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历年赵紫阳忌日见闻

上篇：　　　　　　　　　　力倡改革　心系苍生


　　1984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在紫阳领导下，亲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及人治向法治变革。1989年5月，他因反对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下台，被软禁16年去世。每逢忌日，我到紫阳书房瞻仰，与他心灵对话。


在祭拜中亲近紫阳

　　2005年1月17日，紫阳仙世，我拿着忆紫阳领导立法的文章和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朋友到紫阳家的灵堂悼念。曾参加“六四”的教师刘晓波因被警方看管在家中，委托我再次前往代为献了花圈。次日我在首都师范大学食堂晚饭后，被警车跟踪，我骑自行车逃脱。警员连日到处搜寻，我在朋友们的掩护下连连躲过，寄居在外。1月29日，送别紫阳那天凌晨5时，警员在八宝山公墓外蹲守抓我，我未能见到紫阳最后一面，遗憾至今。每年忌日，我都前往紫阳书房祭拜，为防止被警方监控堵截在家中，每次提前数日出走辗转迂回而去。

　　2006年1月，紫阳周年忌日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94岁的弗里德曼深情写道：“1988年9月19日，与赵紫阳会谈，给我留下了智慧与高品格的印象。一个人对经济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从教育中学得的。有些人没有受过经济学的教育，但却对经济有着很好的直觉。赵紫阳是这种人，他展示着对经济情况的老练理解和对市场运作机制的熟悉，对改革的各种建议和考虑敞开大门……”（详见下篇《赵紫阳的执政风格和理念》）

　　同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去世，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是革命性的思想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2007年1月17日，紫阳两周年忌日，我和老家访民夫妇一同来到富强胡同6号。这是三进四合院，暗红大门，原“警卫”班已撤走，只留下两名门卫。第二个小院是紫阳书房，内院是紫阳的夫人梁伯琪和家人的起居室，紫阳的骨灰存放在那里。

　　紫阳次子赵二军把我引进书房，屋内陈设保持紫阳生前使用的状态，墙上的时钟停在紫阳离去的7时零1分，布衣青衫的紫阳像，随意洒脱，在花丛微笑，使人备感亲切。

　　紫阳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儿女们敬献的大幅挽联：

　　紫阳之女王雁南（原名赵亮）向每一位来访者端上一杯热茶。我送上为忌日而作《赵紫阳与弗里德曼》文，紫阳家人对弗里德曼的辞世感伤，把《赵紫阳纪念文集》（香港出版）送给我，告之其中有弗里德曼的悼紫阳文，书中编入了我的五篇文章；又把紫阳的纪念卡送给与我同来的访民夫妇，内页：“谢谢大家，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赠。”这是为2004年1月29日在八宝山送别紫阳印制的。

　　紫阳下台，从中南海清华堂搬家至此。当时我在国务院担任秘书，曾和同事来此寻访。后来凡路过，我总是绕进戒备森严的紫阳家门口徘徊，却不敢敲门。紫阳离世，我来悼念，紫阳之子赵五军引我到书房，书架上《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德，威廉．魏特林）、《人性论》、《物性论》、《公有法典》等，均被翻看旧了。这些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相伴紫阳的最后岁月，在孤独寂寞中，关注和思考我国的未来。

　　2004年秋，紫阳离世数月前的某日，一群访民在门外齐声高呼：“紫阳，你好！”紫阳在屋里听到，要人传出话，表示感谢。常有一些求告无门的访民，冒着被抓的风险，在富强胡同里徘徊。

　　1992年清明，我随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到南长街会计司胡同探望胡耀邦夫人李昭，警卫战士告诉我，时有外地农民访民叩门进来，向耀邦遗像磕完头就走。

　　上世纪七八十代，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共主席的胡耀邦曾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此院。1977年起，耀邦冒着政治风险，力排众议，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造成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平反，两千万人结束了苦难。其中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冤狱18年而求告无门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登门上访，耀邦立即把材料批转中央组织部陈野平副部长，得以平反。

　　我把在紫阳家拍的照片发给师友们分享，收到地中海畔的黄河清先生为访民烧纸钱祭紫阳的照片题诗：




漫天大雪祭英灵

　　2008年1月17日，紫阳三周年忌日，北京大雪纷飞，一片银装素裹，似天公在致意！

　　紫阳书房里摆满了花篮，缎带上的致词情真意切：“驾鹤三载，德余万年——李锐、李普、宗凤鸣、孙大午、王建勋敬献”（前三位为1937年参加革命）；“紫阳先生，我们看您来啦！——天安门母亲”；有紫阳的秘书白美清（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李树桥，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以及北京市民和河南老乡送的花篮；一盆盛开的桂花树，清香四溢，缎带上：“瑞雪漫天祭忠魂。”看到杜星垣（90岁，原国务院秘书长）来此祭拜的签名。

　　下午3时许，原新华社副社长90岁李普夫妇、原副总编88岁彭迪（均为1938年参加革命）走进书房，赵二军急忙上前，搀扶拄着拐杖的李普，送上精美的《三周年祭》纪念卡，介绍说，封面上盛开的白玉兰长在书房窗前，父亲生前很喜欢。

　　赵二军向李普诵读每年挂在紫阳像旁的对联：


　　大家围上来观看，三位老人向紫阳像深深地鞠躬。

　　在休息室，李普关切地问：“近日有何压力？”王雁南说：“不少人被警方看管在家中，不让前来。胡同两头均有便衣人员。”谈话间，她不断接到电话告知被警方监控未能到访并致意。

　　王雁南说：“陶铸百年诞辰，其纪念文集编入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忆陶铸文和合影，被有关方面强行撤下”。李普听后沉默而无语。

　　彭迪问：“在八宝山送别时，紫阳遗体上是否覆盖着党旗？我看到的送别相片上没有党旗，事实究竟如何？”

　　赵五军说：“事实是盖了党旗，有相片为证。对于是否要覆盖党旗或由那些领导人来，我们家人从未提出任何要求。”

　　王雁南说：“我们只要求官方对父亲有个《生平》，就像任何一位干部去世，都有《生平》，对父亲下台的15年要有一个交代，怎么写都可以，结果却没有《生平》，连一个字也没有。”

　　赵五军扶着李普，赵二军扶着彭迪，跨出休息室，在漫天大雪中散步，两位老人不时地停下来聊上几句关于紫阳的话题。


“六四”难属的追思

　　2009年1月17日，紫阳四周年祭日，是紫阳下台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富强胡同周围戒备森严。上午10时，大门打开了，有人出来，我趁势进去，经警卫盘问获准。更早来此的路透社记者储百亮等西方记者，被门卫以“外国人不得入内为由”拦在门外。

　　正在接待来访者的赵二军和王雁南得知不少人被拦，到大门外，向人们致谢。

　　回到院子里的王雁南告诉我，好几位新疆人被挡在门外。我问：“由你请进来行吗？”答：“也不行。”我愤怒地说：“这是侵犯公民权利和民族歧视，违反《宪法》和《刑法》啊！”她无奈而平静地说：“当局的违法行为还少吗？”

　　10时多，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来到，王雁南询问其丈夫蒋培坤教授在无锡老家被警方骚扰致使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丁子霖说：“他在病中未能前来，每年祭日，我们难属都要来，每过一年就增加一支白色百合花，直至‘六四’被重新评价，紫阳和我们的殉难亲人都得以安息。”她的儿子蒋捷连（人民大学附中17岁学生）1989年6月3日晚在复外大街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丁子霖在留言簿写道，“紫阳先生，您离开我们四年了，但您的身影与我们同在，为了同样的诉求，同样的目标。”

　　11时半，张先玲（航天部708所通讯工程师）向紫阳像深深鞠躬，并受马雪芹、张艳秋等难属委托，代为签名。上年紫阳祭日，她被警员堵在家中，未能前来。

　　她的儿子王楠（月坛中学19岁学生）在1989年6月3日夜，迎着戒严部队拍摄场景，在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南口，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

　　下午3时半，徐珏（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来了，其子吴向东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6月3日晚在木樨地被子弹击中，年仅20岁。丈夫吴学汉（副研究员）痛失爱子，请律师与军方打官司而未果，精神抑郁，54岁英年早逝。

　　徐珏说：“我们的血泪和命运，与紫阳联系在一起。我家挂着紫阳像，凡有警员上门骚扰，我就要他们向紫阳像鞠躬再论其他。不久前，我参加《零八宪章》的签名，警员为此找来。我说，这是正义的事业，我不怕，儿子和丈夫都已去世，最多就是死，我不怕死，但我要为讨回公道而活着。”

　　下午4时，蒋彦永（77岁，原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来到紫阳书房，他紧紧握着徐珏的手，安慰这位勇敢而坚强的母亲。同来者吴青（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作家冰心之女）。

　　1989年6月3日晚上，戒严部队从西郊向天安门广场挺进，89位被子弹击中的市民被送到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蒋彦永和医务人员连夜抢救，其中7位伤势过重而殉难。

　　2004年2月，蒋彦永上书“两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揭露血案真相，要求为“六四”正名，被军方拘禁并软禁10个月。

　　2008年2月，丁子霖等125名难属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要求按照民主与法律程序解决“六四”问题，纠正赵紫阳冤案。2009年2月25日，难属们第15次上书“两会”。

　　1989年6月3日晚，轧伟林的儿子轧爱国在公主坟一带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轧伟林夫妇积极参与难属群体抗争活动，多次受到警方的威吓、监控，从不退缩。2012年5月25日，73岁轧伟林自缢身亡，以死抗争。

　　如今，登记在册并坚持抗争的“六四”难属已达206人，实际人数远远不止，不少人怕被打压而保持沉默，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难属。

　　2012年5月31日，天安门母亲群体联名撰文：“我们的抗争不会停止，要求‘真相、赔偿、问责’三项理念不会改变。呼吁中共‘十八大’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平复民怨，化解危机，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社会动乱再发生。”


民众在打压中觉醒

　　每年忌日，赵家子女的家祭，竟成当局严密监控和打压异己的敏感日，许多人被看管在家中，一些民众冒着风险，冲破警方阻拦，前来祭拜。

　　2012年忌日，青岛林秀丽，上海董佩丽、程玉兰、张雄明，抚顺张福英、鞍山许高为、本溪马志学、中山黎容好、许昌聂丽娜（怀抱婴儿）等60多位访民来献花。

　　上海静安区访民虞春香说：“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想到总理在（位）时，我们能见到阳光。他不在了，我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在北京维权上访，流浪9年，一无所有，每天流泪过日子。”

　　下午来的一群访民说：“我们四、五十人早上从北京南站上访村出发，冲破警员拦截，到了富强胡同口问路，路边警员告知紫阳家不在这里。我们以为走错了，回去后我们30人又找来了。”

　　合肥访民马海玲失声痛哭道：“您为百姓谋利益，我们有饭吃，如今我有冤无处伸，没有活路啊！”访民们默默流着泪，跪在紫阳像前磕头。

　　黑龙江访民60岁刘杰夫妇说：“在2011年10月17日紫阳92岁诞辰日，前两天大家互相转告，我们50来位各地访民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陶然桥站，乘106路公交电车可直达紫阳家，均被警员拦截，送到丰台区大红门九敬庄访民接待站，那里是维稳黑监狱。”

　　几位访民说：“六四是我国的最大冤案，赵老是最大的冤民，我们是小冤民，赵老不得翻案，我们就更没希望了。”

　　当日在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市政府信访办，9位访民聚首悼念紫阳。访民谈兰英说：“赵紫阳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反对镇压学生，被迫下台，受迫害。如按他的改革措施，我们百姓不会受这么多的苦难。我们怀念他。”他们表示，通过追思、缅怀，追求人权、自由是永远的理念，同时控诉官场腐败对他们的残酷迫害。

　　北京政法院校颜教授写道：“人类发生的进步，缘于人们身上这颗温热跳动的心，紫阳是闪烁异彩的人，因为他有良心，有良知。很多人纪念他，而任何以成败论英雄者，是粗陋无知的，因为言论自由和历史真实都被他们尘封了。他们在大地上制造了空前的愚昧。”


“要吃粮找紫阳”还权于民

　　林凌（86岁，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紫阳倚重的经济学家）：“文革”期间四川武斗，动用机枪、大炮、登陆艇，死伤群众之多，损失之大，居全国之冠。农业凋零，工厂停产，农民食不果腹，市民口粮为全国最低，经济几近崩溃。紫阳入川主政4年半，处理乱局宽严适度，稳定了社会秩序。他冒着政治风险，废除弊制，还权于民；取消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制度（陈云、李先念不同意），率先探索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走出饥荒，迈向温饱，“要吃粮，找紫阳”成佳话。

　　在1983年，紫阳总理率湘贵川三省负责人毛致用、王朝闻、杨析宗沿着崎岖山路，察看刚引进的新西兰良种的牧场。晚上，紫阳睡在临时拼凑的桌子上，高寒山区，潮湿阴冷，用电炉取暖。

　　多年过去，那里牧场牛羊成群，人们富裕了，把紫阳到过的山，立石碑命名为“紫阳峰”，山顶建起“紫阳亭”。农民把“紫阳亭”和“紫阳峰”相片和自产的奶制品送来，告慰紫阳在天之灵。

　　2011年10月17日，紫阳诞辰日，赵二军说：“孙中山以和平方式结束封建帝制，倡导宪政民主共和，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其进步意义超过现在；毛泽东建立政权之后的‘极左’导致非正常死亡四千万人，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林彪试图反‘左’却未成；华国锋力挽狂澜，断然结束毛泽东‘文革’的错误路线，才有邓胡赵的改革开放。”

　　赵二军说：“所谓‘要吃粮，找紫阳’，只不过是把被剥夺的生产经营权还给农民。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和陶铸曾向毛主席汇报大跃进饿死许多农民的惨状，要求‘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受到毛的支持。但到‘文革’时，毛不认账了，许多干部因此被打倒，被整死。毛去世后，父亲主政四川，冒政治风险，千方百计还权于民，从而大大恢复了生产力。”

　　2011年4月，香港出版《赵紫阳在四川》，汇集四川54位各级干部的回忆文。赵二军说：“该书主编蔡文彬当年是父亲手下的青年人，已70岁。一些老同志撰文之后就去世了，留下了这段口述历史。”


紫阳反思政治制度

　　2009年，四周年忌日，在会客室，我见到记者李欲晓（李普之女）。2004年夏，她来探访，紫阳谈起时局和政治经济改革问题：

　　——我国一党专政是历史形成的。共产党认为打天下就得坐天下，百姓也认可这个传统。问题在于，共产党控制全国所有的资源，搞市场经济，缺少监督制衡机制，就必然会产生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其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其私有财产，形成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要产生腐败。像我国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严重，全世界都少见。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很腐败，但其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我国这样糟糕，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个角落。我国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不知道胡温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有想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戊戌变法只是局部的改良而已，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差远了，但慈禧仍不能接受而镇压了。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知道政权已经烂得无法维持，就搞新政，但为时已晚，新政推不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了。

　　2004年10月17日紫阳85岁生日前夕，李欲晓把这次谈话写成《叩访富强胡同六号》，在朋友圈子里传阅。

　　紫阳软禁期间，杜星垣（原国务院秘书长、四川省委书记）、萧洪达（原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姚锡华（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宗凤鸣（原国家体改委委员）、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等五位老同志顶着官方压力，常来与紫阳探讨“六四”真相和改革问题，整理《改革历程—赵紫阳录音谈话》（2009版）、《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2010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2007版）相继在香港出版，流入大陆，影响深远。书中写道：

　　——中国革命几十年，仍然在搞专制，该说：“此路走错了！”我们现在的搞法是否“专制”？不受欢迎？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我过去以为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为达到民主才专政。以后提出专政是长期的，目标就是专政，那么我们革命干什么？苏联搞了七十年还是专制！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第168页）

　　——这个政权我以为能拖多年，矛盾一日日积累，但历史要前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有朝一日总爆发，这种爆发，破坏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一个党之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后，军阀割据。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第178页）

　　1988年秋，邓小平派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率中共代表团考察美国大选，在亚特兰大民主党总部观看杜卡基斯和老布什的选战。回国后顾明率全团成员在中南海会议室向新闻界座谈观感：“美国大选的某些方面值得研究借鉴。”该会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关注。考察团成员中，有紫阳直接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员，我时任顾明的秘书，亲历此过程。

　　1989年5月，在“反腐败，要求加快改革”的学潮中，紫阳反对镇压而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被邓小平否定。数十万大军和坦克车血洗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和市民被屠杀。人治主导政坛，政治体制改革夭折，我国丧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六四”之后，一党专政得以强化，监督机制缺位，法治形同虚设。经济改革的成果，被各利益集团瓜分，弱势群体的权益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被任意践踏，广大访民求告无门，在官方维稳打压中呻吟呐喊；民间维权抗暴事件增多，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初衷与结果背离。这是社会的现状，更是紫阳的担忧。

　　献身革命数十年的紫阳，熟悉中共的政治运作，深入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被软禁16年。他反思我国的未来，如果没有宪政民主法治，没有与之配套的制衡机制，政改缺位，坡脚的经济改革是官场腐败和社会混乱之源，甚至将国体带入险境。


历史是人民写的

　　每逢紫阳的生日、忌日和清明，紫阳的老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子女、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的乡亲晚辈、“六四”难属、各地访民、知识界学人等各界人士前来紫阳书房瞻仰，紫阳的大秘书鲍彤被警方监控在家中未能前来。书房《留言簿》摘要：



　　我感慨道：省地县三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各自亲历谈紫阳，这是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先声。打压本书，违反《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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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赵紫阳的执政风格和理念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在赵紫阳领导下从事立法工作。每年忌日，我到紫阳书房缅怀，心灵对话。在与紫阳家人和老同事们议论中，回首一些当年事，紫阳务实开明的执政风格和理念，可见一斑。


力推价格体系转型

　　1984年9月，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提出关于价格改革问题。他指出：“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理顺经济的各项主要标志是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陈云回信表示同意。

　　1984年10月，赵紫阳在启动价格的改革时说：“改革总得过这一关，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次把价格放开，也许会天下大乱，我下台。但三、五年后市场形成了，人民会纪念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但这种做法太冒险，国家和人民所承受的损失可能会太大。”

　　198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提出继续深化改革，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考虑和系统方案。会后，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五年特别是1989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


与弗里德曼探讨敏感问题

　　1988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来访。弗里德曼因创立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历史和市场稳定政策，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货币理论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采纳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取得成效。

　　9月19日上午，弗里德曼在北京科学会堂作题为《市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讲演，孙尚清、陈岱荪、吴敬琏、厉以宁、戴晴等30位学人参加。当日下午，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弗里德曼。

　　紫阳说：“在经济学方面你是大教授，我是小学生，你多说，我多听。”谈到我国改革的情况。他说：“目前，价格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不是要简单的调整价格，而是要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今年的通货膨胀现象比较明显，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如果不治理，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如果上涨幅度大，人们的承受能力就有问题。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运行机制并提高效益。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企业股份制，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的难度不小。但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弗里德曼说：“要抑制通货膨胀，只有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如果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企业就会因为利率低而争相到银行贷款，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性的投资。从美国、日本的情况来看，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紫阳说：“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物价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你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的银行改革刚开始，很难象西方那样，通过抽紧银根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会使农业被抽紧，而重复建设却并没有被抽紧。”

　　弗里德曼指出：“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在上层控制了权力。”

　　紫阳说：“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的职能不合理。”

　　弗里德曼列举了南斯拉夫、印度等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关键的是不要半途‘胶着’，这样反而会使问题更为严重和持久，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就更大。”

　　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经济改革必然触及政治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撤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中央各部委党组，防止各级党组织对行政工作的不当干预。

　　1989年4月，耀邦去世，首都知识界走上街头,将“争民主自由，反腐败，要求加快改革”的广场运动推向高潮。5月中旬，紫阳坚持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被邓小平等强硬派拒绝。“六四”天安门广场被军方血洗。紫阳与弗里德曼的经济高端对话，被官方解读为“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而作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迫使紫阳下台的理由之一。

　　弗里德曼写道：“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不是为了毁灭共产党。他深信扩大市场机制的运作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巩固党的权力与稳定。他不认为党因此而要控制经济发展的细节，而是为了党，他们要改进人民的生活与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种市场机制会改进民主，并不同意这会同时巩固党的地位，但我对他的诚意却深信不疑。”（1993年10月，弗里德曼再次访华，我聆听讲演，被他对宏观经济深入浅出的解读深深吸引。）


反思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2004年9月10日，安志文（原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紫阳兼任主任）冲破阻力，探望软禁中的紫阳，探讨社会问题的共识要点如下：

　　──当前的经济形势不错，但社会问题很多，这是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的跛足改革造成的后果：一是腐败，虽然年年反腐败，但腐败还是在发展；二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两极分化。我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发展，成为权贵的市场经济；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问题积累，最后可能出乱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公权，应当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现在很多部门用行政权力为自身的部门利益服务，这就把公权为某个利益集团所用。总之，民主问题不解决，长治久安不了，搞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权贵市场经济。要解决民主问题，就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市场经济，也得靠这一条。关键是民主，要让人讲话，不能搞舆论垄断。


完稿于2012年6月4日“六四”23周年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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