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

德国科隆, 2015年11月28日

非常感谢席海明主席和费良勇理事长的邀请!第一次科隆蒙汉对话会议因为有些特殊原因我未能参加,但是和蒙古朋友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建立互助机制一直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和藏族和维族的状况相比,蒙古民族的问题受到的世界关注实际上非常少。从席海明先生80年代领导的内蒙古的学运进京请愿以后,在内蒙古很少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直到2011年5月的莫日根事件引起大规模的系列抗议活动之前人们并不认为内蒙古存在着和藏族地区和维族地区一样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民族反抗的问题。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内蒙古没有问题,共产党也宣传说,内蒙古和西藏新疆不同,内蒙古人和“党”没有二心,造成很多人心目中的所谓的内蒙古的特殊性。但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讲,在内蒙古的的蒙古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只占内蒙古人口的20%左右,蒙古人的文化特征和认同逐渐微弱,很多蒙古朋友已经不会说蒙古语书写蒙古文字,传统的蒙古的草原生活几乎汤然无存,因为草原在以汉人为主的野蛮的开采等不计后果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消失了,因此在内蒙古,蒙古人的文化特征、草原的生活、自然资源都挣扎在被彻底毁坏的边缘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蒙古人、汉人和世界的足够重视。关于蒙古人的民族和人权危机的严重性及原因我会在下一个讨论时段报告我的看法。

有时我不得不佩服共产党的天才,它的天才在于它的统治把中国推向众多难解的根本问题中,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政府,经过几十年的统治把一个国家的基本问题几乎都变得无解。在我的工作涉及的范围内,我发现有两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一个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未来中国没有一块土地没有所有权的争议;另外一个就是民族关系问题,汉族与藏、维、蒙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什么政治条件下--即使是民主化以后--都会纠缠很久很久,理不清剪还乱,甚至还可能会有流血冲突的危险。当然民族关系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了前者:土地所有权问题。

在几次国际会议上我说过,我们人类面临三个最难的工作。一个是实现中东的和平,远的不说,最近的,中东阿拉伯国家滋生的恐怖力量,他们的袭击和造成的恐怖,以及从中东主要是叙利亚的涌出的难民已经把欧洲笼罩在可怕的阴影之下,很可能成为欧洲瓦解的开始;第二个工作就是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以及合理合情解决与此相关的民族关系问题;第三个最难的工作就是减肥。很不幸这三个最难的工作我干了两项,晚上你不会看到我吃晚饭的。工作相当难,但我们大家仍在努力,我们这些人为一个无解的问题求解来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傻?苏联瓦解、中东实行民主变革后,人们回头看时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变革之前变革都似乎不可能。有一个作家就问当时的一位异议人士说:为什么你当时能够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采取行动?这位异议人士想了想,觉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答案,他就说:这样的变革需要一代不知道不可能的人去完成。也许中国的变革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不知道不可能的人去完成,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不知道不可能的人,也就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刚才席主席讲了,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这个话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很多非汉族的朋友听到这话觉得不太顺耳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本来没有问题的道理用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话语方式进行表达,让人们觉得这似乎是在说,你们先别谈民族问题,我们一起上民主化的战车,等民主化实现了,再来谈你们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化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恐怕远远不是充分的,民主化后,民族压迫、民族冲突问题还会继续存在,所以我们现在除了一起推动民主化,还要进行这样的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为未来有了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机制后较平顺、不流血地解决民族关系问题营建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虽然我们都会说各民族在一起都是平等的,我们这些人也是试图努力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汉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强权的体制下生活的人们中占着绝对的多数,我们仅仅说在一起都是平等的是不够的,我们在论述问题的时候要尽量不从汉族中心主义(有时是不自觉的)的话语模式出发,在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尽量考虑到我们的强势相对的其他民族的弱势,真正地深入到他们的问题中,这样才能找到可能被各方面所接受的方案,这个会议可能就是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求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会议。

预祝我们会议成功!

轉載自民運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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