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昏：读岳南的《南渡北归》第三部——“走的不容易”

　　当我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莫言、李存葆、徐贵祥也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几乎就把它放回书架了。我觉得既然这几个人对历史的看法已经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这本书还能有什么看头？当看到推荐此书的还有一些说来还不错的人，便猜想或许这本书的某些内容引起了一般意义上的共鸣。说到底还是我的偏执，毕竟作者本人不能阻止别人喊好，而说坏话的也上不了封面。

　　书很长，快500页了。没有时下把字体搞得很大，间距空白加大，图片加大，凑页数等等毛病。实际上那些索引和注释，字体都是很小的，其内容比正文不差，有的地方则更为详细。

　　本书作者对上个世纪文人的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有些后来文革后被大家看作有骨气且诚实的人，其实糗事儿不少(不是生活私事)。作者并不为尊者讳，也不因他们后来受到迫害就放他们一马，都给端出来，该同情的时候作者不算苛刻，该揭露的时候作者也不客气，表示自己的好恶还算直接了当。不过，当看完这本书以后，反倒不由从心底生出对大部分人的同情。在中国大陆，做人本来就不是轻松事，做文人更难，因为身份要求你说话/写字，你不说/不写会很困难，说了/写了就有案好查，哪怕是勉强对付的胡说，都会使原来享有的名声打折扣。如果还要做个贯彻自由主义原则的文人，那就难上加难。到底有多难，我也说不准，我只知道许多远远做不到这点的人最终都被迫害死了。

　　1948年底，共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行动。要不是傅作义放弃抵抗之前发狠拿回机场，胡适等能否走成还不好说。记得以前张鹤慈在这里对那些走了的人不以为然，还有不少的人对不走的人不以为然，说到底都有些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复杂性。走了的人不是抛弃责任，他们只是知道什么能担起来，什么不能，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什么不是；不走的人也不全是安心同流合污或者和共军决一死战。世事从来没有那样分明。走还是不走，不仅是个问题，还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纠葛很多，哪能说走就走。像陈寅恪，先走了一次，却又最终没有走得足够远，其内心的挣扎，怕是二言也难尽。在走留问题上，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说明那种挣扎状态。

　　大体说来，能走却不走的人，都是未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前途。有的虽然直觉不乐观但觉得走也未必更乐观，不如看看再说。还有的则过于乐观，觉得或许新政权给自己提供了更大的机会。有些更为熟悉历史的人认为可以实现南北朝分江而治。让大多数人能够在中共骗人的宣传中一眼看出今后自己行将遭遇的毁灭性灾难，岂止是不容易，就是那些走了的人也不全是出于清醒的认识。人世间的事和自然科学太不一样。实验室即便因为实验失事炸掉了，还可以重建，那个支配眼花缭乱的实验结果背后的道理是稳定的，多次改进后的实验自然会揭示答案。可人只有一辈子，死去不能复生，活着不易重来，来世–如果有–又故事不同。一个时代的厄运，来了，一般人就躲不掉，上不上当，醒悟深浅，表观上一并没有多少差别，可实际上每人的不同岂能用走留这两个状态来描述。

　　最终离开大陆的人中，作者着墨较多的是傅斯年，胡适和梅贻崎这三个人。这三人中，以傅在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最清楚，表述得也最清楚。胡适也清楚但表述要稍微温和一些。梅贻崎则不说什么，明说出来的也只是他对清华的责任。从共党花大气力，长期努力希望劝转胡，梅两人来看，除了因为这两人的门生故旧遍布全国，文人领袖的地位，也许多少与他们二人一直坚持学术自由原则下，做事从不极端，对学生同事中倾共的人多有保护有关。在劝人走这事上也是傅最尽力，他的研究所里人走得比较干净。他劝人走，苦口婆心到流泪的地步，如今想来也让人感动。比较之下，梅校长不大劝人，但关于他沉默中志不能夺背后的思想，作者有个猜测，和梅校长一生行止相合，也很让人感动。

　　作者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的前前后后。八本批判胡适的文章汇编约300万字。参与者各显其能，甚至有人标新立异，希望批出自己的特色来，能写字的大致都上场了。这种表态式的批判文章汇集，据猜测世间真看完的也只有胡适一人，大概那时候他在美国没有什么要紧的职务却有时间。以后晚进唐德刚见到这些文章后问胡适：“这几百万字里难道就没有点儿学问吗？”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怎么会有学问？”这当中多少让我吃惊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沈从文批胡适，竟然批出个特色来。这个色迷迷的老家伙忘了自己的校花老婆是怎么来的了，真不是个东西。另外一件是作者说到他相当鄙视的吴日含(原字我这里打不出来)竟然在这场批胡的闹剧里缺席，什么都没写。可见历史不是能推理出来的。一位朋友曾严肃教育过我：“人，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不像自然现象，是不可掌握的。”不可掌握就是说对人难以推理预测。

　　还是索尔任尼琴说得好，鼎鼎名声常常拜统治者的仁慈所赐。足够残酷的统治下，你或者无名或者名节有污，此事古难全。

　　这三位先生的清廉，书中也有介绍。离开大陆，三人都有不少难处。胡。梅两人还在台湾外面各自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傅先生临终前几天向自己的妻子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字。。。。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之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那时他是台大的校长，正在赶写文章赚点搞费好做条棉裤御寒。胡适死的时候，身后的找到的现金$135，当时他是中研院长。他不可能有多少钱。因为他经常要寄钱给需要资助的晚辈，包括后来的台独前辈彭明敏(这些资料不是来自这本书，顺便提一下而已)。梅先生守着清华基金不放手，拖着病体在台湾重建清华，创立原子能研究所的时候，他62岁的太太在美国去工厂做工，给人看孩子，以至于学生们见到了都要为师母喊穷。当时梅先生是清华校长，教育部长，却没有自己的私房，住在办公室里，死的时候不离身的皮包里装的是清清楚楚的清华基金帐目。

　　这三位，是让人十分尊敬的前辈。还有一个人也值得赞赏：李济。他帮助把大陆的许多重要文物和宝藏安全送往台湾，严辞拒绝了共党的拉拢。以后他在接替胡适的职务后也开创了新的局面。

　　我不知道内战时期国民党治下腐败的真实情况，至少我可以肯定教育界学术界不腐败。这三个人的高贵范儿并不是独三无四。如果仅仅用不腐败来肯定他们就没多大意思了，但不腐败本身说明的问题也许还不那么简单。可以推断出那个文人群体中大多数后来留在了大陆的人当时也没有腐败的风气。因此，在高教界，腐败不会有现在那种上行下效造成的燎原之势。有哲人曾说，别的可以腐败，只要教育不腐败，就不绝望。我不知道反过来说是不是也可以：教育界的腐败状况可以作为整个社会腐败深度的度量。

　　道德操守的基础是从小到大生活积累文化教育的结果，是社会风气，具有统治地位价值观造成的监督的结果。这些文人大多数在当时出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后来大多在国外学习过。我不觉得道德是可以到了25岁之后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彻底重建的东西，也不相信它可以在一个恶劣的大环境里能够基本不变地维持下去。因此，平稳的道德状态映射了历史，突然败坏的道德状态却展示了当下。

　　在国外这些人看到学到了对学术自由的坚持，这是在专制社会中极其缺乏的一面，非常好。但道德观主要还是老底子。于是，在巨大变革的时代，在古老的文化重负之下，已经开始出现了若干新人(尽管对我们说来他们已是古人)。例如，胡适和陈寅恪学术观点可能差别很大，陈显得古旧得多，胡当然更新，但他们两人是多年好友，互相尊重，根本不妨碍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流，也各自表现出文人的“迂顽”(却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一个，曾经在老蒋亲自出席欢迎他归国的就职典礼上明确针对老蒋隐晦的批评起身捍卫学术自由，直言说：“总统你错了。”这个不识抬举的胡适，名声反而因老蒋的容忍大振。另一个，在共产党许诺官位的时候直陈对学术自由精神的坚持信守，不说他的最终的苦日子还要等些时候，文革前有多少年青人知道他此次义无再辱的决绝？可见当年在西风东渐的中国，旧有文化曾经出现了再生的机缘，学术界里为人师表的人们为他们的学生带了个好头。这些人学冠中西，在新旧之间用自己的身体为后辈搭起了一座桥梁。实际上，新旧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界限分明，你死我活的。在这样一个新旧共存的环境里，改变在平静地发生，进步在点滴中实现。其代价不仅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比以前要小得多。再看那时候的人物，确能真切地感受到陈丹青说的那股丰浩的民气，不独那几个走的，留下来的亦然。

2012年9月29日
转载自《独立评论》网络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