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普：欢迎狱中作家王小宁先生出狱归来——回忆王小宁等狱友

　　2012年8月31日是狱中作家王小宁先生将十年牢底坐穿的日子。这一天，他将跨出监狱的大门，结束在“小监狱”里的生活（中国政治犯即使刑满释放后也依然受到严密的监控）。

　　北京国家安全局2002年9月1日上午10时将王小宁先生从家中带走，并对其抄家。次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王小宁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判决书写道：“被告人王小宁通过撰写、转载文章，编辑电子网刊，并以电子邮件大量发送的方式，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王小宁还与境外敌对组织和个人相勾结，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依法应予从重惩处。”

　　我是在2002年11月4日被北京公安局国保总队抓走并抄家。一年后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我与王小宁在被捕前就认识，在多次见面中，民生、民权、选举、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内容是我们的主要话题；当时，台湾的《民进党》、大陆民间政治反对派创建的中国民主党、王小宁先生组建的中国第三道路党、刘国凯先生领导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是我们谈论的内容。


一、当年北京第二监狱关押的政治犯

　　2004年4月2日，我被押解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简称二监）服刑，王小宁、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四人在同年5月初也一起被送到二监。之前胡石根、查建国、高洪明已经在二监服刑很多年了，杨建利、孙刚等人当时也在二监服刑。那时，我们每个人的监狱档案中都加盖着“特管”两个字，特管犯被司法局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

　　2004年6月，我和靳海科在二监的2号楼的4队（暴力犯所在的队）服刑，王小宁在1号楼的1队（也叫病队或叫老弱病残队），杨子立在3号楼的7队（电脑队），徐伟在5号楼13队（机加工队），胡石根在2号楼的5队（暴力队），查建国在6号楼的17队（暴力队），高洪明在6号楼的18队（暴力队），杨建利在5号楼的14队（暴力队），孙刚在1号楼的3队（外籍队），还有一些政治犯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请孙刚先生和其他朋友给以补充），当时二监里还关押着不少所谓的“六四暴徒”。

　　我与王小宁被判刑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的2号楼与1号楼之间的铁栏杆处，时间是2004年的6月。由于我和王小宁在同一时间放风，而且住处又是前后楼，所以我们有见面的机会。

　　我隔着铁栏杆，能见到王小宁围着楼前的篮球场走步放风时的情形。他留了个小平头，头发虽短，但能清楚地看到满头已经是白发斑斑了。当我们近在咫尺交谈时，我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感受到，他还是像被捕前那么坚定，对过去所作所为无怨无悔，对未来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充满着期待……

　　在监狱的2号楼我呆了一年多，和楼上5队的胡石根交谈过很多次，与王小宁、孙刚隔着铁栏杆交谈过许多次，又与南面3号楼的杨子立传递过信息。

　　2005年秋天我申请调队，监狱安排我去了6号楼的17队，与王小宁暂时失去了见面机会，但与其他政治犯有了勾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查建国在17队呆过一天多的时间，一天后查建国被调到4队，等于监狱安排我同查建国对调了一下。

　　两年后的2007年夏天，王小宁所在的病队集体从1号楼转到我当时所在的6号楼的一层16队（原因是1号楼全部变为外籍队，原先外籍队里只有二十多人，后来外籍人员的人数达到200人左右）。在6号楼，我整整呆过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5号楼的杨建利见过几次面，和徐伟有过间接来往，和王小宁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每天都能见到他。

　　那时，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得不能再糟的伙食是我们的最大杀手，我最担心的是王小宁的身体健康情况，王小宁的身体能扛多久？当年在北京第二监狱里的十多名政治犯中，王小宁的年龄最大，他的刑期也最长。


二、第一个以“煽动罪”被判十年的政治犯

　　我在2003年10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年。当时我还以为在这项罪名中，我所获的刑期是最长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以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要比“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过”要轻得多，故此被判刑期也会短得多，前者从来没有超过五年的。而后者，一般起步就是重刑，十年以上的很多，如：秦永敏（十二年）年、胡明军（十一年）、李大伟（十一年）、靳海科（十年）、徐伟（十年）等等。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月前，王小宁是第一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年的的政治犯，当时可谓开中国历史之先。后来（我尚在狱中），刘晓波先生又打破了王小宁的纪录，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先生十一年徒刑，成为“煽动”罪之冠。

　　当我得知王小宁被判十年徒刑时，第一反应是这么大的事，必须让国际社会知道，必须让人权组织、国际媒体给与关注，王小宁被判这么重的刑，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冤枉了，北京安全局真敢下毒手……


三、坚持不认罪，将牢底坐穿

　　2004年底，监狱局下达了提高给罪犯减刑的红头文件。如果“罪犯”认罪悔改，积极改造，每获得60个积分，就可以减刑10至12个月。当时，所有服刑人员来说，这是个特大好消息，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前减刑的幅度非常小，一年最多减刑两个月）。因为服刑一年挣满60分，可减刑一年，获得局嘉奖再减刑5个月。监狱领导历来把对政治犯的思想转变当作重中之重的工作，因为让囚犯知罪、认罪、悔罪是考核其工作的标准，成绩突出的狱警可获得表彰和嘉奖。

　　我所在的四队，分监区长刘富立和管教中王文立多次找我做工作，说：“认罪吧，认了罪就有计分证了。你们这种人写作能力强，为监狱写写宣传稿件，别人挣不到的分你们能挣，凭你们的实力，起码能提前好几年回家，监狱领导对你们也很重视，分监区领导会给你安排适合你的岗位，让你挣满分……”

　　就王小宁为什么不认罪，我从狱警和病队犯人那里听到的是：“王小宁真不开窍，太傻，如果认了罪，早就回家了”、“人家著名的政治犯不认罪，是为了以后图点什么或者将来干点什么，那还情有可原，你王小宁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有谁知道你？十年刑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60多岁才能出去，你这样痴迷值不值？”、“我们队的中队长，没少给他做工作，王小宁就是不认罪，这不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吗？”、“王小宁不认罪我们理解不了，真的理解不了。”

　　我和王小宁在狱中有过很多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位刚毅的硬汉子。王小宁和我都认为，我们过去的言行没有错，既然没错，就不要认错，更谈不上知罪、认罪、悔罪了。十年、八年的自由生命虽然可贵，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理想和求真大于求生的做人原则。如果说，为了在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需要有人坐牢的话，那么我们就甘愿将牢底坐穿。

　　对于认罪与不认罪的话题，我还想补充自己的一个观点，让大家了解，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坐过牢的同志来说，也有参考作用。在我看来，认罪减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不但能提前几年离开监狱，平时还能减少狱警对自己的监视，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了，压力也就小了，这有利于学习和身体健康。我一直是支持和理解朋友们认罪减刑的，因为认罪的朋友一没伤害别人，二又可以提前离开监狱。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认罪与不认罪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后者。

　　王小宁坚持十年不认罪，愿将牢底坐穿的大无畏气节彰显了他的求真的精神。


四、生活节俭，刻苦学习，与人为善

　　王小宁在狱中，生活上是很简朴的。他一不吸烟，二不喝酒，除了每月的采买和报刊费外，没有多余的花销。

　　在监狱里如果肯花钱，照样能买到香烟、酒，及社会上的各种食品和物品。虽然监狱将这些称作“违禁品”，但在暴利的驱动下，狱警还是敢于铤而走险的，因此违禁品是不难买到的。但王小宁从不花这些冤枉钱（佷昂贵）。十年中，他在生活上和身边的犯人相同，从不显示出有一点特殊。

　　2007年5月，监狱管理局根据犯人的伙食质量差，营养不达标的实际情况（众多犯人家属常去监管局反映这个问题），出台了提高病犯采买（自费）金额的规定（因监狱里的伙食糟糕的不能再糟）。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准许自费购买160元（采买金额）的营养品（食品），但出台的新条款规定，如果犯人有医院患病诊断，可以额外增加60元购买食品。由于犯人在监狱里长期的营养不良，增加采买金额对犯人的健康来说是件大事。比如，我在新规定出台的当月，就去监狱医院拿到了可增加采买额度的证明（我患有高血压等病症）。说实话，我在监狱这八年，每个月支出都在500元以上，有时更多。

　　由于物价上涨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呼吁等因素，从2012年3月开始，监狱中犯人每个月的采买金额上调到300元，有病的可以购买360元的食品，夏季里（防暑）每个月另外增加100元，总共是460的采买金额。

　　除伙食外，服刑人员其它的支出费用有：日用品（牙膏、洗衣粉等）、学习用具（监狱举办的书市、收音机、复读机、各种补习班）、订阅报刊、自费药等等。

　　当年，我和王小宁聊天，得知他没有去医院申请额外增加的采买额度，他说“不用了，够了”。当时我无法理解，这么糟糕的伙食，怎么会够了呢？后来我想，王小宁在生活上保持大众化，不搞特殊化，事事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他平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监狱那种恶劣的条件下，依旧保持着生活节俭，刻苦学习，与人为善的作风，真是不易。

　　王小宁从一进监狱就睡上铺，一直到我出狱他都没下来，目的是晚上他能看书。因为灯泡离上铺的距离只有一米远左右，而且整夜都不灭灯。虽然监牢内灯光昏暗（20伏低压照明），但近距离还是凑合着能看书；但如果睡下铺，晚上就看不清书上的字了。王小宁为了看书学习，坚持睡上铺八年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在学习的刻苦程度上，我远不如王小宁。我在监狱里，只在上铺睡过几个月。我晚上不看书，只听收音机广播。

　　王小宁对人和善，从不与别人发生争执。狱警和犯人对他的印象不错，都说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正派人。


五、政治犯之间的相互关心

　　政治犯之间要相互通气，互相关心帮助，这是我们政治犯的共同想法。

　　在二监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十几位政治犯，私下里彼此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从2004年6月开始，我就依法向监狱领导提要求，求见监狱长和主管领导，当面询问其他政治犯的近况，并对监狱提出具体要求。狱政科的副科长和主管政治犯的干事总是代表监狱长前来与我对话。

　　每次和监狱领导的面谈，我都要把王小宁、徐伟、杨建利、杨子立、查建国、高洪明、靳海科、胡石根的名字说一遍，向监狱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杨建利集训期间营养不良的问题；王小宁睡上铺的问题；徐伟挨打，被强行灌食的问题；靳海科做手术留下后遗症，需要营养的问题；查建国脑血管病的医治问题等等（还有一些刑事犯的健康问题，如吴杰、逯连升等人）。

　　每次监狱领导都会说，他们都没事，即便有问题监狱也会为他们解决的，你就放心吧。为了加大力度，我每个月和家人见面时，都要把需要关注的人和事记在纸上，向我爱人交待，让她向有关部门反映。因为我总是在和家人会见时说监狱里的事，多次被狱警警告而暂停通话。

　　我一直认为，政治犯除了私下里彼此相互关心帮助，也一定要公开地向监狱领导表明，我们政治犯虽然被分割在不同的监区里，但监狱休想把我们的心分开，只要监狱敢对哪一位政治犯搞迫害，我们其他人都站出来控告监狱的违法行为。


六、最后一个离开二监的政治犯

　　从2006年开始到2011年3月，我们这批政治犯的刑期陆续到期，先后一个一个地离开二监，先是孙刚先生（由二监转到河南监狱），后来高洪明、查建国、杨子立、胡石根、杨建利、徐伟（转到延庆监狱）、何德普、靳海科也离开了二监。我和靳海科分别在2011年的1月和3月离开二监后，二监里的政治犯只剩下王小宁一个人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王小宁的是在2010年的秋天，那天他去监狱西门与家人会见。他路过3号楼时，正赶上我所在的9队放风（2010年的2月我从5号楼的13队调到3号楼的9队），我隔着铁栏杆大声和他打招呼，他扬起手回应着我。我从3号楼的东侧赶紧跑到西侧，隔着铁栏杆再次和王小宁喊话，他大声告诉我，知道了！扬起手挥舞着。

　　几个月后，我刑满出狱。

　　出狱后，我给二监打过几十个电话，询问王小宁和另外几个刑事犯的情况，监狱领导对我的态度和在监狱里时大体上是相同的，狱政科的干警让我放心，说他们都没事。

　　监狱领导还委托有关部门来我家同我沟通监狱存在的问题。监察科、狱政科的干警两次代表监狱长当面对我说，“你在监狱里和出监狱之后，对监狱工作的批评都是希望监狱的工作越来越好，对此监狱领导都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让他们转告监狱长，现在二监只剩下王小宁一名政治犯了，你们一定要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他提出的要求，你们一定要满足。只要我听到政治犯受到欺负，我肯定要找你们把事情说清楚。

2012年8月

（补充说明：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除王小宁外，还关押着一些政治犯，由于本人和家属的原因，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暂时不向外界公开。）

原載《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6期
2012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