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张少爷的路——《别样的中国：张先痴篇》
也许是书从手中或身上滑落掉在地板上，我从小睡中惊醒。我半躺在客厅的木椅子上，透过门窗，可以看见院坝里的树叶和蔬菜，天空是实而非地晦暗和寒凉着，典型的深秋的盆地气候。这里是距离成都半小时车程的新都，作家李劼人的故乡和他的《死水微澜》的发生地。
我继续半躺着，头上方是一书橱，塞满古今中外正版、盗版、允许出版发行或者出版后又被禁止发行的书籍。客厅的里间传来键盘打字的嚓嚓声，和由电脑阅读出来的刚打出的一行字的声音。透过玻璃，能看见一位个子高大头发几近全白的老人，拿着一个放大镜在认真写作。他就是屋主人，作家张先痴老先生。
我仍然半躺着，感觉很温暖，我身上盖着一件厚厚的羊毛夹袄，是刚才我小睡时他轻悄悄给我盖上的。
近两年路过成都，我多次迷恋地来到这里，到他在这个小县城林业局家属区购买改造的小院落里。我压抑着我的好奇心，我言语很少，怕因为我的探问伤及他本来就难以愈合的伤口。但我的心思很清楚，我在近距离触摸一位年近80的老人的全部人生和心灵道路。
和张先痴先生的第二次见面就是在这屋里，小二哥陈卫把张老师著的《格拉古轶事》给我读完后再拽我来的。应该说我们都彼此知道，我拥抱着他说：“张老师，又见面了。”他和他的夫人杨文婷杨姐有些迷惑。
第一次见面是1999年年末。经人介绍见面，简单的寒暄再无交往。
那是颇有意味的一次交往。因刘贤斌、佘万宝两位好友被打劫入狱，我已经到成都两月余，欲有所为。深谙丈夫情怀的杨文婷女士风闻刘贤斌、佘万宝之类的事情，满怀欢喜地说：“老头儿……去见见面。”然后就是一次我在场的见面，我被告诉，一位过气老右派而已。杨姐在欣喜之中，张老师则在阅读了某些文字后深感失望。简单说：这的确是一次双方都有期望却又彼此失望的见面。
张先痴原名张先知，湖北黄冈人，1934年生。因抗战时期主政湖北的陈诚将军的赏识与擢拔，他的父亲仕途顺利，后官至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出身这样的家庭，我给他的身份认定是：官二代，不折不扣的少爷。
在《格拉古轶事》一书中，张老师对这种身世说得很少很少，我从这很少中感到一种深深长长的折磨和痛意：“……我父亲是个大官，家里有两部小汽车可以作证，还有一个名叫小林少雄的日本战俘替我父亲开车……如全家众多人口倾巢出动，或到白崇禧的游泳池去游泳，或到中山公园去游玩，我父亲和日本司机就各开一部，父亲身边有副官，家里有勤务兵。这些都是当官的证明。”“（1949年）十一月下旬，我父亲从广州回重庆，当晚对我态度如常，还拿了一只派克牌自来水笔给我说是朱鼎卿（时任湖北省主席）送给我的。”
抗战结束到红朝称制，张少爷从12岁到16岁，应属未成年。抗战结束，战争遗留的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受降、战俘和侨民遣返、为了抗战而动员的军队需要整编和复员、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需要恢复、战争中的伤残和烈士遗孤需要救助和安置、和平建国的政治需要重新建构……然而，那些在抗战时“抗战外行，内战内行”、“韬光养晦”、“游而不击”大肆发展私武装、私势力的人们，罔顾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巧言佞色，蛊惑人心，狼狈为奸，“政治协商”成为他们合纵连横的密室，“宪政”被他们弃若敝履。“军队国家化”成为他们的照妖镜，内战的烟火在多灾多难的国土上燎原，极端思想在大中学校园蔓延。“……在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我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1948年刚满14岁就参加了进步的……剧团，剧团里教唱的歌曲解放后我才知道都是共产党的歌曲……（1949年）我作为未成年人当然只有随父母来到重庆……在学校里我邀约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号角”文艺社，我任社长……在我们不定期编出的墙报上，不论文字和漫画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朽现象尽情嘲讽。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学校也不便对我怎么过不去，这文艺社声势越来越大……估计我就读的学校里的老师，在我父亲面前告状，父亲便突然发作，对我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辱骂……当他说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惨无人道杀人无数时，我说共产党至少没有特务(他就是特务)。他大声嚷着说：“你懂个屁，没有特务，他每一个党员都是特务！”吵得不可开交时，他勃然大怒地吼道：“你给我滚！”我疼哭流涕地空着一双手离开了家……”
风云变色的时日，一个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的方便出路即是当兵。“重庆街头看到一份张贴在墙上的招生广告说，国防部高级政工人员训练班在流亡学生中招收60名学员……我的一个好朋友花两块银元替我买了一张武汉中华大学肄业的假文凭，我便冒充18岁……考官问到家庭情况，我不得不说出我父亲的名字，在场官员无一不目瞪口呆，他们问我：“你父亲同意你来吗？”我谎称说同意了的……到成都后，我们住在一个庙宇里待命，那天正好我挎着枪在门口站岗，突然我父亲的副官成已仁，他穿着罗斯福呢的美式军装，肩上扛着少校军衔，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侧，嘻皮笑脸地说：“二少爷，太太问你要不要换洗衣服？”我一见我父亲的人就怒火中烧，瞪着他大声吼道：“你给我滚！”“两天以后，上面传话下来说，训练班不办了没人发五块银元的遣散费……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因为我们24期的总队长早已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2月20日，在大邑县苏场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随营学校。”文艺爱好者、张家未成年少爷与家庭决裂当了25天大头兵， “也就是穿着国民党军装东奔西走的25天。”然后成了共军中的一员，革命和奔向光明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和平衡，半年即在军政大学加入了共青团，还有多年的团支部副书记的历史，还有三等功一次。1951年冬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在重庆菜园坝被枪毙，20岁的张少爷没有“刻骨仇恨”， “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通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虔诚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教导。”
青年张少爷感觉自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共产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专政从文本大词变成事实变成现场，事情正在起变化。先是1954年由解放军西南直属队转业到地方，一年后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一份向全体干部宣讲的一份文件指出：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害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得接纳入党……然后是恋爱被干扰、婚礼被故意冷落，再然后是毛泽东、邓小平治下的“右派”、“反革命”，被称为“劳教犯”“劳改犯”、“逃犯”……妻离子散、监视、批斗、蹲起、哑起、趴起、铐起、关起、泡起、夹起、箍起、捆起、吊起、飞起……
20多年，一个人或者一个貌似被整个世界抛弃的罪犯需要怎样的身、心消耗去抵御死亡之门关闭的坚强意志。挣扎到1980年，中年张少爷被“改正”，走出高墙、走出深山。
驱赶进去的是一个阶层，走出来的却是一小撮。
我不知道这是多少父母、多少妻子儿女、多少兄弟姊妹的泪、血和人性的发现与诅咒，换来的残剩走出啊。
张先痴老师的文本中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物质和肉体上的折磨的还原，其实他心灵上的反思仍然是可以触摸的，比如当判决书下来之夜，梦中他父亲的一瞥；比如那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就是他！”和“就是他们”，便是点睛之笔。是的，他在说故事或者轶事，可那真情和伤心怎么画成？你怎可轻薄赠予风和月。
正因为如此，我可以理解每一次每一位朋友到新都那个小院落时老年张少爷的知己杨文婷大姐发自内心的欢喜，以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期待与期待交集。
《古拉格轶事》写于2001年初，是在我们见第一面之后。我2002年底入狱，到2004年底出狱，他的书已经杀青。这中间有许多宏大的事情发生，如“人权”、“人文”、“私有财产保护”的“入宪”、萨达姆倒掉、萨斯肆虐、孙大午案、孙志刚案、“新民权运动”……张少爷70多了，什么都看透了，但他偏偏又什么也不看透：签名？签！签前面？签！绝食？早绝食了！慢，先前的没公开不算，再绝食！人道救助，关注兼救援。签宪章、挺刘晓波和刘贤斌，做艾粉作债主……
张少爷张先痴先生的路，从被轻薄蛊惑的盲信到炼狱地狱里的追逼觉悟、从希望新生力量的作为到一把老骨头的突兀其中的参与，折射出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心灵？以及怎样的中国怎样的中国啊？我不说。我真不说。
好友卢刚说：“你得写写张老师！”我说：“我写，题目就是《张少爷的路》。”
再见到卢刚时他又说还说：“你得写写张老师！快80的人了，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拿一柄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说：“我写，题目就是《张少爷的路》。”
但是我的朋友、兄弟，你得让我想想，让我怎样才能做到不伤及他旧时累累伤痕的情况下，去近距离触摸他全部的人生和心灵道路。
2011年12月7日 四川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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