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打谣”是法制的倒退

　　在中国政府如火如荼的清除网络谣言、打击造谣者的行动中，诸多网民不仅没有弹冠相庆的赞成，却是一片冷嘲热讽。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使得每一个网民都有机会成为新闻的“发布者”。中国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操控之严格，让网络社交平台一跃成为各类新闻的首发站，中国国民仿佛从窒息的压迫中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尽管在中国政府亡羊补牢般雇佣水军“五毛”来引导舆论恬不知耻的发布各种谎言，却始终无法占据网络舆论的制高点。有着各种“新华社”口吻的名嘴只能像过街老鼠一样被网民们愚弄嘲笑，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往对国民进行单纯的谎言灌输。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很多人巴望着传说已久的改革，却没想到这一革，将要革去的是原本自由的声音，革去那些已经习惯在网络中畅所欲言的舌头。从习近平主席在新浪微博中的“学习粉丝团”出现那天，笔者就已断定中国政府的下一步就是缩紧网民的舆论范围，其手法无非是抓捕、拘禁这类反人权行径，只是笔者没想到进行的如此厚颜无耻加明目张胆。

　　“打击谣言”固然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说辞，但由一个撒谎成性，并赖以统治的政权来说，“打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一个早已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操控着无法独立的司法机构，指控他人造谣诽谤，有一股贼喊捉贼的味道。无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无法进行公开公正的自辩与审判，所谓造谣传谣是一己之谈，纯粹单方面的指控既可定罪。这无异于对广大口无遮拦的网民宣告，他们的封口之日已然莅临。中国最高法院对于造谣的认定足以说明，这无非是和“劳教”类似的虚妄之辞，一种变相的打压手段。实名举报贪污犯“表哥”杨达才的网络红人周禄宝因为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中国政府逮捕起诉，而另一起实名举报被“新法规”打击报复的则是《新快报》记者刘虎。后者因为实名举报一名工商局副局长贪腐，被中国政府因涉嫌传播谣言的理由拘捕。

　　显然这两起事件有着一种天然的共性：触及到当权者的利益。网络媒体从不是传统媒体一般对贪腐官员有着后知后觉的披露，网络媒体起到了中国人对民主制度的原始诉求–监督。对于被揭露被举报的涉案官员和执法者，网民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推断，寻找出佐证的依据，网民也不可能进行对被举报人的法律审判，因为无论是举报人，或细心发掘证据的网民，都是对司法公正有着笃定的信念，他们希望在法制环境内进行公正的审判，既不冤枉清廉，也不纵容罪恶。“打谣”对网民企盼法制是完全的消极意义，这种以一个不透明的司法机构来认定谣言与否的法律，本身就是敲响了法制的丧钟。它只会夺取那些原本些许残存的信任，迫使民众背离法制观念，将以暴易暴的思想根深蒂固植入逻辑之中。

　　不难看出从“截访”、“强迁”、“劳教”这些黑暗统治手段公开化、普遍化以后，中国社会病态彰显，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出现犹如一阵甘霖，及时滋润补养这片道德的沙漠，不断的有正能量新闻，不断的有群众舆论反腐，中国在亦步亦趋的迈进民主法制之时，一道“打谣”的晴天霹雳，将彻底点燃这荒原，暴力的怒火逐渐蔓延的时候，身居高位的中国当权者，能否幸免呢？

2013年9月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