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它的历史地位已经完全确定,人民将会永远怀念当年激动人心的日子,以及那些献身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殉难烈士,它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韩国的“光州”事件一样,作为亚洲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页,载入世界近代史册。天安门广日后定会立碑勒石,彰显先烈英名,供人凭吊瞻仰,国家亦将另辟圣地,设馆奉祀,陈列遗物,展呈资料,记述事迹,宣扬教育,激励后人,六月四日会被列为国定假日,年年举行纪念活动,提醒国人永世不忘。

  不过目前“六四”迫害者(中共)还在当政,操纵舆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使人曲解“六死”甚至忘却“六四”,因此目前“六四”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六四”探讨追查还被列为禁区,所以“六四”完全平反昭雪,还需等到大陆实现民主政治以后。但是经过“六四”以来二十三年的不断发展,大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仅民众人权意识空前高涨,中共高层也已分化为改革保守两派,都在寻求民间支持以为奥援,薄熙来事件以后,改革一派看来正在占据上风,目前极有可能发动各界盼望已久的政治改革,如果这样,中国民主化进程就要起步,而一旦启动就再无退路,包括“六四”在内的所有中共历史事件,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大白天下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一、已经出现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人民群众日益不满,火山似乎即将爆发,因此推动政治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几乎已经成为全民各个阶层的共识,虽然如何去改还有争论(激进还是渐进,改良还是革命,党内改革或者党外改革,全盘西化抑或中国特色),但是咸认局势不能再拖下去了,即使一向坚持稳定高于一切的中共当局,看来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比如官媒日前就曾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就会有危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最近有些迹象表明,政治改革似乎已经提上日程。

  一个迹象是,今年大陆两会发言人赵启正三月二日在回答记者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在深思熟虑、征求各方面意见之后才能进行,所以你可以指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有新的进展”,考虑到两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赵启正的这番讲话可能暗藏着一定的玄机。

  另外一个迹象是,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发表讲话,“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温家宝的讲话,具体明确指出首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非过去经常提到的基层民主自治或者落实公民宪法权利,应当是意有所指而非空穴来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迹象,就是这次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共最高阶层,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决心遏制倒退逆流,并且打算顺应历史趋势,着手部署政治改革。四月六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切实做到“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为党中央国务院近期改革开放战略部署保驾护航”,其后“人民日报”五月十三日罕见以整版篇幅谈政治体制改革,释放出强烈信号。这些现象显示胡锦涛温家宝可能要在离职之前,启动政治改革,留给下任一些政治遗产。


二、只限于党内民主改革

  然而,关于拟议中的政治改革,也有迹象显示,不会是激进民主人士所期望的直接普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开放党禁报禁,军队国家化等等一步到位的改革,而可能只是限于关于党内民主的尝试,即仍然坚持目前体制,维护中共一党专制,坚守党高于国家,党领导一切,以党治国,党指挥枪等原则,在此前提下实行有限度的党内民主,比如民主推选,差额选举等等,以此探索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

  这些也可以从中共官员的对外宣传中看出端倪,比如赵启正在今年两会期间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们虽然有很多讨论,但最后成为政策,这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去做部署,但无论怎样改革,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框架内进行,其后“人民日报”的社论也一再提到,政治改革必须确保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

  被称为“官方文胆”的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继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名声大噪之后,今年六月又一次发文“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主张首先要实行党内民主,然后再带动人民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民主改革不仅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且很大程度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而党内民主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

  与此同时,一些试验也在悄悄进行,今年五月上旬,数百名正省部级高级官员齐聚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中共十八大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9位候选人名单。作为未来10年中共最高领导层,据传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下半年举行的十八大会议上,对于中共高层领导的产生方式还有进一步的讨论。这场内部投票说明中共开始探索中国政治领导体制,而这种民主推荐的选拔方式,可能在十八大之后逐步形成机制,甚至未来最高领导层也可能以差额选举方式产生。

  中共实行这种有限的党内改革,与越南的政治改革有点相似。越南也是共产国家一党专制,越共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也在打压异议分子取缔宗教自由,控制舆论工具封锁新闻传播,但是经过最近的改革以后,越共一党独裁体制的运行也有了一些现代民主色彩,其最大的突破,就是越共总书记可以实行差额竞选,此外,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也都实行差额选举,选举期间候选人要到各自选区同选民见面,向选民介绍自己当选后的工作思路和施政目标,熟悉选民并积极争取选票,越南各大媒体也配合选举介绍各位候选人的政见,地方电视台还开辟专栏公布候选人情况,并请候选人发表即席演讲。


三、中共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中共实行党内民主改革,推选产生高层领导体制,虽然没有触动专制政权整体架构,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还有很远,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和1989年以后的中国政局,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万事开头最难,在中国这个长期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政治改革的起步更是艰难,但是改革一旦启动,就象当年的经济改革一样,奔波汹涌不可逆转,步步深入向前发展,或迟或早实现目标,再走回头路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种党内高层改革,假如真能实行,虽然看来只是迈出一小步,却有可能是中国民主进程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高层领导通过推选甚至差额选举产生,既可以取信于民,又是对基层民众的一次教育,为将来更大范围内的民主打下基础,更可以使被选上的领导人获得自信与尊重。通过实行党内民主,民众学习观摩体会,逐渐适应民主规则,可以慢慢提高参政能力,在此基础上然后进一步扩大到中层,基层民主,党外以至全国范围的民主,到了那个时候,宪政法治的建立,普世价值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不积跬步无以千里,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历史性的关头,能够说一点普世价值,总比不说要强,能够做一点民主改革,也总比不做要强。

  历史的发展经常有些类似,中共实施党内民主改革,有些好像孙中山提议的一党主导下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内,以党治国实施威权统治,同时协助人民学习民主政治,训练国民逐渐熟悉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等到民智渐开以后,政党就还权于民,实行大选进入宪政。是以国民党到达台湾以后虽然仍旧实行一党独裁,但是逐渐允许地方自治,党外人士可以加入竞争,参选县市首长以及民意代表,后来民众成熟机缘已到,遂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还权于民,军队回归国家,台湾于是转入民主政治。

  中国目前这种情况,党务组织渗透各地,国家机器高压统治,武装军警严阵以待,人民虽有强烈不满,要求政治变革,但是没有多少筹码在手,很多情况下只能忍耐等待,不作无谓牺牲。胡温体制假如选择渐进改良,启动党内民主改革,虽然终究还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坚持一党独大,但是不愿一事无成平庸下台,顺应潮流体察民意,甘冒风险有所作为,迈出改革第一步,也算对于历史有所交代,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客观上讲,先从党内改革起步,政治风险较小,社会成本较低,阻力反弹以及冲击动荡都可以承受。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底层,循序渐进,积累经验,慢慢普及,逐渐过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变化中的大国来说,不失为一个稳妥可行的民主化途径,而要求一夜之间改变现状,也是不现实的。

2012年6月22日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