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
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于两年前的2009年5月22日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8岁。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卷本，沉甸甸的。
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两位先生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曾写过一篇小文。
98岁的季羡林和93岁的任继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羡林的离世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好词好句为他们送行，可谓备极哀荣。这两位老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有建树的，关于季羡林先生，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他曾在路上为北大学生看行李，如果此事属实，可以为老人的私德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只是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对个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怀抱公德心，持续地为民族正气、为文明进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启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这个维度，正是通往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个公德就是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德行和选择，它已超越古代的节操、气节，而有了现代的内涵。现代社会在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时，应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
两位老人身后的哀荣，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想起他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我当时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某些势力的意志，他成了被冷落在一边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北大和这个喜欢热闹喧哗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那些奖赏、哀荣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今天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还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没有背对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总是直面现实，哪怕是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下，他仍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
这次出版的《周辅成文集》第二卷前面，有他1986年10月为北大学生刊物的题词手迹：“社会良好风气，是靠行为作出来的。养成良好风气，首先，要反对‘说的是一套，作的又另是一套’。如果有任何人居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叫他是‘伪君子’。其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如果有人自己不讲真话，还要反对别人讲真话，这种人，我们就称他是‘假卫道士’……”
讲真话并不是什么高调的标准，只是底线的要求，始终是他恪守的生活准则和不变的追求。1993年，他在《论社会公正》一文中指出：“人人需要公正，比每日需要吃饭还更迫切。”“公正原则，并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或大学问家发明的，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人民的一致呼声。大抵，社会上有了不公平，人民就要求公平……倡导公正原则，既然源自反对不公正，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站在鼓吹公正原则前列的，必然多半是受不公正待遇的善良人民”。他直言，“一个社会，如果整个机构，都带有严重的不道德、不公正现象，就是说，整个精神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堕落腐化，这时还骂主张社会公正论或道德振兴论的人是‘道德救国论’者，我看是大错特错了。”这位伦理学家的话，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
那一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8/126”号决议，确定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以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弘扬联合国宗旨的基本精神：宽容。1995年春天，他和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个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联合呼吁“宽容”，这是当年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对他而言，这只是又一次凭良心说真话而已。一个人只有怀着赤子之心，真正热爱自己脚下这块土地，才能做到不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一切。他们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
这位与辛亥同龄的老人，亲历过20世纪的一系列运动，这一切让他对宽容，对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这不仅是他的学术研究所得，更是他的人生体验。1996年12月，他在《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这样一番话：“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固然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一如既往地葆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被冷落。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无论生前死后你获得了多大的人间荣耀，最终都逃不过这个不变尺度的衡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还是重温一下周辅成先生说过的话：“历史（或时代）是十分无情的：你愚而自用，腐化堕落了，蜕化变质了，谁也不能救你。”毕竟，现世的荣誉归现世，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