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改革已死　公知已亡

　　当所有的犯罪和任何恶一样，都被归结为不合理的建制，把不合理的建制当做万恶之源时，个体的罪恶被抹掉之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或者铁屋，就出现了。无物之阵或者铁屋不仅仅出现在民众和知识分子面前，而且出现统治金字塔的最顶端人物的面前，毛泽东都不例外，更不遑论后来的平庸继任者胡温等诸人。当你想促成政治往美好挪进一步时候，就异常困难。

　　我比较隔阂于那种觉得自己是局内人，可以参与路线斗争，可以指点江山的主人翁子态度，改革观念不死，他们就要沉沦于斯。如果限于在现有统治秩序之下，往好往坏的思考，作为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则是高度近视眼。

　　对公知的批判，如果是针对个人，或许有道德批判，可是一旦针对一个群体，其心理现象就是公共性的，也就是从效果来呈现，因此，我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政治批判。

　　林语堂在1935年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什么廉洁政府，纯粹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而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

　　被迫持改良立场，作为保护面具，也会弄假成真，欺人最后自欺，人数很多和因专制控制话语权强大，会自动产生对原初目的及其捍卫者的压迫挤压。在改革已死的局面里，批判污蔑妖魔化改革派比同情宽容团结他们，要起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作用。苏东转型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1060 。

　　体制与人民是对立的，祸害人民的。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坏人。除非有证据证明你自己不是。有改革愿望的人们，还是坏人，他们需要赎罪，获得人们的原谅。有改革愿望并不能赎罪，而只有行动，才能赎罪。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等于零蛋，或者等于负数。改革派是一个负面的名字，这在东欧转型中特别明显。

　　我绝不干扰视线，散布欺诈的鸦片，布局瞒与骗的深渊。欺骗别人说还可以改革，那就谋财害命，杀人放火。在当前，让人民对体制绝望是最大的善之一。还让人民对体制抱有希望，是最大的罪恶。改革一代人批判当局路线，作为党内路线的内在组成，预设九常委的倾听，和可以协商对话。“改革已死”观念思潮搞自我批判，对同类开火，是因为唯一的狭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公民社会，九鼎在野。我们错了，中国全完了。我们之间的共振，才是出路所在。


改革已死

　　改革就像魔术师玩飞刀，看着抛出去了，实际上还牢牢攥在手里。没有消灭专政的政治改革，只有加强党建活动。所有的改革与新政，都不是对高干和实权人物进行限权。加强监督，而是使劲转移到低干和民众身上。

　　哈维尔说，极权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并企图为极权制度服务，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但改革使得民众对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体制内改良的路径是一段已经烂掉的阑尾。现在改革已经是毒奶粉，需要清理的是改革。让他们获得支持的，并不是其主义，而是其地位。例如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影响很大，并不是其文本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他作为胡文胆引发的巫术，联想和移情。

　　党内地位越高，越发引发意淫，然而党内地位越高，越可能起的作用捍卫党的领导。在外人看来温家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炳显赫，这样的权柄如果用来推动权贵资本主义贪污腐化，确实显赫有效，如果用来推动民族国家政治进步，也只有逃避到仰望星空的非政治领域。就一把菜刀，刀刃能砍自己的刀把子吗？

　　没有一个好制度，作为边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会越界。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是文明的终结，古今中外皆是如此，韦伯有个论述，官僚权贵体制的出现，是文明的终结，搞什么都不行主义了，整个世界文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党国就一癌症，耗尽一切生机。没有比癌症更大的力量，可以遏制癌症。还要依靠癌症去启动政改，不是有毛病么。认为党国有生机的，就是不把癌症当做癌症，当做肿瘤。觉得保守癌症会救得了整个身体么，带来的代价比还是动个手术挖个肿瘤更痛么？可以保守的，保守之，不可保守的，保守也没用。

　　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的立场就像在历史赌场下赌注，谁对谁错，历史来裁决。可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指出对方不同立场的条件或前提，是否成立，是否政治浪漫，需要交流辩论。

　　最大的悲剧改良就是意图伦理，当谈政治的时候。对政治事务，用渴望来表达，用“我要”替代了“我能”。民间知识精英永远也进不了那个格局，持不持保守立场没有政治意义。韦伯说官僚集团的统治是无人统治。当想承担官僚集团之外的政治家使命的时候，就是局外人。即使是王沪宁，当了总书记，他也进不了那个格局。上不了牌桌的，不要幻想自己在下棋。

　　如果制度好，精英不那么无耻贪婪，革命的呼声也只能促进改良，也就是改革为改良做工，就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英国激进风潮。如果制度不好，尤其精英无耻贪婪像如今，改良，维稳都只会促成革命。制度才是决定的，精英是否受到约束才是决定的，个体是否改良还是革命，还不起一个放屁的作用。

　　改革立场改革当权者不支持。老百姓也不支持。换一句话说，我的一个目的在于说明：改革当权者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支持，没有政治基础，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白日梦。

　　不能跳出自己的屁股，远不是聪明人。当是瞎子不能要求整个世界都按照瞎子的生活方式改造过来。当你不要把的一生个人目标寄托在，下注于政治变天这个大变局的时候，个人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改革已死，对体制内的力量没有任何期待。他们除非已经瓦解，才会冒出来。民间社会力量，也无法促进转型，之能用来守护公民社会自己，所以没有必要有时间表。保护自己，不是时时刻刻看的要求。


公共知识分子死了

　　当改革已死重大情势变更，伏莽四起，大局日非，就日渐没落。在改革已死中，知识分子代言的，只是自己所在的阶层。民众与公知对立，革命以及为革命预备的维权，成为首要任务。

　　公共知识分子的觉悟起于民众的抗争，例如西单民主墙，例如小岗村。如果民生问题解决的不错，禁言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最好的维稳措施，剩下如果还能颠覆，那就是运气。公共知识分子无足轻重，只要能开点门缝，丢出一点点骨头，就能互相撕咬一百年。

　　当人们不能行走，盘腿论道者就成了行走。公共知识分子重复发功，且政治上是迷糊的，双刃剑，也可以用来维护统治（让说话出气，就是维护），也可以用来反对。民众所需要的，不是公知所发出来的影响力。如果对民众真的有影响，早就被封了。公知说的，是四五一代人生经验的通俗版，这对统治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但是对统治本身，是一种异议花瓶。

　　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当然也是被迫，可是因此自我为义，而且形成特权阻挡不能具备条件的人，是为不义。而且在官僚集团眼中，只能算一堆苍蝇，不够成政治力量，谈判对手；而且在民众面前，也不显示为迥异于权贵官僚的可选项，不外乎是在野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体制性压迫力量的可疑性组成部分。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地位，就是稿费高一些，江湖中有人读文章，绝无介入政治，介入利益结构的可能，作为官民之间第三方的可能性。也就是有商业地位，绝无政治地位。如果说国共之间游走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之下还能存在，能发挥第三方作用，更迭后还能干个部长；今天绝无缝隙，部长秘书都没戏。

　　当下显露台面上，或者允许显露台面上的，已如甘蔗渣。改革三十年暧昧特权产生四五一代话语霸权，应该退出舆论市场或者萎缩在边缘角落处在为自己辩护才得以苟存的地位。其政治方案，看起来靠拢普世价值，其实还是伪装成普世的特殊性，特殊群体的道德价值，完全受制于体制边缘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性。

　　对公知的批判很重要，但对如何产生一个公知的替代物，超越公知，履行公知已履行和未履行的责任，抛弃其特权和弊端的替代物，更加重要。这就是汉密尔顿说的“替代的重要性。例如构建维权律师，如同加缪的《论抵抗》。若不构建光批判，十年之后还是原地不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公共舆论中的出现，与之孪生的就是质疑和否定。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和获得自觉之前，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由在改革权力格局中失势的左派承担，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内部裂变和对立，来自右派的爆破性批判，摧毁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道义性和社会根基，同时2003年之后兴起的底层左派用污名和妖魔化的手段，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公共知识分子死了》中宣布了公共知识分子之死，抬高维权人士，压倒公共知识分子。同时还进行理论上的传输，如《少一些立法者，多一些维权人士》，还有如《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对权贵启蒙，有用么？》，《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等。

　　罗素说，知识分子优越地位正是专制的特征。教育产业化和网络降低了门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位就越低。也许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中说的律师，才是现代性中知识分子正常的位置。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维权运动中进行国民劣根性改造，作为独立阶层，他们能起的作用，就是帮助专制，知识分子应该融化于民众当中，受塑于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丧失，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势已去。

　　公知面对来自反对派而不是来自官方强有力的批判海潮，不应把当自己是中流砥柱的礁石，更不应去抗拒，应把这种压力导向与公知们有交游关系的开明官员们，迫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经过如此二传手，就可以把革命的压力部分转化为改良的推动。

　　在临界点之前，若能有效改革，革命的压力会帮助改良，当然我相信任何改良只会为革命撕开口子，真正的改良也有助于革命。不要谋求内心道德立场的一致性，而需要谋求结果的一致性。

　　2003年之后，改革右派一部分人变为专制右派，为了维护稳定的目的，拥戴专制，一部分彻底否定专制，从过去的暧昧性走出来。左派也是一样，左右派的这种分割进程，与政权吃掉子女的程度相关，损益和参与的可能，决定了亲近与疏远。改革的收益与受害，是决定性的分法。

　　如果设想将来最好的出路是阿拉伯之春式的，需要开明官员，倾向民主的学者，声援维权运动，上下勾连在一起。不是高高在台上，讨论那一些傻逼问题。不肯帮助民众，老想领导民众。

　　社会共识是需要建立在大部分人可以沉默的前提之上，他们可以沉默，是没有生存危机。如果大部分人不可以沉默了，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共识。民情是可塑的，如果知识分子是去帮助他们维权说话，那就变为民权运动，如果牛逼哄哄的高高在上，还要参与分赃，增加一重，那就会变为激愤的民粹。维权也可能带来秩序，也可能带来无序。不过维权带来的无序，总比极权带来的，要有秩序很多。维权压倒主义，方法和手段的首要性，压倒立场。

　　与体制合谋的个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动的，获取巨大利益的，另外是被动的，获取微薄利益的。对于前一种，谴责嘲笑他们，就等于朝体制开火。

　　现在面临着就是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继续或者渴望继续分赃，还是参与到抗争中去。当下也只剩下学院内左翼，还最坚定地自带干粮唱颂歌。他们之外，环遍周边都在沮丧绝望中，包括最高层和高级干部。就剩下改革派，对自己的体制内生活，有意义感。他们都是被统治的，所以在更弱者身上，通过道德批判，找到坐稳奴隶的感觉。

　　底层民众如同卡夫卡，处在城堡之外，那是比黑色更加绝望的，更加窒息的。甲虫没有一丝可能性可以变为人，既然不可变为人，那如何加入人的世界，成为人，享有人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来是同一国度的两个部分，却别异化为天堂和地狱之差距。

　　“说真话”把优越感和继承专制的领导权，建在改革的绝对性之上，偏偏改革是一个骗局或者空荡荡的毒瘴雾林。强加于民众斯德哥尔摩症，把民众的利益精神进一步镂刻在被挟持的高空飞机上。绝不盖章确认“匍匐前进”的高度，就像有人把你打伤陪你医药费，你就要感恩戴德磕头么。我们是站立的人，不是蚂蚁。罪恶也是法律问题。


关键是怎么办

　　官僚统治的安全，来捆绑人民的安全，把自己当整体人民，肉身的代表性。不要惹火恐怖分子，否则整个飞机都完蛋了。推定人民不在场，没有行动能力。这是启蒙派的视野，基本推定人民群众没能够力，或者应该没能力。剥夺政治资格和能力。而维权运动让人民在场，有了抢回飞机的能力。

　　共军的行动原则是，夺权时说，同志们给我上。掌权时说，跟着我干非得听我的才行。国军的是：兄弟们跟我上。公知推崇知识，预设以知行合一内心的改变来改变政治，谴责民众愚昧懦弱就是下令：同志们给我上，自己躲得得远远。

　　范式由“听我说”变迁为“跟着我干”。今天唯一还需要的知识，那就是怎么干，并不是在传播知识，而是在行动才能如此有行动的担保：跟着我干没错，从而建立起政治权威。

　　党内民主派确实只是替主人铺床的男仆人，并没有英美反对党在公共舆论面前以影子政府等替补的形象或者渴望出现。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而是行动，尤其是对权力对力量的占有用来达到目的，成为尤其迫切的渴望。行动与力量的渴望，抛弃了启蒙。专制早就被判决死刑，不用一判再判，再多的判决书起不了什么作用，关键是我们要有能力来执行死刑判决。

　　《铁将军阿贵》中，和珅给他弟弟一个批他自己十大罪状的折子。参完之后他弟大红大紫，和珅说这一些罪状大而无着落，一根毫毛都损不着。痛斥改革问题的批判，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推动意义。吴敬琏孙立平等一批显赫学者开出来的药方，有着极大的奴隶暧昧性，他们痛斥改革问题，结论就是呼吁高层政改，是一种与访民相同的清官情结的发作，都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党，无非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政改呼吁算另外一种转型陷井。

　　我们的“怎么办”就是无视党改不改，而思考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有了民间主体性。政改方案中，提出呼吁，把决定权交给救世主，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政改呼吁算另外一种转型陷井。本来是为了消除党领导，而结果相反。呼吁高层政改，是一种与访民相同的清官情结的发作，都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党，无非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

　　民间的主体性必然要求，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而不是政改方案中，提出呼吁，把决定权交给作为“一切万恶之源的救世主”。在维权运动中树立民众的主体性或者主人公意识，是一切生长的基点。例如体制内“良知”的真心话，或者改革派的开明举动，是他们应该干的，更是他们的赎罪行为，民众是否原谅他们，要视情形而定，这里必须呈现民众是主人公。

　　那一些改革派报纸，总是要迫使民众对“良知”和改革派感恩戴德。既然已经被严重污染的地方，还寄托那么大希望和努力，不是狗进污水池找黑么，我的意见是，既然污染了，就放弃掉，让其自生自灭。

　　而不是在批判中，把焦虑消解了，“问题就解决了”。骂一个人是坏人，并不等于把问题就解决了。关键是怎么办，而不是在道德批判中，把改革派的焦虑消解了，“问题就解决了”。“说真话”骂一个人是坏人，并不等于把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任何实质推动性，只在外面永恒的打转，皮靴上瘙痒。

　　在维权运动中树立民众的主体性或者主人公意识，是一切生长的基点。凡是体制内开明“良知”加入，都需要投名状，“杀”一人，或者朝体制开火，才勉强算我们的人。把维权运动当做政改的助力，就会把民众当做改革开明派的群众演员，消灭了主体性。政改是永远的性幻想，维权才是实在的事业。

　　民间要学会自己设置话题，自己出牌，让当局跟着你应牌，就像维权。天天贴着当局设置的话题，讨论来讨论去，就像一蜂窝嗡嗡一样，是被人玩弄的对象，被消费的对象，在猫手上玩弄的老鼠而已。央视上说什么，我从来不想。中共领导人在《求是》上说什么，我才不讨论。

　　跟着他们的思路走，属于典型的弱者思维方式。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确实处于弱势，但要学会和习惯强者的思维方式，否则永远走不出他们划的”圈“。只搞公民政治，再弱小都要自成一派，不要憋着去踩宫廷政治的点儿。

　　指出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就觉得牛逼哄哄的，是个傻瓜。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办，不是指出问题。指出问题，阿猫阿狗都做得到。用指出问题来无视如何行动，是一种主体性消失的体现，等待恩赐的体现，是对党国体制的强化。马克思说，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单认识世界，就足以，那是因为获得解释，安慰其心理焦虑，心底就平静了。这种人与中国无关，是局外人。

首发于《民主中国》
201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