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奖了，对中国政治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一般的奖，是这个世界所有奖项中的头名状，其意义对受奖人所属的民族、国家和群体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受奖人。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十三亿人的大国，一个深受专制政治之苦的民族，为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奋斗了几十年，久经磨难，饱受困苦，尚未有过胜利喜悦的群体意义尤为重要。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百年历史中，这个奖只要发给专制国家中的异见人士，即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使受奖者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催化了那个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人权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转折点。南非的曼德拉是这样，苏联的萨哈罗夫是这样，捷克的哈维尔也是这样。中国二十年来经济迅速崛起，但人权状况却日益恶化，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在中共经济外交面前，不但对中国人权灾难无动于衷，还不断地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背书，丧失了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人权应有的关怀，使中国成为无人关心，风中哭泣的人权孤儿，也导致中国的异见人士和民主运动的处境更为艰难。但是当挪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将本届的和平奖赋与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后，整个国际社会立即发生了变化，几乎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内，世界各大国的领袖纷纷致电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承诺兑现中国签署的有关人权自由的国际公约，连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一时中共政权成了各国谴责的世界公敌，使中共二十年来处心积虑，用金钱打造出来的外交关系顷刻崩塌。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人们一直期盼着诺贝尔和平奖的降临，从提名魏京生开始、天安门母亲、陈光诚、高智晟、胡佳、刘晓波，但是一个一个的提名，一次一次的希望，伴随的中共的嚣张，国际社会的冷漠而滑落了。太长的等待，太深的失望，致使当刘晓波获奖的信息传来，人们依然难以置信，直到确定，始喜极而泣。诺奖评审委员会在给刘晓波的颁奖词说：“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内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刘晓波获奖不仅仅因为他本人二十多年来为民主、自由、人权所作出的贡献，有着曾经一连串获得提名者所作的贡献，以及为中国自由与民主事业而奋斗者的牺牲和努力，更有在专制政权下长期遭受迫害，至冤至死的人们。诚如刘晓波在监狱中得知获奖后，内心深深不安地对对探监的妻子说“这一个奖是给予天安门亡灵的”，言罢泪流满面。这是一个难得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崇高境界。
刘晓波以一个异见人士，一个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民主战士身份获奖，其意义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它也结束中国民主运动二十余年来群龙无首的现象，刘晓波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超越群伦成为民运的领袖。任何一个运动，一个团体要能够成大气候，成大事业，有无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但中国民运一直以来山头林立，互不买账成为民运的长久之痛，刘晓波的获奖使一盘散沙的民运队伍有了一个精神凝聚的人物，当年孙中山就是以其巨大的个人声望，使一百多个涣散的革命组织，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中国国民党”，从而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
作为一个民运领袖人物，须要某些必备的条件，首要条件就是长期以来从事民主活动，有抱负，有担当，有历史的远见，当然离不开历史的机遇，而刘晓波有幸被历史选中成为诺奖得主。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并不是一个超越常人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常人有的缺点和错误他都会有，所不同的是他能认识到错误，和有勇气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刘晓波在“六四”入狱时，曾经软弱过，但在出狱后并不为自己的软弱辩护，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以其十几年的身体力行，忏悔改正，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安危冷暖更是心有千千结。也许正因为这些年来刘晓波与“天安门母亲”相伴相拥，感受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对他的政治观产生影响，形成了他的和平、柔性的路线。十几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的路线虽然十分温和，但他是“和而不流，中而不倚”，这样的柔肠铁骨是非大英雄所不能为。有人以刘晓波在狱中的软弱和出狱以后，依然坚持“我没有敌人”的态度和立场而垢病，也是认为他不配有资格获得这项殊荣的原因。特别是在本次入狱时，表示中国的监狱有了人性化的管理，这是很大的进步。许多人认为他的态度，不但是为中共日益恶化的人权粉刷，而是与中共搞互动，搞合作。这些对刘晓波的指责看似不无道理，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奖项，就在于刘晓波在争取民主路途上的平和态度。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这个奖是一项“和平奖”，而不是“斗士奖”，更不是“革命奖”。以和平的方式促使中国民主转型，是多数异见人士和民运人士的愿望，当然和平转型温和路线走不走得通，不是一厢情愿，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需要当权者的醒悟，历史变化等诸多复杂的原因。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在民运中占大多数，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零八宪章”，这个为大多数异见人士和民运人士所签署的“宪章”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纲领。他既不叫打倒共产党，也不叫共产党下台，他只要求共产党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条款，兑现中国政府在国际公约中所签定的有关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既没有要替代共产党的意思，也没有以此纲领来替换中共的纲领，他也没有以组织的面貌出现，以组织的力量来压迫政府，他只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个独立的公民的身份，要求公民的权利得到落实而已。这份纲领从形成到公布，签署，都是温和理性的，在宪法赋于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在精神上传承了从圣雄甘地到马丁路德金，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也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者天下之正道”的思想。但是尽管如此，这份宪章仍然被中共打成敌对势力，受西方政府操纵的一份颠覆国家的政治纲领。刘晓波作为起草人，也以颠覆国家罪而被起诉。在中国当温和派是不好当的，他一方面要受到激进派的指责，而共产党这一方面还是一样的抓，一样的关，最多少判几年。王炳章博士是民运的激进派，被中共诱捕而判无期徒刑，成为中国民主的受难者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圣徒。而中国温和派也正因为有了王炳章这样的激进人士，才有了一定的空间，少判了几年刑。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温和派也好，激进派也好，都是民主派，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应相互指责。当然要论“诺奖”，只会落在温和派身上，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
刘晓波获奖后，中共束手无策之下，唯一能够出手的还是一贯的老套，一是封锁消息，二是发表声明，坚持声称刘晓波是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诺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是敌视和分裂中国的阴谋。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两“刷子”都非常地愚蠢，在通讯发达如此的当代社会封锁消息，无疑是螳臂挡车。至于声明谴责诺奖委员会把和平奖给予一个罪犯，是亵渎了和平奖，这样的滥言是自取其辱，恰恰告诉世界，中国是一个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监狱的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后，网上流传一个笑话： “达赖喇嘛获奖后，说佛祖啊！他不是一个中国人；高行健获奖后，说上帝啊！他是一个法国人；刘晓波获奖后，说天啊！他是一个监狱的囚犯。”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政府愚蠢的态度，表明这个政权，坚持与国际社会为敌，坚持与普世价值为敌，坚持与文明进步为敌。当然只能使中共在国际社会更加声名狼籍。中共在刘晓波获奖问题上的坚持，并不意外，尽管在这之前，中共体制内也有认可世界文明价值和标准,也认识到中国不走民主的道路只有死路一条，但因着巨大的集团利益，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以习惯性的思维来处理，这是不足为怪的。当然，由着刘晓波的获奖，使中共政权受到内外前所末有的冲击，中共各派为以此互相指责，加大以前已有的裂痕，而使政权出现分裂。中共内部的分裂是迟早要出现的，特别是在政权危机来临之时，每一个政权中的人都不愿与这条船同沉共亡，但愿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到正确的一边，在政权即将沉没之际，站到民主的一边，民众的一边，使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毋让苍生受苦。
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的民主运动，因刘晓波获奖开始顺潮而起，我们已经听到了越洋而来澎湃的潮音，正是“几年沧海梦，今日独含情”！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