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昨日发表一篇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国如果不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不久的将来，发生经济危机势在必然。
文章原文如下：
世界上大多数人士的看法是，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掉别处正在呈倍数激增的经济危机，正在迅勐发展不断壮大，其惊人的增长，似乎无论什么阻力也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中国将超越深陷债务和分裂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看上去似乎会成为必然。那些商人们和决策者展望未来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组织的高级形式来处理现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而所有这一切，我的答案是：再想想。
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其影响作用将越来越大，对此我毫无怀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她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由美欧的专家所称颂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创造出来的。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不改变，且需以彻底的方式来改变方针路线，中国将经历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可能将面临一段时间某种可怕的崩溃，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愿意如此强烈地说出我的看法。原因是要告诉中国经济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缺少数据或者说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方式是独特的——史上目睹过在全球经济上如此大规模比例的崛起且提升如此迅速的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一个就是时间问题，这很容易说，中国将有一次机会，几乎是不可能说清楚何时可能发生，下个月?明年?未来十年?事实是，因为它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所以中国可以继续发展。所以，换句话说，你让我预测是什么类型的危急时，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获得答案，但很明显那会是错误的。
但我在中国呆得时间越久，我越确信，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的，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给出种种原因，为什么该国据推测是不同的，因而通常的经济学规则不一定适用于它。但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总是说，经济学无法逃避数学，如果这些数字不加起来，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如此重要，经济将如何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将扮演多么沉重的角色等，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有很多的数字，只是没有加起来。
糟糕数字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中国已经采取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形式，这种模式是由日本发明的，围绕东亚的许多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该模型。这种模式，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功能：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引发经济增长，并通过巨额投资迅速工业化;2)利用政府的手指导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使越来越多先进的行业获得发展。此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产生梦幻般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始于 1990年(二十年后也没能逃过); 韩国是最相似地复制日本模式的国家，在1997年-1998年经历了经济危机。
发生了什么?该模式是基于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经济-称为“价格错了”的研究。为了刺激投资产生快速增长从而达到所需的高水平，该模式依赖于国家直接补贴，以使投资在某些行业或部门比其它形式更具吸引力并减少风险;为行业提供廉价信贷，或国家在特定的首选项目上进行完全投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商;为能源，出口等采取各种补贴方式;银行不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在很大程度上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政府发展政策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的漏斗钱，私人的和公共的，都进入工业化，创造了我们一次又一次所看到的亚洲天文数字的增长率。
这里的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下去。关于古典经济学家为何总是那么集中于让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原因。用这种方法，市场向潜在投资者发送关于资金应该投向哪亦或不应该投向哪的正确信号。如果那些价格指标倾斜了，因此资源方向也就倾斜了。亚洲模式，通过左右价格，最终创造了巨额的失真，其中金钱被浪费了，产能过剩产生了。资助的公司并没有同未被资助的公司一样产生效益来回报社会，而是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建设了那些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结果，贷款变成呆账，银行部门扭曲，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了的事实。虽然他们的危机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外表现的 ——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韩国的外部冲击——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银行，负债的公司以及愚蠢的投资。
中国正沉湎在诸如日本和韩国所有相同的过激行为中，并且远不止此。在中国的投资达到占近其国内生产总值50%的水平，甚至高于亚洲的标准。对这种天量固定投资所作出的通常的反驳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有在建的建筑物和道路是必需的。聪明的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做出了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论点：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过度投资，因此可以采取不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其增长。我们不同意此观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确实是非常高 (46%)……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进行了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铁路，医院，工业厂房日益增加的需求。最近的基建热潮已带动该国的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1880年美国的铁路网络短…在经济方面，我们估计中国的工人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美国的8%的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所以，我们相信，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而非更少。
我完全同意。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投资类型。事实上，投资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某些关键方面却严重缺乏——这使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产能过剩持续的问题，公司经常从国有银行贷款一窝蜂似的来建设某些行业的过多工厂，如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已经发生了此类现象。国家正投资数千万亿美元来建设高速铁路。而其票价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所能承担的范围，而中国很多重要城市却没有地铁。
这种误导性投资的一个良好部分似乎要进入以房地产为首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建设等成为必然——但取决于正在兴建什么。在温州，最近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称，向购买高档公寓的顾客赠送宝马车——这是过度发展的明显标志;而大多中国人却负担不得起买房的费用。我的北京公寓大楼两侧有三个大商场，似乎很少能看到真正的购物者。现在在北京最优质的写字楼租金比纽约市的价格还要高-尽管事实上，中国的资本是一个大的建设区。但许多大厦的价格疯涨，而其质量与大型企业并不相称。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正在资助债务。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银行信贷在2011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在短短的三年内增加了56个百分点。虽然振荡对中国的银行尚未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许多分析家担心银行最终会遇到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会到来的迹象，英国“ 金融时报 “ 报道， 最近，政府已下令银行交割地方政府所欠1.7万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属实，这告诉我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国家的政府从银行贷款融资所投资的项目并不会产生的所需要的收益来归还贷款;2)贷款银行的工作簿质量与官方统计的建议相比，存在更多质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了这么多的债务，摆在首位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金融业缺乏完整的法治。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根本不允许贷款;与此同时，因为政府实体不断增加他们无法支付的贷款，使得许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最终因缺乏资本金而饿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危机片段依序出现，过多的误导性投资，包括由债务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推动着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积极的事情是，至少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明白需要改变。在声明后的政策宣示政策里，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自己的意见。经济需要重新平衡，远离投资和出口，更多的鼓励消费-通过注重质量增长, 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高增长率的增长模式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危急就不会发生，或发生的速度不会那么快。是的，中国消费者的增长在全球具有重要性，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而与消费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仍太低。政府可以采取的刺激措施是采取必要的再平衡——例如，减少很多稀有进口商品过高的进口税。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上没有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没有变动。因此，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仍按照错误的价格信号采取行动。
为什么中国的决策者不去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因为他们害怕增长可能会滑坡。的确是!最新的五年计划目标是每年GDP增长7%，但在我看来，每一次增长导致的是双倍下降，领导进入恐慌模式和就再次使经济加快转速。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8.9%，但这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并不足够快，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松动信贷——把大量的贷款用在经济上。
当我把这些问题带给中国的观察家们时，我通常会受到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政策官员都已经解决了。这是事实，近年来，中国的决策者们在管理瞬息万变的经济方面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西方分析家认为，日本的官僚主义接近冗员，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遭受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法令管理。古典经济学的工具-让价格正确-都是次要的。为什么用抽象的措施引导经济?这就如同银行的利率，你只需告诉银行要做什么?
正是这种态度杀死了日本经济的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在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没能够逃脱基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不能，无论其决策者可能多么的辉煌!危机何时会发生?有趣的是正与历史在一起玩。亚洲发展模式兴风作浪大约35年后，日本和韩国都遭受了危机—日本运用此发展模式是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到 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 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急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这里不是在预测确切的日期，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快到头了，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解决其经济问题。
（时代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