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从台湾公民运动找到“兼职革命”之路

　　昨天晚上台湾二十五万人在台北凯道聚集，集会声援被军方关禁闭致死的洪仲丘家属，找马英九政府要真相。大陆这一边以此为倒影，看到将来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命运，尤其事关我们将来的街头民主运动的品质与命运。长期以来，我们遭受到革命中一种原罪的诅咒，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魔，一参与群众运动就带来革命的血腥与混乱，或者必然带来毛泽东式的独裁，而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即将美好的那一面。

　　民进党执委洪智坤在新浪微博说，“总统府就在25万人的300公尺距离，没有人担心游行就会动乱，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人民可以在领导者的鼻子一吋前，指名批判。”

　　新浪微博“twccl”说，台北凯道今夜的行动，应该会列入纪录，不是人数，而是没有一个知名人物或团体发起，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公民行动，如此的公民行动不再附属于政党或政治势力，开始独立前进。

　　新浪微博“ThomasChen”说，台湾的这次万人公民行动，台面上是没有政党的运作，而主要是由公民团体透过网络号召而来的，诉求的主题以及马政府的处理不让人民满意是主要诱因，而网络的动员也是成功O2O的一次实例。

　　据报道，“公民1985行动联盟”号召民众上街，他们不愿曝光自己，把自己搞得好重要，颠倒主次，因为担心「消费洪仲丘成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老师、律师、设计师、咖啡店老板、服饰店员，目前成员60几人、平均年龄30岁。这与圣经中教诲一样，每一个信徒信守自己在世俗中的身份，同时参加教会生活，没必要让就教会生活摧毁世俗身份。

　　不要把在面对专制与不公正时，受害与抵抗用来塑造一种共性的身份，来满足身份承认的危机与渴望，证明自己是特选民，毕竟这是从与人的关系出发建立的，而不是从神人关系出发建立的。

　　杜塞尔多夫大学政治通讯学教授克勒维斯（Joachim Klewes）对埃及革命评价说，有一个公民阶层和许多学生利用这些媒体，并且试图从国外施加影响，但是，最终是老百姓的切身愿望让他们走上街头，不管有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示威活动都会发生。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专门塑造出革命家的职业，而是革命成为一种兼职活动。塑造出大量的革命家，就意味着将来需要以人民的血肉，养着这一些“藏獒”。

　　文革不文革与民众无关，不要把民众当替罪羊，也就不会把民众当做救世主。民众在社会极权主义中起作用很小，任何时代民众都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人心恒固。即使被动员起来，第二天厌倦了政治。都是因为恐惧感，枪支或口粮需要，民众才被迫参与其中，将来还是如此，故谴责民众没用。

　　大陆沦陷区支持改革反对革命立场的人，往往刻舟求剑，把革命局限在毛式与国共内战总体战争的旧范式内，是一种狗听铃铛摇就进食的动物反应。去领袖去组织化，去总体化是埃及革命可以证明的。台湾公民运动发起人，说他们是谁不重要，不要消费仲丘的苦难。如今的革命，都会是去毛化的革命，如果用毛来象征有领袖和组织化的革命的话。

　　新浪微博“台湾蓝香蕉”说，台湾有望进入”民主2.0″，不再需要依靠政党发动公民议题，逼迫两大法西斯体质的刚性政党往柔性政党转型。

　　革命大潮新趋势是去组织化，去领袖化，可是我们几十年的抗争都是，用眼泪感动人，悲剧流血煽情，都是在争取同情分，得分者自我为义，被自己和拥戴者塑造道义英雄除了塑造领袖与预备役，其他的都没有沉淀下来，随风湮灭。新浪微博“涂全鑫二世”说，对于弱者，一个更弱者或许能给他以同病相怜的身份认同，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但对于他的绝境却没有丝毫的改善。大家在这一片情绪的渲染中继续受难，又有何意义呢。针对陈光诚的事情，我写了《维权运动光有道义英雄远远不够》。这是一种悖反的吊诡。

　　别忘了这一些都是对民众苦难的消费。革命也是对旧秩序之下和当下还在产生的苦难的消费，没有苦难就没有革命。邓小平之所以可以推动改革，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消费。一个维权律师，可以利用当事人案件炒作自己，但首先必须保障的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对当事人苦难的“消费”。只有遗忘了苦难，才会去革命者或者抵抗者自我为义，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国共掌权都是对民国内战的原因之一，极权主义的原因之一。

　　中共诞生至今，给中国和民众带来的政治灾难，是通过改良无法冲涮掉的。对苦难的消费，不应该是仅仅制造出道义英雄，而让民众再次效忠于政党政治。

　　我宁可推崇一种，让抵抗者和革命者自己的肉身不在场，而仅仅宪政律法在场的模式。就像辛亥革命成功，黄兴等人“功成不必有我，成功一定有我”。美国独立战争与辛亥革命，都没有强化革命者这一点特定身份，都是兼职革命。也就是必须超越过去组建反对党的领袖和组织化路径，不去崇拜组织动员的效率。

　　无边无尽的群众运动，以布朗运动的方式带动民主化转型。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有所回归正义真相，它超越了政党政治，超越政党政治对政治的垄断。二战之后，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地位被群众运动所取代，群众运动成为政治的中心，发源地。所以果粉与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转型反对党路径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组织化路径的人该醒了。二十世纪就已经比较明显，政党在政治上，已经被社会运动所取代，所以现在秉持组建反对党模式的，是一种可疑的刻舟求剑。

　　记者雅尼克在法广发表文章《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性》，他说，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他还说，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二战之后政党已经无能于政治，反对党不能动员民众，阿伦特等早就指出。我在《苏东的后改革转型》与《维权运动的国内外氛围》等多文指出，团结工会与民进党俱是专制瓦解之后，非之前组建的。转型由社会运动完成。没有反对党带动转型一说，反对党在转型接近成功之后，才能形成。

　　共党孽龙完蛋了，我们还是无法出师。在中共洞尽所有人类已知抵抗手段的前提之下，没有抵抗手段的创新，有新的屠龙术，而迷恋于组织化维权之说，不外乎撞鬼墙不死心，浪费时间。

　　二十世纪初民国奠基伊始国基未稳，梁启超等提出政党政治，以宪政的“绝地武士”来稳固国基，实在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绝地武士僭越成国家党，国共两党的独裁是梁启超种下的。施密特说，国内政党对立各方一起削弱国家，政党等于政治等于国家就能成立。这不就是国共两党一起互相抬轿子，于是民国成党国。

　　国共两党是相继不远出生的难兄难弟，一起互相抬轿子。把北洋的民国弄成党国的局面后，然后互相撕咬，夺权上台。就像今天有野心的左派，会和右派说，我们先联合干掉台上的，然后再争。

　　通过政党等于政治等于国家，施密特说，国内政治对立面激化结果就是削弱了共同对外一致性。这不是共党在抗日战争干家贼的脏活么。施密特说如果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冲突成为唯一的政治对立，也就是说，国内的而非外国的敌我之分对爆发武装冲突起决定作用。国共内战敌我局面要抹掉，必须通过抛弃国共两党才行。超越政党政治，民进党还可以回忆回忆当年维权。国民党只能想北伐了，童年就被严重污染的党。

　　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革命是保守的，而叛乱的激进的，因为仅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加入和取而代之，不管任何一种秩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就是回归，英国革命是为了复归，美国也是，法国革命原初也是，俄国原初也是在回归公社。革命是为了本来有的或应该有的。民国当归是革命。我持保守主义革命立场。

　　我希望大陆专制瓦解之后，会是一个新的北洋时期。改革已死，国共都坏，民国当归，越发靠近辛亥革命与民元奠基。北洋很多不错，大陆专制瓦解后再来一次北洋。

　　就像民国北洋时代，如民主化转型要动荡，能有这样一种模式就太好了：权力动荡而社会稳定。金銮殿发生战斗，我们还能去与士兵拍照留念。宝座上的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帝力于我何有哉公民社会照样舞照跳马照跑，政治家和政客去你死我活，老百姓就像看客，就像罗马的角斗场，让政治家去决斗，而老百姓当高高在上的看客。

　　民主制度实行政务员与公务员分离制度，政客随选举变化，公务员不动，而且国民财富不再由政府总体把握，藏富于民，人人拥有生活资料，所以民主化只会造成权力动荡社会稳定。国家注定是要有一部分动荡，就像一个人要健康就要运动，不死道友就死贫道，还是让权力去动荡，保持社会稳定，最后权力有序动荡。

2013年8月4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http://www.canyu.org/n78047c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