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了!

  随着日月流逝,也因了不断“俱进”的现时,在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的时候,人们更多地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那么,今年最值得说的,就是薄熙来的下场,以及以温家宝为主题的明天。




  乌有之乡发表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薄熙来王立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冤案”。在很多朋友看来,对此似可不屑。但乌有之乡还说道:“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民运和XXX在内,则无不弹冠相庆,破天荒地一致‘拥护党中央’”——这又有些令人不解。其中奥妙,留待后文再说。

  同时,也有一位“民间思想家”认为:“他私自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在客观上给中国正面的、建设性的、所谓宪政改革、中国文明更新拉开了一道帷幕。在这个意义上,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薄熙来毛氏红色政治复辟的实验突然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把温家宝与薄熙来两位共产党高官做比较。他们之间在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对立,实质是中国不同选择和前途的较量。我希望,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失势和‘重庆模式’破产,会使中国向着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珍惜时机,巩固和扩大这一转变。”

  主观如何、客观却又如何,坏事变好事,等等说法,都是年轻时记忆中的“辩证法”。且不管是辩证还是“变正”,要说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其前提势必是薄熙来的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而这个契机的突破,又必须引出“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契机、这个转变,是以当今政权为行为主体的:“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这句话的主语,或说行为主体,只能是中共。

  顺理成章地,这位“民间思想家”又认为:“(温家宝)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温家宝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即便仅仅是言,言论有时候比行为更重要:知难行易呀!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温家宝先生所做的,我认为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在共產主义后极权时代,……开明的官员是可能產生的,……我希望出现的是君子型的政治家,甚至是圣贤式的政治家。……(圣贤型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够彻底的超越,能够忘我,能够真正的大公无私,能够真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够同情一切,能够理解一切,能够成全一切,而不是破坏、批判、消灭一切。这是儒家的传统精神。”

  中共的权力格局,在毛时代相对明朗,唯毛首是瞻;而从邓小平以降,越来越捉摸不透,一般概称为“集体领导”或“威权体制”。当今为首的自然是胡锦涛,而其人一方面无论在任何场合均一副阴沉之相,一方面上台伊始就宣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于是乎,中国的希望就落到了温家宝肩上。而希望所寄,竟是儒家传统的“圣贤式的政治家”。令人无奈的是:在尚未对儒家传统以及众多中华传统进行认真彻底的扬弃之前,对“圣贤式的政治家”和“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如何进行区分,还真是难有公论。

  超越胡耀邦赵紫阳或许并不难。从胡耀邦上台伊始推出“第三梯队建设”,不难看出其对“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力来源尚无深刻认识;而赵紫阳也是在被幽禁多年后,才开始悟到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差别。但话又说回来,现在要超越这两点,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对于一国总理,无论中国如何特殊,对任何不期之事,似只能是责无旁贷,而绝没有什么“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




  前文说到的乌有之乡那句令人不解的奥妙,不妨对照一下《大纪元》的一篇综合报道:《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http://dongtaiwang.com/do/zaak/eiLgkjezaAXg3Le0h/yw/rs/W/sV/n3596086.htm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

  该文称:“温家宝‘家族贪污’消息是著名‘五毛’、薄熙来的铁杆粉丝司马南等人所津津乐道的。”“‘温家宝家族贪污’传闻是他们根据薄熙来的亲自指令实施的。……司马南并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上亲自做了修改,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某海外网站。”

  网络文章究竟出自谁手,很难查实,除非作者署实名,而由谁亲自指令实施就更无从查证。网络上有着太多相互对立的说辞,要查个水落石出,也是几无可能。但国人对当权者的非议,早十多年就有“处级以上排队一二报数分列两行,枪毙一行,只会有遗漏而不会有冤屈”的说法流传,且似已为公论。有趣的是:若引用“无罪推定”原则,这些“公论”是不能用来定罪的。但,在目前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官员腐败或清廉与否,到底是应该由哪方举证呢?笔者不知: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的决议时,所有前政权官员是否要首先自证无罪,还是在“无罪推定”原则下必须由受害者举证其有罪?其实这已经扯远了。南非之所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已经下台。我们若要将之作为参照,也必须等到专制政权下台后才有意义。在一党把持所有权力的前提下,要百姓举证哪个官员是否腐败或清廉,好像太苛求了;而对于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公认潜规则的执政党,要求官员自证是否腐败或清廉,似不为过。所以,温家宝是否家族腐败,谁说都不算,还是他自己说吧。

  该文还提到:“温家宝则罕见抛出狠话称:可以对我温家宝和家人进行调查,‘如果我本人及家人有任何敛财行为,我马上辞职!’”这不禁让笔者想起23年前,赵紫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赵大军的所作所为,现在也还不难查到,而且恐怕不会是薄熙来司马南等编造的。

  该文还说:“温家宝身为目前尚在位的总理,其家族贪污的信息,却都可以在境内的互联网上查到,因为官方都未对这些做屏蔽。”但——

  笔者身在墙内,未使用任何翻墙工具,先打开谷歌,“http://www.google.com.hk/”网页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得到的是“Internet Explorer 无法显示该页面”。再打开百度,“http://www.baidu.com/”自然也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找到相关结果约5,170,000个,首页10个结果是:

1、:::新华网:::青海频道:::
• “30岁腐败现象”不稀罕 • 面对“权力家族腐败”该怎么办? 领导言论 … • 全国纠风工作会召开 温家宝做重要批示 • 吴官正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2、温家宝广东重提小平讲话 依法处理破坏村民选举行为–时政–人民网
2012年2月6日 – 江高镇大田村谢永科反映,有的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相关专题 温家宝活动报道集 今日热点 统计局:数据作假是统计最大腐败 …
3、温家宝:腐败在一些领域较严重 须下大气力解决——中新网
2009年3月5日 – 中新网3月5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去一年,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但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政府…
4、温家宝:腐败分子不管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2007年3月16日 – 新华网北京3月16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6日说,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5、反腐败面面观-时事聚焦-文化论坛-光明社区 –
反腐败面面观朱蓬蓬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强调,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
6、温家宝要求对腐败保持高压 强调查案最直接有效_中国网
2009年3月25日 – 温家宝指出,过去的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着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全面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但是,当前一些…
7、温家宝九年记者会妙语连珠 引经据典真性情(图)_中国经济网——国…
2012年3月14日 – 总理妙语连珠 引经典真性情 温家宝总理九年妙答中外记者问 妙语答问 2011 最危险在腐败 国之命在人心 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
8、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_CCTV.com_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9年3月5日 – 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CCTV.com 2009年03月05日 12:16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央视网 专题:2009年两会频道 …
9、温家宝:腐败不解决会人亡政息 今年抓好六工作–人民网西藏频道–…
2012年3月27日 –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温家宝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李克强贺国强等出席 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2009年2月28日 – 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2月28日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

  再在百度搜索特定关键词“温家宝家族腐败”,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显然该文所言不实。

  该文还有:“周永康通过特务在百度上释放假消息抹黑温家宝,还一直散布温家宝夫人张培莉‘不断敛财,喜欢珠宝’的消息。”“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的珠宝生意,其背后的大股东其实是江泽民老婆王冶坪的一个亲戚。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

  有点乱了……前面说散布张培莉敛财是抹黑温家宝的假消息;后面却说“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看来某些人的逻辑性还有待提高。




  本文杀青之际,回头再看,觉得还是应该插入一节,专门说说温家宝。

  温家宝1985年被胡耀邦提拔为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1986年胡耀邦被清算后转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六四”中陪同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赵紫阳被软禁后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最后官至宰辅。实打实的“三朝”不倒!鉴于中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对于只能在红墙外窥探而无法知其究里的百姓,心里充满问号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位“民间思想家”引证:“矿难的时候,他下到700公尺深的井下;汶川大地震,他在第一时间干到现场;西南贵州的雪灾,他也一个人颠颠沛沛第一时间到现场。这种领导人在中国几乎没有。”

  首先,1975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三次冒着余震亲临灾区,已有人做成对照的视频上传网络。再次,国家发生灾难而亲临现场,应该是在其位而负其责;而其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对灾难责任的追究,而不仅仅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已。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灾难之后,隐瞒、封锁,甚至包庇,应该是公众看到的常态。仅就汶川地震,我们来看看:

  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在汶川县映秀镇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今天,我在地震的震中地区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不寻常的。……我们还要对这次倒塌的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机关,要进行建筑资料的收集,以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日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此前,2008年5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抗震救灾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说过:“不能排除在建筑的工程当中有偷工减料的情况。在总结经验之后,调查清楚之后,要严肃处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发布会上强调:校舍建设出问题,将一追到底。

  而直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谭作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艾未未官司未了……再有就是借央视之口的结论:“专家认为:这次汶川地震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能量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造成的破坏也超出我们的预料。”

  再来看看不到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5月9号,北京南站。山东访民林秀丽向温家宝递交了上访材料并有几句对话,“总理说你就放心吧,然后他(温家宝)走出去很远,他还跟我打招呼说他会帮我的。”而随后林秀丽当晚被押回山东青岛软禁,并要其同意做精神鉴定;她不签字就逼迫她姐姐签字,姐姐不签字就叫厂方以解雇相逼。另一名在场的北京残疾访民葛志惠,“冤枉”两个字刚出口就被扑倒在地,并被温家宝内卫扼住喉咙。事后,医院拒绝给予检查。与此类似的,据RFA报道:06年12月曾经在超市见过温家宝总理并诉冤情的北京访民吴田丽和李海珍,其后上访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打击报复。两人的丈夫在政府的压力下精神崩溃,吴田丽丈夫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错,温家宝所“言”甚多,有2010年9月2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有2011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还有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道德自白”。

  “知难行易”也罢,“知易行难”也罢,要知道:所“言”者并不一定“知”之。我党历史上美丽的承诺所“言”无数,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然“知”之乎?“行”之乎?以“言”代“知”,被调侃为“影帝”“作秀”,实乃恰如其分。

  在讨论中国未来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共下台后,谁能做得更好?那些民运人士吗?我的应答是: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而不是换个领袖!中国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明主”情结。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人却一直陷于“英明领袖”而不能自拔;“四个伟大”没有了,历朝历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却挥之不去,甚至还有什么“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之说。今天,居然又在期盼具“儒家的传统精神”的“圣贤式的政治家”!

  西谚说:宁要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天使执政。退一步,即便温家宝的自白出自真心,他的不作为乃是不可为之为;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我们决不再期待圣明!




  历经“改革开放”、“六四”屠杀,及之后的二十三年,应该梳理一下中共的本质或本质上的蜕变。

  邓氏改革,会不会改变毛氏政权的本质?这一点在改革初期,出于邓氏倡导“集体领导”和推行“党政分开”,人们还在观望和期待着。而随着“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的提出和之后的“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运动,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江氏上台伊始,也有不少人寄以期望。但其实正是在江氏任内,中共完成了始自邓氏的华丽转身。

  邓氏的“先富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出自1985年邓小平对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所言。而以邓朴方为董事长的“五大公司”之首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79年,中国光大集团成立于1983年,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于1985年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8年。(“五大公司”为“六四”期间中国众目所瞩的五大“官倒”,于1989年8月15日被审计处理:罚没和补缴税金。)这其中时间上的“巧合”,是否可以为“先富论”做一个注脚?也许学者们需要更言而有据的论证,而笔者宁可依循先师的教诲,“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邓氏。三十多年过去,民众从中确实也获得了“一杯羹”,但即便是乌有之乡之辈,也在对当今的公义缺失不停地大呼小叫。

  “六四”之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使得原本遮遮掩掩的贪欲得到了坦克的背书;其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更是把权势集团扩大到“私营企业主”,而不论其是否红色后代。(其实,“先富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或有没有不依靠权力而富起来的且存疑;而同时,如果没有权力的庇护,已达富人榜首列者也随时都有被“反腐败”的可能。)可以说,中共这时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权势利益集团”的转化,而抛弃了所有的意识形态追求。不客气地说,当今的中共已经不再符合政治学中的“政党”概念。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理念追求,而这些是不容作假且必须公示于世的。当今的中共的旗帜上,除了充虎皮而招摇的毛泽东思想,只有“猫论”“石头论”“不争论”以及“三块表”;说是理论,太过简约(如“猫论”“石头论”);说是纲领,又太过隐晦(如“不争论”“三块表”);说是理念追求,不如直接表述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的末世心态更为贴切。到了今日,当局不断加强对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控制,打压甚至违法囚禁敢于说话的人,“维稳”已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其经费甚至超过军费。

  整个中共的历史,自始至今可分为毛氏和邓氏两个阶段。

  毛氏为了建立封建皇朝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天恩之下的百姓需要富裕起来。因为仅此才能奠定皇朝的强盛,并领国际共运以及世界的潮头(从这一点说,毛氏是真心希望百姓富裕的,而他只要求“伟大领袖”的位置,官僚们则也必须廉洁奉“公”。);当然,为万岁爷“一个指头”的错误买单是必须的,必要时牺牲半数百姓的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而对于邓氏,则抛弃了所有的“理想”和理论,要的只是以“五大公司”为代表的革命后代“先富起来”(从这一点说,邓氏至少不希望百姓比革命后代先富起来,而为此不得不与整个官僚系统甚至民间资本合谋。)。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逻辑上还有争论或讨论的余地;那么,对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追求、而只是追逐物质利益的邓氏,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这好比是:毛氏视百姓为子民,要百姓拥戴他解放全人类;他自然希望兵强马壮,同时各级头领也必须同甘共苦。而邓氏根本就是在自己家中搜刮抢掠的家贼,同时手握刀杖;你叫他先放下刀,大家好生商量,他说:放下刀,我还怎么抢你?人们常说“与虎谋皮”,但不知道有多少人透彻理解“与虎谋皮”的内在含义。

  这,就是毛氏中共蜕变而成的邓氏中共的本质;也是邓氏和毛氏在权力架构上一致的前提下,唯一的,也是重要的,但不为许多人看透的区别。




  回到正题。

  回顾“六四”,广场学生比较简洁明确且有条理的,或说具代表性的诉求,是运动初期的“北大七条”(后修正为《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其中涉及要害的是:

①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②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当时,学生及民众,包括社会知识分子,都一致强调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暂且不深究这里面有没有或有多少策略成分,应该说当时确实对权力、体制、或说基本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实际上中共当时是否已经堕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中共公示为中国“核心利益”的首位。每一个稍微清醒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此“核心利益”之下,无论“七条”还是涉及要害的那“两条”,都完全无从谈起。

  “六四”的“七条”中,关键的是“新闻自由”和“反腐败”;之后二十年来,民众企求的,可以简要归于放开“党禁”“报禁”。到了今天,又将“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的重任放在了温家宝肩头。

  对于“六四”时的“新闻自由”和“反腐败”,邓小平很清醒:退一步,就是“亡党亡国”!他以过来人的魄力用坦克做了回答。开放“党禁”,在这三十多年的不同阶段会立即冒出不同数量的党派,虽然都不成熟不能马上替代中共,但可以肯定中共的选票会一落千丈;如果开放“党禁”意味着放弃执政党的地位,那中共则即刻失去权力。这两种情况都将使得中共失去“富起来”的必要条件。开放“报禁”,那些现在被阻隔在墙外的中共丑恶历史将如雪片般飞进千家万户,犹如《哈利波特》中魔法学校的来信,将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统统埋葬;其后果恐怕比开放“党禁”来得还要快。试问:“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是否也要包括“新闻自由”“反腐败”和开放“党禁”“报禁”?反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还是“新闻自由”“反腐败”或开放“党禁”“报禁”,是否都危害到中共的“核心利益”?

  至于近来又流传的,听起来很令人心动的“平反六四”(有人说:早至今年6月,中至今年18大,晚至明年6月。),不妨引用笔者2004年的一篇“六四”悼文: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1976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13年后(1989年),问题有了答案。

  28年过去了(2004年),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革命”,也经常被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很多人常说:暴力得到的,必然是新的暴政。其实并没有逻辑的论证,也没有历史的验证。(中共的历史,或几个特例,并不证明其必然性。)应该说:不能用暴力获取政权;但面对暴政,使用暴力有时是无奈之举。“枪杆子出政权”是土匪逻辑,而用枪杆子推翻一个原本用枪杆子维持着的政权,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当今之所以不能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的专政体制,是由于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得“暴力”反抗失去现实的可行性。

  那么,社会的进步,或说现存专政体制的变革,就只有期待其自身的崩溃。或说:其若不灭,是无天理!天作恶,犹可违;自作恶,不可逭!

  这里需要再解释一下的,是多数善良的人们所担心的:崩溃之后会怎样?尽管当前制度有再多的弊端,毕竟多数人还有安定的生活。一旦中共统治瓦解,随之是经济崩溃(或反之经济崩溃带来统治瓦解,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其因果先后。)是否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失控,并带来民不聊生的乱象。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天的到来是必然的,那么,早一天到来,或晚一天到来,引起的社会动荡孰为轻重?改革开放或中共建政以来,给这片土地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资源、环境,以及欺诈、盗抢、拐卖,甚至年甚一年的群体事件,等等,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日益恶化?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长此以往,未来将何?还有未来吗!

  重复一下,笔者并不号召或提倡“暴力革命”,因为其没有可行性。但笔者更不期待中共能够自我“改良”或“自裁”,因为没有可能!崩溃,是寄希望于“天理”,但也并非只能坐以待之。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自身能力和判断出发,作出自己的选择,为将要面临的崩溃、以及崩溃后必然出现的社会动荡,做力所能及的准备。至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再次华丽转身,或其中某个“圣贤式的政治家”身上。

  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以“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为信念的“权势利益集团”,其唯一追求的仅仅是家族的物质利益。而放弃权力,非但会失去进一步攫取利益的可能,还会面临“清算”的危险。不要忘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心中的“清算”概念,源自于中共半个多世纪培植起来的“翻身”,那是血淋淋的。

  二十三年过去了。除了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而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过去之后,我们是否再将希望寄予一个“圣贤式的政治家”?或许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