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血：“六四”之后的中共和“圣贤式的政治家”

　　二十三年了！

　　随着日月流逝，也因了不断“俱进”的现时，在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的时候，人们更多地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那么，今年最值得说的，就是薄熙来的下场，以及以温家宝为主题的明天。


一

　　乌有之乡发表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薄熙来王立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冤案”。在很多朋友看来，对此似可不屑。但乌有之乡还说道：“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民运和XXX在内，则无不弹冠相庆，破天荒地一致‘拥护党中央’”——这又有些令人不解。其中奥妙，留待后文再说。

　　同时，也有一位“民间思想家”认为：“他私自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在客观上给中国正面的、建设性的、所谓宪政改革、中国文明更新拉开了一道帷幕。在这个意义上，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薄熙来毛氏红色政治复辟的实验突然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把温家宝与薄熙来两位共产党高官做比较。他们之间在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对立，实质是中国不同选择和前途的较量。我希望，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失势和‘重庆模式’破产，会使中国向着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珍惜时机，巩固和扩大这一转变。”

　　主观如何、客观却又如何，坏事变好事，等等说法，都是年轻时记忆中的“辩证法”。且不管是辩证还是“变正”，要说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其前提势必是薄熙来的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而这个契机的突破，又必须引出“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契机、这个转变，是以当今政权为行为主体的：“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这句话的主语，或说行为主体，只能是中共。

　　顺理成章地，这位“民间思想家”又认为：“（温家宝）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温家宝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即便仅仅是言，言论有时候比行为更重要：知难行易呀！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温家宝先生所做的，我认为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在共產主义后极权时代，……开明的官员是可能產生的，……我希望出现的是君子型的政治家，甚至是圣贤式的政治家。……（圣贤型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够彻底的超越，能够忘我，能够真正的大公无私，能够真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够同情一切，能够理解一切，能够成全一切，而不是破坏、批判、消灭一切。这是儒家的传统精神。”

　　中共的权力格局，在毛时代相对明朗，唯毛首是瞻；而从邓小平以降，越来越捉摸不透，一般概称为“集体领导”或“威权体制”。当今为首的自然是胡锦涛，而其人一方面无论在任何场合均一副阴沉之相，一方面上台伊始就宣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于是乎，中国的希望就落到了温家宝肩上。而希望所寄，竟是儒家传统的“圣贤式的政治家”。令人无奈的是：在尚未对儒家传统以及众多中华传统进行认真彻底的扬弃之前，对“圣贤式的政治家”和“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如何进行区分，还真是难有公论。

　　超越胡耀邦赵紫阳或许并不难。从胡耀邦上台伊始推出“第三梯队建设”，不难看出其对“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力来源尚无深刻认识；而赵紫阳也是在被幽禁多年后，才开始悟到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差别。但话又说回来，现在要超越这两点，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对于一国总理，无论中国如何特殊，对任何不期之事，似只能是责无旁贷，而绝没有什么“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


二

　　前文说到的乌有之乡那句令人不解的奥妙，不妨对照一下《大纪元》的一篇综合报道：《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http://dongtaiwang.com/do/zaak/eiLgkjezaAXg3Le0h/yw/rs/W/sV/n3596086.htm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

　　该文称：“温家宝‘家族贪污’消息是著名‘五毛’、薄熙来的铁杆粉丝司马南等人所津津乐道的。”“‘温家宝家族贪污’传闻是他们根据薄熙来的亲自指令实施的。……司马南并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上亲自做了修改，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某海外网站。”

　　网络文章究竟出自谁手，很难查实，除非作者署实名，而由谁亲自指令实施就更无从查证。网络上有着太多相互对立的说辞，要查个水落石出，也是几无可能。但国人对当权者的非议，早十多年就有“处级以上排队一二报数分列两行，枪毙一行，只会有遗漏而不会有冤屈”的说法流传，且似已为公论。有趣的是：若引用“无罪推定”原则，这些“公论”是不能用来定罪的。但，在目前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官员腐败或清廉与否，到底是应该由哪方举证呢？笔者不知：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的决议时，所有前政权官员是否要首先自证无罪，还是在“无罪推定”原则下必须由受害者举证其有罪？其实这已经扯远了。南非之所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已经下台。我们若要将之作为参照，也必须等到专制政权下台后才有意义。在一党把持所有权力的前提下，要百姓举证哪个官员是否腐败或清廉，好像太苛求了；而对于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公认潜规则的执政党，要求官员自证是否腐败或清廉，似不为过。所以，温家宝是否家族腐败，谁说都不算，还是他自己说吧。

　　该文还提到：“温家宝则罕见抛出狠话称：可以对我温家宝和家人进行调查，‘如果我本人及家人有任何敛财行为，我马上辞职！’”这不禁让笔者想起23年前，赵紫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赵大军的所作所为，现在也还不难查到，而且恐怕不会是薄熙来司马南等编造的。

　　该文还说：“温家宝身为目前尚在位的总理，其家族贪污的信息，却都可以在境内的互联网上查到，因为官方都未对这些做屏蔽。”但——

　　笔者身在墙内，未使用任何翻墙工具，先打开谷歌，“http://www.google.com.hk/”网页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得到的是“Internet Explorer 无法显示该页面”。再打开百度，“http://www.baidu.com/”自然也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找到相关结果约5,170,000个，首页10个结果是：

1、:::新华网:::青海频道:::
• “30岁腐败现象”不稀罕 • 面对“权力家族腐败”该怎么办？ 领导言论 … • 全国纠风工作会召开 温家宝做重要批示 • 吴官正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2、温家宝广东重提小平讲话 依法处理破坏村民选举行为–时政–人民网
2012年2月6日 – 江高镇大田村谢永科反映，有的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相关专题 温家宝活动报道集 今日热点 统计局：数据作假是统计最大腐败 …
3、温家宝：腐败在一些领域较严重 须下大气力解决——中新网
2009年3月5日 – 中新网3月5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去一年，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但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政府…
4、温家宝：腐败分子不管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2007年3月16日 –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６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１６日说，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5、反腐败面面观-时事聚焦-文化论坛-光明社区 –
反腐败面面观朱蓬蓬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强调，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
6、温家宝要求对腐败保持高压 强调查案最直接有效_中国网
2009年3月25日 – 温家宝指出，过去的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着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全面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但是，当前一些…
7、温家宝九年记者会妙语连珠 引经据典真性情(图)_中国经济网——国…
2012年3月14日 – 总理妙语连珠 引经典真性情 温家宝总理九年妙答中外记者问 妙语答问 2011 最危险在腐败 国之命在人心 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
8、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_CCTV.com_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9年3月5日 – 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CCTV.com 2009年03月05日 12:16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央视网 专题:2009年两会频道 …
9、温家宝：腐败不解决会人亡政息 今年抓好六工作–人民网西藏频道–…
2012年3月27日 –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温家宝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李克强贺国强等出席 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2009年2月28日 – 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2月28日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

　　再在百度搜索特定关键词“温家宝家族腐败”，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显然该文所言不实。

　　该文还有：“周永康通过特务在百度上释放假消息抹黑温家宝，还一直散布温家宝夫人张培莉‘不断敛财，喜欢珠宝’的消息。”“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的珠宝生意，其背后的大股东其实是江泽民老婆王冶坪的一个亲戚。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

　　有点乱了……前面说散布张培莉敛财是抹黑温家宝的假消息；后面却说“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看来某些人的逻辑性还有待提高。


三

　　本文杀青之际，回头再看，觉得还是应该插入一节，专门说说温家宝。

　　温家宝1985年被胡耀邦提拔为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1986年胡耀邦被清算后转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六四”中陪同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赵紫阳被软禁后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最后官至宰辅。实打实的“三朝”不倒！鉴于中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对于只能在红墙外窥探而无法知其究里的百姓，心里充满问号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位“民间思想家”引证：“矿难的时候，他下到700公尺深的井下；汶川大地震，他在第一时间干到现场；西南贵州的雪灾，他也一个人颠颠沛沛第一时间到现场。这种领导人在中国几乎没有。”

　　首先，1975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三次冒着余震亲临灾区，已有人做成对照的视频上传网络。再次，国家发生灾难而亲临现场，应该是在其位而负其责；而其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对灾难责任的追究，而不仅仅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已。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灾难之后，隐瞒、封锁，甚至包庇，应该是公众看到的常态。仅就汶川地震，我们来看看：

　　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在汶川县映秀镇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今天，我在地震的震中地区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不寻常的。……我们还要对这次倒塌的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机关，要进行建筑资料的收集，以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日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此前，2008年5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抗震救灾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说过：“不能排除在建筑的工程当中有偷工减料的情况。在总结经验之后，调查清楚之后，要严肃处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发布会上强调：校舍建设出问题，将一追到底。

　　而直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谭作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艾未未官司未了……再有就是借央视之口的结论：“专家认为：这次汶川地震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能量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造成的破坏也超出我们的预料。”

　　再来看看不到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5月9号，北京南站。山东访民林秀丽向温家宝递交了上访材料并有几句对话，“总理说你就放心吧，然后他（温家宝）走出去很远，他还跟我打招呼说他会帮我的。”而随后林秀丽当晚被押回山东青岛软禁，并要其同意做精神鉴定；她不签字就逼迫她姐姐签字，姐姐不签字就叫厂方以解雇相逼。另一名在场的北京残疾访民葛志惠，“冤枉”两个字刚出口就被扑倒在地，并被温家宝内卫扼住喉咙。事后，医院拒绝给予检查。与此类似的，据RFA报道：06年12月曾经在超市见过温家宝总理并诉冤情的北京访民吴田丽和李海珍，其后上访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打击报复。两人的丈夫在政府的压力下精神崩溃，吴田丽丈夫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错，温家宝所“言”甚多，有2010年9月2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有2011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还有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道德自白”。

　　“知难行易”也罢，“知易行难”也罢，要知道：所“言”者并不一定“知”之。我党历史上美丽的承诺所“言”无数，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然“知”之乎？“行”之乎？以“言”代“知”，被调侃为“影帝”“作秀”，实乃恰如其分。

　　在讨论中国未来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共下台后，谁能做得更好？那些民运人士吗？我的应答是：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而不是换个领袖！中国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明主”情结。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人却一直陷于“英明领袖”而不能自拔；“四个伟大”没有了，历朝历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却挥之不去，甚至还有什么“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之说。今天，居然又在期盼具“儒家的传统精神”的“圣贤式的政治家”！

　　西谚说：宁要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天使执政。退一步，即便温家宝的自白出自真心，他的不作为乃是不可为之为；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我们决不再期待圣明！


四

　　历经“改革开放”、“六四”屠杀，及之后的二十三年，应该梳理一下中共的本质或本质上的蜕变。

　　邓氏改革，会不会改变毛氏政权的本质？这一点在改革初期，出于邓氏倡导“集体领导”和推行“党政分开”，人们还在观望和期待着。而随着“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的提出和之后的“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运动，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江氏上台伊始，也有不少人寄以期望。但其实正是在江氏任内，中共完成了始自邓氏的华丽转身。

　　邓氏的“先富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出自1985年邓小平对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所言。而以邓朴方为董事长的“五大公司”之首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79年，中国光大集团成立于1983年，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于1985年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8年。（“五大公司”为“六四”期间中国众目所瞩的五大“官倒”，于1989年8月15日被审计处理：罚没和补缴税金。）这其中时间上的“巧合”，是否可以为“先富论”做一个注脚？也许学者们需要更言而有据的论证，而笔者宁可依循先师的教诲，“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邓氏。三十多年过去，民众从中确实也获得了“一杯羹”，但即便是乌有之乡之辈，也在对当今的公义缺失不停地大呼小叫。

　　“六四”之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使得原本遮遮掩掩的贪欲得到了坦克的背书；其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更是把权势集团扩大到“私营企业主”，而不论其是否红色后代。（其实，“先富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或有没有不依靠权力而富起来的且存疑；而同时，如果没有权力的庇护，已达富人榜首列者也随时都有被“反腐败”的可能。）可以说，中共这时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权势利益集团”的转化，而抛弃了所有的意识形态追求。不客气地说，当今的中共已经不再符合政治学中的“政党”概念。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理念追求，而这些是不容作假且必须公示于世的。当今的中共的旗帜上，除了充虎皮而招摇的毛泽东思想，只有“猫论”“石头论”“不争论”以及“三块表”；说是理论，太过简约（如“猫论”“石头论”）；说是纲领，又太过隐晦（如“不争论”“三块表”）；说是理念追求，不如直接表述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的末世心态更为贴切。到了今日，当局不断加强对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控制，打压甚至违法囚禁敢于说话的人，“维稳”已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其经费甚至超过军费。

　　整个中共的历史，自始至今可分为毛氏和邓氏两个阶段。

　　毛氏为了建立封建皇朝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天恩之下的百姓需要富裕起来。因为仅此才能奠定皇朝的强盛，并领国际共运以及世界的潮头（从这一点说，毛氏是真心希望百姓富裕的，而他只要求“伟大领袖”的位置，官僚们则也必须廉洁奉“公”。）；当然，为万岁爷“一个指头”的错误买单是必须的，必要时牺牲半数百姓的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而对于邓氏，则抛弃了所有的“理想”和理论，要的只是以“五大公司”为代表的革命后代“先富起来”（从这一点说，邓氏至少不希望百姓比革命后代先富起来，而为此不得不与整个官僚系统甚至民间资本合谋。）。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逻辑上还有争论或讨论的余地；那么，对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追求、而只是追逐物质利益的邓氏，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这好比是：毛氏视百姓为子民，要百姓拥戴他解放全人类；他自然希望兵强马壮，同时各级头领也必须同甘共苦。而邓氏根本就是在自己家中搜刮抢掠的家贼，同时手握刀杖；你叫他先放下刀，大家好生商量，他说：放下刀，我还怎么抢你？人们常说“与虎谋皮”，但不知道有多少人透彻理解“与虎谋皮”的内在含义。

　　这，就是毛氏中共蜕变而成的邓氏中共的本质；也是邓氏和毛氏在权力架构上一致的前提下，唯一的，也是重要的，但不为许多人看透的区别。


五

　　回到正题。

　　回顾“六四”，广场学生比较简洁明确且有条理的，或说具代表性的诉求，是运动初期的“北大七条”（后修正为《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其中涉及要害的是：

①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②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当时，学生及民众，包括社会知识分子，都一致强调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暂且不深究这里面有没有或有多少策略成分，应该说当时确实对权力、体制、或说基本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实际上中共当时是否已经堕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中共公示为中国“核心利益”的首位。每一个稍微清醒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此“核心利益”之下，无论“七条”还是涉及要害的那“两条”，都完全无从谈起。

　　“六四”的“七条”中，关键的是“新闻自由”和“反腐败”；之后二十年来，民众企求的，可以简要归于放开“党禁”“报禁”。到了今天，又将“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的重任放在了温家宝肩头。

　　对于“六四”时的“新闻自由”和“反腐败”，邓小平很清醒：退一步，就是“亡党亡国”！他以过来人的魄力用坦克做了回答。开放“党禁”，在这三十多年的不同阶段会立即冒出不同数量的党派，虽然都不成熟不能马上替代中共，但可以肯定中共的选票会一落千丈；如果开放“党禁”意味着放弃执政党的地位，那中共则即刻失去权力。这两种情况都将使得中共失去“富起来”的必要条件。开放“报禁”，那些现在被阻隔在墙外的中共丑恶历史将如雪片般飞进千家万户，犹如《哈利波特》中魔法学校的来信，将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统统埋葬；其后果恐怕比开放“党禁”来得还要快。试问：“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是否也要包括“新闻自由”“反腐败”和开放“党禁”“报禁”？反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还是“新闻自由”“反腐败”或开放“党禁”“报禁”，是否都危害到中共的“核心利益”？

　　至于近来又流传的，听起来很令人心动的“平反六四”（有人说：早至今年6月，中至今年18大，晚至明年6月。），不妨引用笔者2004年的一篇“六四”悼文：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1976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13年后（1989年），问题有了答案。

　　28年过去了（2004年），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六

　　“革命”，也经常被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很多人常说：暴力得到的，必然是新的暴政。其实并没有逻辑的论证，也没有历史的验证。（中共的历史，或几个特例，并不证明其必然性。）应该说：不能用暴力获取政权；但面对暴政，使用暴力有时是无奈之举。“枪杆子出政权”是土匪逻辑，而用枪杆子推翻一个原本用枪杆子维持着的政权，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当今之所以不能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的专政体制，是由于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得“暴力”反抗失去现实的可行性。

　　那么，社会的进步，或说现存专政体制的变革，就只有期待其自身的崩溃。或说：其若不灭，是无天理！天作恶，犹可违；自作恶，不可逭！

　　这里需要再解释一下的，是多数善良的人们所担心的：崩溃之后会怎样？尽管当前制度有再多的弊端，毕竟多数人还有安定的生活。一旦中共统治瓦解，随之是经济崩溃（或反之经济崩溃带来统治瓦解，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其因果先后。）是否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失控，并带来民不聊生的乱象。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天的到来是必然的，那么，早一天到来，或晚一天到来，引起的社会动荡孰为轻重？改革开放或中共建政以来，给这片土地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资源、环境，以及欺诈、盗抢、拐卖，甚至年甚一年的群体事件，等等，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日益恶化？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长此以往，未来将何？还有未来吗！

　　重复一下，笔者并不号召或提倡“暴力革命”，因为其没有可行性。但笔者更不期待中共能够自我“改良”或“自裁”，因为没有可能！崩溃，是寄希望于“天理”，但也并非只能坐以待之。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自身能力和判断出发，作出自己的选择，为将要面临的崩溃、以及崩溃后必然出现的社会动荡，做力所能及的准备。至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再次华丽转身，或其中某个“圣贤式的政治家”身上。

　　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以“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为信念的“权势利益集团”，其唯一追求的仅仅是家族的物质利益。而放弃权力，非但会失去进一步攫取利益的可能，还会面临“清算”的危险。不要忘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心中的“清算”概念，源自于中共半个多世纪培植起来的“翻身”，那是血淋淋的。

　　二十三年过去了。除了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而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过去之后，我们是否再将希望寄予一个“圣贤式的政治家”？或许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