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接到了深圳郑酉午老师的电话，他邀请我有机会去深圳见见面，因当时我在老家打工，没有时间出门，所以只好答应有时间的话再去，不久又接到了赵卫东的电话，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所以请他作了简单的介绍，他虽然没有坐过牢，但是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很关心，经常参加广州民运人士的聚会，希望能多结交一些朋友，他希望我有机会去广州，了解一下广州民运的情况，他负责接待。
12月的时候，我失去了工作，所以有了时间，于是就想去深圳见一见郑老师和赵卫东。
跟朋友借了一千元路费，12月7日出发，9日下午到达广州，下了火车以后，我给赵卫东打电话，他说他在上班，离不开，要等到周六才能从东莞赶过来，因为他在外企打工，制度严格，不像国企可以溜号。他让他的哥哥赵宏伟开车接我，让我稍等。半个小时以后，赵宏伟开着车接上了我，原来他们是双胞胎，老家在陕西。十几年前，哥俩来广州打工，现在老大在广州开了一家小公司，并且买了房，有了广州户口，老二在东莞一家外企打工，哥俩都十分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赵宏伟开车把我送到了一家酒店，开了房安排我住下，让我等到周六赵卫东过来。当天是周三，还有三天，这两天就在广州随便玩一玩，他挺忙，就不陪我了。第二天中午，赵宏伟过来请我吃饭，为我接风，同来的还有刘士辉律师，他因为郭飞熊辩护刚刚被吊销律师执照，情绪比较低落。
周五，我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去了历史系的一个教室，那里正在讲二战史，我去听了一堂课，是关于罗斯福总统促使国会通过“租借法案”的过程，下午就在广州的街头转悠，体验一下南国的风土人情。
周六上午，郑酉午和赵卫东到了广州，越宏伟开车先接上我，再接上他俩，郑老师说北京的滕彪也在广州，联系上以后，开车过去接上，我在北京的时候和滕彪见过面，他曾经和许志永一道发起废除《收客遣送条例》的活动，是知名的维权人士，后来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思路严谨，见解敏锐，水平很高，不愧是法学博士。
大家聚在一起到了一家饭店，开了一间包房，郑老师又联系上了两位朋友，一位姓秦，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位姓范，在经商，曾经和王炳章有过交往，刘士辉也赶过来了，大家边吃边聊，气氛热烈而融洽。
吃完饭以后，大家分手，约好晚上还有一个聚会，我和老郑、滕彪、二赵兄弟一起挤在一辆车里，滕彪要去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家里取一些资料，于是我们就到了中山大学，经过打听，找到了艾晓明家里，到了以后，北京的胡杰也在，他在帮艾老师制作光盘：“我们的娃娃”，艾老师请我们看了谭作人调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录像，不知不觉天快黑了，临走的时候，艾老师给我们每人送了一盘刚刚制作完成的《我们的娃娃》光盘，好像是关于汶川地震中受害儿童的。因为我没有来得及看，就被警察没收了，这是后话。
从艾老师家出来，我们到了广州著名的大佛寺，在那里，姓秦的先生和一帮人已经到了，连我们一起，总共有十五、六个人，其中有作家野渡、唐荆陵律师、还有一位法师，名字我忘了，他自称为反共和尚，其他的人不认识，不久，深圳的李铁也赶来了，因为人多，大家挤在一个桌子上，原来广州的民运圈子有定期的聚会，这已经成为惯例。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和观点，在这里，我第一次享受素餐，虽然没有鸡鸭鱼肉，但也品种繁多，香甜可口。其间听那位法师讲解佛教理论，暗自惊叹佛教的博大精深。
大家边吃边谈，两个多小时一晃而过，大家尽兴而散，因为我当时没有电脑，所以临走时请野渡在《08宪章》上签名。
从大佛寺出来，赵宏伟开车把我和郑老师、滕彪送到了一家宾馆，就在他家附近，他哥俩回家去住。我们三个就住在一起。滕彪年轻、觉多，简单聊了聊，很快入睡了。我和郑老师一直谈到深夜。
郑酉午先生是海南人，比我大十岁。早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写文章抨击时政被判刑10年，罪名是反革命，出嶽后没有固定工作，现在受聘于深圳的一家私立高中教书。他理论水平很高，文章都是长篇大论。因为胸怀大志，精神很好，动辄几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第二天，郑老师要赶回深圳上班，滕彪在广州有事，我因为要去深圳拜访赵达功先生，所以正好和郑老师同行；赵宏伟开车把我们送到长途车站。
当天中午，我到了慕名已久的特区深圳，和郑老师吃过午饭以后，因为他要备课，我就一个人接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拜访赵达功先生。
深圳真大，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到了赵先生家附近，电话一打通，赵先生就出来接我了，我对他仰慕已久，以前虽未谋面，却也一见如故，他把我接到家里，打开电脑看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并和北京的刘荻同了电话，当时我才知道刘荻的奶奶刘衡女士已经逝世，深感惋惜。我与刘荻好久没有联系了。这时，赵先生的电话响了，是公安局打来的，问他家里来了什么人，他说是一位远方的朋友，由此可见他被监控的很紧。他家里的书很多，有刚刚由香港出版的，他说你只要不嫌沉，随便拿，我找感兴趣的挑了几本，其中有《六四百人结局》，前哨杂志等，完了他要请我吃饭，和我到了他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又约了两位朋友：崔从政和张津郡，赵先生为人豪爽，而且酒量很大，我平时几乎滴酒不沾，现在盛情难却，只能喝点啤酒作陪。席间，因为我是北方人，喜吃面食，崔从政还专门出去给我买来了烙饼。由于都是初次见面，只是各自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没有深谈。吃完以后，崔从政帮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他问我第二天怎么安排，我说打算去珠海，他给我介绍了去珠海的途径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赵达功先生是资深的民主人士，河北邯郸人，原来在银行工作，因持不同政见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他理论功底深厚，著述颇丰，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负责人，曾经参与起草和宣传《08宪章》，因此被当局严密监控，不能走出深圳一步，这种划地为牢的作法，与监视居住没有什么两样。可见当局为了维稳，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
第二天，按照崔从政的指引，我从蛇口坐船到了珠海，本来打算有机会去澳门，体验一下另一种制度下的风土人情。登记旅馆以后，我就去了拱北口岸，因为没有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所以过不去，（山西警方以我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五种人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在珠海街头转悠到晚上九点。其间接到了两个陌生电话，均说打错了。
回到旅馆，发现房间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着警服，是当地派出所的，他查看了我的身份证，确认我是独光达以后，把我交给了另外两个便衣，当时我已经明白，我被控制了。
其中一个大个子便衣开始问话，我要他亮明身份，他说他们是珠海公安局的，他姓卢，另外一个姓朱，他们简单问了一些情况以后，说要给我换一个地方，然后让我退了房，开车把我拉到一个叫夏湾洒店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定点酒店，开房以后，他们检查了我的随身物品，从赵先生那里拿来的书他们要没收，我要求当晚看看，他同意了。我几乎一夜没睡，把《六四百人结局》基本上看完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方政和只身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第二天一整天，他们不让我出门，我就在酒店房里抓紧时间看书，把其余的几本书翻了个大概。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当地国保到了，我被移交，完了当地国保带我出去吃饭，然后就在街上转悠，欣赏南国的夜景，当晚我就和他们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们早早起床，洗漱完毕，打车只奔珠海机场，8点，登上了开往北京的飞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坐在两个警察的中间，看着眩窗外的蓝天白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午11点，飞机抵达首都机场。出了机场，坐上开往城里的大巴，很快到了西客站，先买票，后吃饭，匆匆忙忙登上了北京开太原的动车组。晚上7点30分，我们到了太原。汾阳市公安局已经派车接我们，9点多，警车已经到了我的村口，我说你们就别进村了，我自己走回去，下车以后，地上已经下满了雪，而在深圳和珠海还是郁郁葱葱。
第二天，市县两级国保找到我，询问了我这次深圳之行的经过，并作了材料。
这次南方之行，感觉收获不小，见到了一批新老朋友，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感到欣慰，并决定写一篇文章——《我为刘晓波辩护》，遗憾的是赵达功先生给我的书和艾晓明老师给我的光盘落到了警察手里。
2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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