人。不仅如此，原配大多没有和老革命离婚，没有改嫁，也没有说还是老干们的合法妻子。在北方老家，原配不仅与孩子生活在一起，还担负着侍候“公婆”的责任。这样的“一夫二妻”制度，是老干们的专利，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来想想，老干也是人啊，改革开放后，连多打了两斗米的农夫，他也会换个老婆新鲜新鲜，何况人家“多打”的，岂止是两斗米。不是有这些好处，我加入你那组织干球？
有个很是搞笑的事件。住房改革，也即第一次进行房改房的时候，根据那所谓优惠政策，别说那些老红军，就是那些三八干部，算盘噼里啪啦打下来，他们屁股下的房子，不仅不用交钱买房，反而出现了负数，也即卖房方反而得补给老干们房款。老干们乐坏了，找到老干局，组织部，说是不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给他们钱，他们就不坐那房子了，给他们更宽的房子，交钱也成。
这……这……这……，这 怎么可以呢？协商的结果，还是老革命们觉悟高，掏出了三几千元钱，带花园的两层准别墅，就归他们所有了。
尽管离休老干是退休新干的比下有余，但他们自己却老是觉得自己是在职新干的比上不足。为此，不管是住房还是工资，还有医药费等等，他们都好比着在职新干来提要求。可是，任你怎么“反映”，老干们所到手的实惠，怎么也比不过权力在手的在职新干。也许就是这一原因吧，所以，老干们利用政策，尽量捞取好处，无官也要贪，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怎么贪？比如在看病上，实报实销的老干们就比在职新干实惠。因此，一人看病全家吃药，早已过时。八十年代，争对老干推出的药品包装和满足老干需要的种种“保健”器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包装，有皮箱，有各种杯碗、蒸锅。效法古人买椟还珠，到了家里，其中的药品或低价卖给药店，或干脆倒了他娘的。药品，有各种保健酒、药膳，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或喝着、吃着玩玩，多多益善。所以，开药，小包小篮子不够用，得背箩，才行。甚至有传言，某某老干家媳妇开的药店，相当一部分“进货”，就靠老公公。器材，也很适销对路，带收音机的拐杖，就曾经非常行销。怎么不行销，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老干开收音机拐棍，不是论根，而是论“捆”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都有拐棍用了。
文件规定，病而没住院，有的药品就不能开。这难不倒打垮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干，他们来个挂床住院，也即某个病床,某老干包下了，却不一定躺在上面，或不一定天天躺在上面治疗，而是大多数时间回家去待着。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有病历、医疗文书作证，我是住院病人，你会计别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开的那些药品。
正因为“对策“好，所以，有的老干一年三百六五天，太难天都是住院病人，有的一住数年。一年所报销的医药费，远比自己的年工资高出一两倍，四五倍。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一年吞下十几二十万元苦不堪言的药品，这还不是吃苦在前吗。
每年都有外出“参观学习”、体检的机会，每年工资在提高一个官阶级别的基础之上，每年还多领两个月工资，这与那些“篡党夺权”使得他们离休，也即使得他们永远离开那把交椅的在职新干相比，还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啊，老子们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提着脑袋闹革命，感情就是给你们这些王八羔子打天下，给你坐享其成，给你享用不尽的？什么玩意？
正因为利益面前心理严重失衡，老干们的牢骚怪话，甚至是十分反动的话，也时有所闻。比如，一个曾经的“地下党”，他就曾在医务室当着众人的面说：现在这些王八羔子，什么东西，老子们当年打天下要实现的理想，哪是这个样子？算了 ，老子们老了，拿他们没办法了，只有等着新共产党来推翻他们了！
遭受文字狱出狱后，我曾经到干休所去过。老干们都知道我的事情的。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谁责骂我，反而对我说：你问问他们，几篇文章也能推翻你们，你们的江山，全是豆腐做的啊？
我知道，他们这不是同情我，也不是出于公义之心，而是对比他们生活得滋润的在职新干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话语。
当然，对这些自认为当初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如果不是他主动对毛“颇有微词”，一般情况下。你就不要说什么毛的“错误”，更不能将“罪行”这样的词语当了老干的面加诸毛身。我就犯过这样的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向一个老干问询有关石门坎传教士的事情，其间，我犯了舌头比脑袋跑得快的错误，说了几句对伟大领袖不那么敬的话。没想到话一出口，老干翻脸不认我，立时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地教训我：你你你你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居然敢对毛主席说这样的反动话……
我自知惹不起这位，干劲脚底抹油溜了。两三年后，一个同事才告诉我：你说话还是注意一些，那年你和某主任说了些什么，人家当时就跑到报社，要求登文章揭发、批判你，跑到老干局、组织部，要求开除你的工作。
说客观一点，老干有的毛病，是中共惯出来的。比如看文件、开会等“政治待遇”，这将中共的等级制度，发挥到了一个登峰造极而又滑天下之大稽的程度。多给老头子们一点钱，让他安心栽花弄草，含饴弄孙，不就得了。有的，则是个人德性问题，与他是否老干无关。比如，干休所用车用得多，最爱找麻烦的，也就那几个。有一位事情很多的老干，有一次，下班时间，他到我家里来找我开车送他出去串门。妻子告诉他，我不在家。老干他不信，走进我家每一个房间，拉开门看门背后，用拐棍挑起床单看床下：他疑心我不愿意为他效劳，在和他躲猫猫来着。这，就与他是否老干无关，这是老年人耍小孩脾气呢。
有一个享受县团级待遇的老会计和一个享受地师级待遇的老局长，这两个老干，和其他老干判若两人，从来没找过工作人员什么麻烦，平时为人处事也十分和善。那个曾经的教育局长喜欢栽花，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于经商的眼光还有不少不屑的时候，他就栽出不少花来，和老伴用手推车推了，十分坦然地到街上去卖。他们不缺钱，这是他们退休后修身养性的最佳方式。如今，他们很老了，都八十多岁了，我偶尔还在街上看见，栽不起花的二老相互搀扶着，慢慢地走动着。
自然，这也是个人修养问题，与“党性”那玩意不挨边。明明是个人修为，却牵强附会说成党的优良“传统”什么的，这与明明厌恶这些碍脚碍手的老家伙，却偏偏要矫情、虚伪地在会议上，在文件里将老干们拔高成“宝贵财富”一样，其用心是不良的，其效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的。
退休了还恋栈不已，七老八十了还对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贪得无厌，从离休老干部，这个中共的特殊阶层的一些作为里，我们能够知道，中共的特权何以会无所限制约，中共官员的私心，何以会无限膨胀。这，才是中共官员的一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也不是党的问题，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问题。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