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丰：花瓶俞可平实为中共独裁的帮凶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全球化、治理与善治。——摘自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


一、俞可平所说的民主化是对党皇帝的一点希望，本来只是一厢情愿

　　据《台湾联合报》最近报道，俞可平表示，推进增量民主的六大重点包括：程序民主决定实质民主、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社会、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以及动态稳定取代静态稳定。他强调，中共是唯一执政党，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仅不能离开中共，且在很大程度取决於中共自身的民主化，特别是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进程。

　　俞可平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治理的现实途径。但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提到大陆基层民主发展，他建议，基层民主的重心应当逐渐从村落社区转向乡镇和县市，扩大县乡领导人“公推直选”的范围、增加公民直接参与的管道、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及转变城乡治理结构和方式。

　　俞可平以上的提法，笔者固然乐见其成。但实际上，这只是俞可平一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没有民间力量所给予当局政改的足够压力与威胁，这实际也是一种意淫和想象，是对党皇帝的期盼而已，绝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当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来临时，这应该是最佳的拖延之术与最好的说辞。否则，中共绝无任何更适合的理由向人民交代中国为什么迟迟就不能民主化。


二、民主化本来很简单，但却被俞可平复杂化抽象化概念化了

　　如果当局开明，首开党禁、报禁，允许社会强力监督执政党及其政府和官员的一切公务行为，让其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彻底依法运作，民主自然就实现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增量民主的说法。但是，由于中共党权贵坚决不愿意放弃既得的非法利益与享乐，并誓死捍卫这种非法利益与享乐，依旧沿用传统流氓统治手法，比如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挑拨离间，逐个孤立等方式，严控着十四亿国民，所以，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本来要靠着这种体制活命的，所以只能以玩虚，玩抽象，把民主化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奥，以致到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难以接受，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来拖延真正的民主化。尤其是，一旦你给百姓讲这种形式的民主化时，绝大多数人一定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当你在讲这种民主时，他们的头都大了，仿佛在听天书，比如什么叫增量民主，程序民主，实质民主等等，云里雾里的，很难听清爽。更何况在平日里，民众本来就被国家公器长期愚弄欺骗，民众普遍都很无知。一旦有机会听到这种民主时，他们一定都会说，还是让一流专家学者们去玩吧，我们还是算了，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消受这么复杂的民主。


三、一个连财产都不敢公布，非常惧怕人民监督的政党，何能谈得上党内民主？

　　谁都知道，台湾国民党是在下野后才走向完全彻底的民主政党类型的，才有了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完全公开且非常激烈的竞选党主席的盛况。之前，即便在李登辉执政时期，以及李登辉交权给连战，其本身也正如今日的中共，党内民主几乎等于零。现在，俞可平先生期盼中共在没有足够社会压力下自觉就走向党内民主，这绝对就是痴人说梦。

　　谁都知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就是加强对党官的强力高效监督，必须是来自全体人民的力量，绝不是党内政府内的任何机构的监督。为此，笔者特发起应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却遭到流氓当局的坚决打压和铲除。如今，就官员及其家属公布财产问题也已谈了二十年，竟然直到现在，这个贪腐沉重的党权贵也不敢向社会完全彻底地公示出来。作为如此腐败透彻的政党，其本身没有丝毫党内民主的迹象，比如说任何级别的党领导至今都不敢搞党内民主竞选产生，又何能谈得上真正的党内民主？俞可平的这种说法岂不是在帮助中共独裁者继续忽悠欺骗民众？
　

四、民主乃人民大众的紧迫要求，是人民自己争来的，绝不可能天上掉馅饼

　　没有人民群众大面积的觉醒，以及全方面联合起来的抗争压力，任何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绝不可能轻易有所发生。或者也有变化，但绝对不是进步发展的，比如宫廷政变只是权力者的更换，朝代更替也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本质一切都是原地踏步，甚至还会倒行逆施的。因为，任何独裁专制体制下，当权者都是生活在天堂里，百姓只能生活在地狱。如果官民平等了，就不会存在任何特权制和等级制。固然，在这种体制下，当权者恨不得多享受五百五万年，甚至永不言退，永远荫蔽其子孙万代享受此荣华富贵。而所有被奴役被压迫者们，所有人都求之不得明天就民主。所以，如果百姓只是幻想和期盼，绝无任何抗争的实际行动与表现，尤其还是非常高效强力的浩荡群众运动，让当权者不得不妥协让步，当权者也绝不会让步丝毫。如果百姓甘愿做奴隶，即便当权者多么体察民情，多么有善心、爱心和道义的精神，也绝不会让大众分享自己的特权与享乐。因为，当权者会这样认为，你就是做奴隶的命，天生就是被奴役的对象，是贱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他们不但毫无怜悯同情之心，甚至还会更荼毒地压榨逼迫百姓。

　　如此说来，俞可平对当权者以上的幻想和期盼，虽然听起来非常美好，一滴一点地还权于民，社会极稳定和谐，但一定只是痴人说梦而已。这就正如今年年初，在中共两会结束时，温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所说的：在执政最后一年，努力以新成绩弥补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在这里，温家宝总理也极为清爽地谈到，“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的重要性所在。作为体制内最有见识的学者，难道连这个根本点都没有看到，还是根本就不清楚，还是不敢说？笔者认为，也许不敢说的成分最多。因为，真这样说了，实际就是实实在在造当权者的反了，是要号召人民全面联合起来，同时发力，推翻现有流氓权贵继续专政中国。
　

五、花瓶永远都是中共谎言政权的遮羞布

　　八大傀儡政党做中共统战联合的花瓶党，长期依附中共，依靠中共掠夺的国资民财丰厚豢养着。作为政党，完全没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相互竞争，相互监督制约，把属于政党的基本功能和性质完全废掉，这种政党还有何意义和价值长期存在下去？假若没有中共依靠国资民财所豢养，在成熟民主国家，这类政党早就都破产倒闭灰飞烟灭了。可是，由于其长期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地做帮凶，虽然没有主子那么健壮庞大，但还是活得很硬朗也很滋润。所以，便仅仅只作为花瓶，长期以来，帮助中共装饰着假民主真独裁的门面。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中共又豢养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政治学者来为自己的假民主增添粉饰光亮的含金量，俞可平式的人物由于愿意接受这类恩赐，所以便都以出卖自己的良心、道义与骨气来换得仅仅属于肉身的舒适与所谓的“高贵”，其“犬儒”式的软骨表现便成全了中共假民主门面的更加精致与堂皇了。

　　固然，对于俞可平的民主知识和学问，笔者绝对望尘莫及，可以说其确实是泰斗级的学者。这可以根据俞可平本人所著众多书籍中看出。但他的过于软骨的委曲求全，正如文革时期的郭沫若，实际只让自己在民主化的功效方面，一定只会失分太多。这是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争来的，绝不是一流学者说出来写出来的，也不是这些人乞求盼望得来的，当然更不可能是这些流氓权贵情愿施舍得来的。但要争，就要有足以震慑流氓当局的实力，如果在强大压力下当局还不妥协让步，这些流氓有可能连命都保不住的。而俞可平的这种顾全当局既得的非法利益与享受的增量民主，就仿佛要一性欲极旺盛的男主人，把自己刚娶回家的美艳二奶，慷慨让渡给从未有过性生活的家奴做妻子一样，这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

　　由于这种意淫和期盼对这种流氓体制根本无害，甚至还起到虚与委蛇涂脂抹粉的功效，比如以稳定之说粉饰其合理性，所以，作为独裁者，就更加高枕无忧，优哉游哉安享其王者的淫乐生活了，哪里还管得了亿万人民的死活。


六、“增量民主”是继续“击鼓传花”的拖拖计

　　正如孙丰先生最近撰文《“增量民主”是继续“击鼓传花”的拖拖计》，孙先生说,“增量民主”相当于说“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或“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要有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民主是一个质，它哪来的量？把不相干的“增量”硬拉来，这相当于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了“初级阶段”这个盾牌，什么脏的、臭的、烂的、毒的、歪的、邪的、残无人道的……你们就尽情往这个屎盆子里扣吧，有了“初级阶段”就什么都能对付，各级党委都会说：这些事情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嘛！等到了高级阶段不就万事大吉了……从祖上等到了孙辈，还是初级阶段，奧妙在社会主义永远处在“初级阶段”。至于反腐败吗？“形势依然严峻，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腐败是治不了的”！“增量民主”呢？关键在于那“量”是慢慢“增着”的，它是永远增不到百姓脚下的。谁叫你是老百姓来呢，倒着霉、忍着耐你就往下熬吧：增量对于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功用。

　　孙先生说，俞可平担不起“民主思想推手”这个封号。他说的“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这说法不通。

　　在该语境，被讨论的是“民主”，“民主”的主语成分是民，即人民向政权要求由“生”带来不可让渡的自主权。这是国民在要求，向谁向什么要求？当然是向政权，可政权在谁手里？在党手里。因而是人民向党索要被党无理抢去的由“生”带来不可让渡的自主权。党却用“党内民主”来回答，试向“党内民主”能归还了国民的生命自主权吗？这不是扯淡又是什么？只有存心不想还政于民才会说“先实行党内民主”而后带动“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是能拖就拖，能抗就抗，拖一天是一天，能抗一年是一年。所以“先实行党内民主”的密秘就是这个“拖”字。

　　他说，俞可平在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中指出，不断地走向民主，是大陆政治发展不可逆转的道路，而“增量民主”是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推进民主治理的一种战略选择。

　　我来告诉俞可平先生：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想挤总是有的：“不断地走向民主”“不可逆转的道路”，这些话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实证的，“不断”、“不可逆转”都没有客观性，既不能自证，那就谁的力量强谁就说了算。就像教父时代的基督教派别大混战：异端的帽子是永远都戴在少数派头上的。共产党永远能“证明”，因为国家的全部资源都在它平里，中国社会不是个杠杆平台，而是被共产党攥在手里，它说什么就是什么，它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它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别说五倍，它想说百倍、千倍也无从证明！民主正在不断进步，这是它可以随便说的，就像李鸿忠竟能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闹出这种政治闹剧，不是还当选湖北的头子吗？在任何情况下“党内民主”都不能“带动人民民主”，民主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整个社会同步的。民主也不需要党来带动：1911年党还在列宁的腿肚子里，国父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就在中国初创了民主，四万万同胞举手通过了，接受了，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出了那么多大师？而后半叶就一个不出呢？就证明中华民国是民主社会。只是日寇的侵略加上张花花这只傻鸟，才使共匪躜了空子，国家抗战，共匪与日寇勾搭，它才抢了国家，篡了政。人民才丧失了民主。七、八十年前的中国人民享受过民主，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得党内民主来带动？此乃狼话！

　　什么是“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进程”？共产党运动就不是革命进程，而是土匪抢夺，革命一词的最重要要素是进步，必须伴有民主的新观念的走进社会一般，成为社会的最一般观念。共产党只是通过破坏占了国家，并没造成社会的崭新观念。正因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以占有为最高目的，所以在它篡政后“占有”自然就变成“控制”。它的最高目标就是对国人实施严密控制，一个以控制为最高目的的集团，它怎么能理解民主？它怎么能实行民主？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胡扯！既然共产党是执政党，那么在野党呢？且不说共产党对政权的合法性，即使共产党做为一般政党它合法吗？不！因为只要你叫自己为党，那么“党”就是类，你自身就是类里的分子，党至少必须成对成双。共产党既是唯一的，它与什么成对成双去？它以什么做为自己借以存在的类？党是类，实际政党是类里的分子，共产党只做为“党”就不合法，共产党根本不是党，起初它是一个以占有为目的的集团，四九年以后它便是一个以控制为目的的集团。让一个以控制为最高目的的集团还政于民？做梦去吧！你！

　　俞可平主观上可能想影响共产党，客砚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俞可平人在曹营，身就不能由己。俞可平发的文章对民主就没有推进作用，对那些党棍、军棍不产生正值影响，相反，却给他们提供了像那只在河边喝水的又遇上小羊的狼，它想吃羊，理由还不有的是？俞平可的议论就给狼提供了理由。

2012年6月18日于深圳贫民窟
转载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