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社会关注的焦点性事件，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信息封锁的力度，例如：南京大爆炸事件中，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当场阻止电视直播、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关于爆炸死亡人数的所谓“谣言制造者”；山东博山杀童案发生后，媒体报道被禁止，网络消息被封锁；苏州、威远民众抗议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被限制，部分网站被关闭；长沙税务局办公楼爆炸案破获后，当地警方竟以“担心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为由，“暂时不对外公布嫌犯的爆炸作案动机”；舟曲泥石流灾难发生后，为防止出现“负面报道”，宣传部门禁止各地都市类报纸派记者到灾区采访，规定只准用官方通稿；另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近期发出通知，要求限制地方媒体“异地报道”。
我们认为，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政府加强对焦点事件的信息封锁体现首先体现了中国社会官民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制度性弊病的显性发作，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某些恶性或冲突事件即使发生，也不会以如此密集的频率出现，更不会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因而，政府完全不需要通过封锁消息的方式闭塞民众的视听，这种信息封锁实际上表明了“六四”二十一年来中国政府管制社会方式的失败，表明所谓“中国模式”的破产，甚至，也更清晰地预示了中国社会的一场深刻政治革命即将到来。
在党权控制的媒体几十年如一日的歌舞升平和歌功颂德中，陈旧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因素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已完全脱节，非民选的、责权不明的行政机构则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总体趋向于保守、僵化、无为，甚至越来越多地公然作恶，中国社会在这种病态体制的压制之下，所谓“负面”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这一现实面前，对信息流通“堵”与“疏”的选择，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理念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共控制之下，对于越来越多的“负面”事件，宣传管制当局采取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力的压制和封堵。
对此，公民力量表示抗议。我们认为，只有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才会动员民众主动参与，解决社会面对的难题，并以完整、客观的信息为基础，形成民间与官方的互信和理解，逐步化解官民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压力锅继续加压。
同时，我们也对中共的这一做法表示蔑视。在公民意识觉醒的信息时代，任何封锁消息的做法都是无法奏效的，最多起到一时一地暂时屏蔽信息的作用，而且，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刺激民间传播渠道的发育和扩展，而这一渠道的扩展，将成为民间抗争的信息平台的一部分，并使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媒体逐渐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这种此消彼长的传播空间，也正是民间社会发育的途径之一。
在对官方的做作表示抗议和蔑视的同时，我们也呼吁一切关注真相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传播真实、自由的信息，借助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方式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揭示真相和传播声音本身就是抗争极权的一部分，它对开启民智、凝聚民间力量、提升民众的抗争信心都是必要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和提高调查、甄别、传播、扩散信息的能力和技巧，我们认为，一切反对信息封锁、致力于构建公民社会和民主中国的公民都可以为此做出贡献，而作为公民，每个人的参与是保障每个人知情权的最为坚实的基础，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行动起来，以较小的代价就可以让中共信息封锁的陈旧做法被淹没在民众寻求真相、说出生活的真实的洪流中。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共的愚民和信息封锁政策得逞。
公民力量
2010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