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笠：目前西方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前景存在普遍的質疑，對中共當局會將中國大陸帶向何方，不太明朗。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意識形態方面，當局正逐步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正是這套暴力哲學，曾經讓中國大陸陷入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並導致數千萬人死於饑餓；政治上，中共進一步強化了政治控制和鎮壓體系，通過警察機構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壓制民間社會力量的成長；在經濟領域，同樣強化了黨對經濟的控制力度，等等。種種跡象都在表明，中共當局在社會領域的各個層面，采取比其前任們更保守、更具有攻擊性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改革」的名義下進行的。
也有許多分析家們將中共當局的這些做法稱之為新「法西斯主義」，即一種全面控制的政府形式與一種最原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相結合產生的奇怪混合物，您如何看待目前流行的這些政治觀點？
马萧：我认为，给一些社会思潮贴上某个时尚的政治标签，并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比如，“改革派”或“保守派”；“左派”或“右派”；亦或现在有人提到的新“法西斯主义”（这大概是之前很多人提到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变种）。在我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政治标签并不是澄清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混淆和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从而阻碍人们了解和认识真实问题的能力，并依此采取相应的正确行动。
根据我的个人观察和理解，今天中共当局的做法比较符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共安德罗波夫统治时期的某些特征。众所周知，安德罗波夫出身於苏共的克格勃系统，因此，他对於党的控制和镇压机制相当熟悉和内行，安德罗波夫认为，来自苏联的所有问题，无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强化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安德罗波夫统治期间，苏共当局对於社会日常领域比其前任们进行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干涉，对普通公众的言论和行为也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措施。
事实上，安德罗波夫对於当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是值得一提的，在他眼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并不足以威胁到苏联的政治安全，但安德罗波夫仍然把他们视作苏联政权的严重威胁，一方面，和斯大林统治时期不同，此时的西方舆论已经对苏联政权内部的统治真相有所了解，他们密切地关注发生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现象，因此，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对於苏共当局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形像是一个现实隐患；另一方面，如果稍有懈怠，一场由知识份子发动的人权运动可能会激发出社会潜在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从而转变成一场更大范围的来自普通公众的政治反对运动，基於此，安德罗波夫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空前严厉的镇压行动。
因此，安德罗波夫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却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社会生活最受压抑、最专制的一段时期，正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高压以及经济上的全面管制，导至苏联社会活力的全面丧失，以及苏联经济的内部混乱，并出现严重的停滞、倒退，这也是之后的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改革，要求社会公开讨论苏联内部积弊难返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的直接原因，而后者在无意之中打开了苏联解体的潘多拉魔盒。
我认为，今天中共当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与安德罗波夫统治下的苏联社会有一定的类比意义。在这里，我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性的描述，而不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政治趋势去做分析，并非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或隐喻，认为经历这样一个政治上高压和专制的短暂阶段，中国大陆就会出现一个英明的共产党“君主”，一个来自共产党内高层的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在中共的统治史上，甚至连赫鲁晓夫式的政治人物都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且，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也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苏维埃制度的忠实信徒，他从来没有打算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怀疑过列宁的建党原则，他的改革目标只是要建立“一个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希望通过改革来改造苏联社会，使之现代化，而不是试图从根本上去摧毁这个体制本身。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民主和社会主义两者是完全不相兼容的，这也是中共当局一直以来攻击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在中共当局看来，正是由於他的鲁莽和冲动，最终解体了苏共政权并导致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终结。
雪笠：最近一段時間，關於「共產主義」的討論又沉渣泛起，據悉，這個話題最初來源於黨內高層，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情況下，重新強調共產黨人的信仰原則。「共產主義」如此的重新回潮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政治現象。
马萧：和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不再是对未来政治前景的一个美好展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们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一段贫穷、血腥而又恐怖的苦难记忆的代名词，更准确地说，“共产主义”意味着与毛泽东主义相联系的某种不祥的东西。今天，没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政治现实，之所以党的信徒们还在为这个党抬轿子、唱赞歌，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生存的现实压力而非内心的信仰，以及——脱离这个党所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去作分析，共产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共产党人为了达到它的政治意图，不得不依赖一套愚蠢的、盲从的、唯唯诺诺的官僚统治系统，这套体制脱胎於充满政治说教意味的官方哲学以及自上而下的命令基础之上，因此，注定它排斥任何经验和常识的启示意义。悖谬在於，这样的官僚体制一旦从最初的运动中稳定下来，它便根据其权力的自身需要自动的运转，最终为了实现它的自我保存而拒绝接受任何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的自由在其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它的终点就是确立下来这样一套稳定的官僚统治系统，换句话说，如何确保这套官僚统治系统的永久延续就意味着它的全部内容，它的不断延续也就等同於共产主义这一抽象的历史工程的自我实现，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都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原因。在我看来，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旦它将人们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的差异排除在外，它都会逐渐趋於萎缩、停滞和僵化，并最终凝固成一种毫无生命力的精神教条。
这样的悖论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共产党人永远也不可能放弃其中央极权的经济操纵制度，这是它的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问题在於，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经济体制，怎么可能激发出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又如何将人的责任心恰如其份的融入到这个本质上完全以权力为中心的官僚经济制度之中呢？它既不可能自动生成市场所需要的自由以及公平的契约规则，也不可能提供它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这种经济操纵制度仅仅考虑一种现实，即利用提供给人们对物质条件改善的机会，实现党对社会公众生活领域的政治控制，实际上，它与党的官僚权力系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一种权力制度运行的时间越久，潜藏於其内部的整体性社会精神危机就越深重，我们可以从——人们常常用来作为消谴的——北韩身上，去发现这种制度自我运转的潜在趋势，那里被人们视作一个奴役与恐怖并存的人间炼狱，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北韩的“主体”生活。
今天，中国式社会主义比以往更强调党的“领导作用”，逐渐变得更为专制、冷酷和以自我为中心，更加肆无忌惮，它正在向公众的私人领域不断地发起挑衅和攻击，关键在於，一旦党的权力全面主宰整个社会的日常领域，它是否会全面转向“北韩化”的道路？这是值得人们去留意的，在我看来，我们不应从政治走向的各种选项中排除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彼此之间原本就存在某些天然的内在关联，而从意识形态层面考量，北韩式社会主义是最为正统的。另一方面，这个“共产主义”样板工程的存在同样向世人表明：在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无法抵达的地方，在军队的枪口威慑之下，依靠秘密警察高效率的逮捕计划、滥用酷刑来惩罚政敌以及反抗者，是足以让一个残忍而又荒诞的独裁政权存活下来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低估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捍卫这个制度及其手中特权的决心，当这个政权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临到眼前，对於共产党人来说，重新将自己孤悬於文明世界的大门之外，从而退回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存在状态，这将是他们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同时政治风险也是最低的，既有以往的历史经验，又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供抄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在中国大陆重新回潮，对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它视作当权者们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仅仅将其视作党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应该将它视作一个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实际生活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很显然，今天的当权者们正在作的，只不过是为这个制度的自我保全提前作各种准备。身处於被专断的极权权力所捆绑和被隔离的困境之中，我们无法左右那些掌权的共产党精英们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怎样去行动。首先，在任何时候，面对不义，保持沉默永远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态度，逃避问题，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就会自动地消失，相反，它们会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等候我们，因此，哪怕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沉默也不行。今天，每一次富有成效的自我组织，每一次扎根於生活的真实呐喊，每一个争取自由的行动，都是在向当局表明我们自身的政治态度，也决定了我们会被这个堕落的权力制度所能裹挟到的最终程度。
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对那些满足於自我催眠的掌权者们抱有过高的政治期待，不应当过高的估计那些置身於权力中心的人们的良知和善意。总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对那些原本就不存在希望的东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这样，在这场不对称的政治角逐之中，我们才能保持一颗强大的心脏，不至於失去基本的尊严和体面。
我认为，作为知识份子，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醒人们注意发生在他们及其邻居们身上的不幸故事，以及明天将会出现的可能危险。还有，他们应当仔细去审视和权衡各种可能的政治因素，从中揭示出未来发展的潜在趋势，评估将会出现的最坏的政治局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尽力去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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