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采访: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六)

马萧



  采访对象:谢海清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7日
  谢海清 :1944年生,湖南娄底人,农民。

注:谢海清是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黑五类子弟”,1949年之后,他的人生道路历经许多坎坷和挫败,而他的人生或许是今天社会底层千千万万被埋没的所谓“地主子弟”境遇的一个缩影,很少有人再去关注他们的曾经、以及他们的现在与未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在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上面,作为“地主子弟”,谢海清仍然保留着一种非常谨慎的政治审查,这种自我审查尤其体现在一些措辞方面,显得异常灵敏,比如,在“文革”中对他父亲实施酷行的行刑人的姓名,以及对毛泽东本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个人看法,等等。在他的言谈之中,我强烈的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他个人的羞辱以及那种恐怖的场景在他的记忆深处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退从而得以淡化、被抹杀掉,相反,这种心理阴影仍然根深蒂固的盘踞在整个社会和人们的头脑之中。


  问:作为一位“地主子弟”,您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与挫败,请您简单地讲述一下您的家世,这样可以让外界对您的个人生活的理解或许有所帮助。

  答:我出生于1944年,在我出世的时候,我们家是很富有的,我爷爷的大哥是当地的一位屠户,专门卖猪肉,家境也算不错,他在“解放”后被评为富农,而我爷爷在“解放”前靠从事煤炭生意致富,盖了一幢占地面积近两三亩的住宅,我听说盖这幢住宅的时候,我爷爷要求那些盖房子的工人每块砖头的修砌都要非常工整、精致,由于当时都是大的土坯砖盖房,那些建筑工人一天只能修砌十来块砖头,光是这幢住宅的修筑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不过,我爷爷在1949年前就过世了。

  我爷爷过世后,我的父亲、伯父、叔叔三个人继承了我爷爷的家业,他们各自分到了五十担谷的稻田,现在大概有将近十亩左右的农田吧,还有三间住房。另外,我还有一个姑姑,她外嫁到市镇上的一户人家,但很早就去世了。

  1949年以后的“土改”运动中,我的伯父、叔叔被评为中农,而我父亲分得的财富虽然和他的弟兄们一样多,但是却被评为地主,分析原因,主要是我父亲在中华民国政府治下担任过地方上的保长,我想谈一谈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年幼的时候没有读我伯父那么多书,但是他非常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专门给人看风水,周围十里地以内,谁家盖房子、娶媳妇、老人过世出殡,都会请我父亲相个好日子,因此,在当地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此外,他还是一位教书先生,知书达理,这些都是他被评为地主的众多原因之一,而我父亲被评为“地主”在当时最口语化的说法,是他在“解放”前“穿自由衫、拄自由棍”(注:自由衫——一种长马褂大衣,当时只有富裕和有生活品味的人士才穿这种衣服,被称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想顺便谈一下我们这里当时的农会主席,他是1949年之后大队的第一位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而我们当地人的阶级成份的评定工作都是他手中完成的,而这位农会主席是一位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到今天我们这里还流传一则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一次,大队开会,这位农会主席手中拿着一份文字材料,在主席台上作发言,下边有人告诉他手中的材料拿倒了,上面的文字都反过来了,这位农会主席给自已的失误解围,说这是他故意拿倒的,是为了让主席台下的群众阅读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当时被定为“地主”,我想很可能和他本人的学识渊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的财富和他的弟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其他两兄弟却只被定了个“中农”的阶级成份。


  问:请您回忆一下在1949年“土改”运动中你们家庭所受的遭遇,您的父亲是否因此受到过“斗争”,您的家庭是否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答:是的,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之前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特长在“解放”后被消磨殆尽了,蜕化成一个猥猥琐琐的男人,但是,我父亲当时并没有受到“斗争”,因为在“土改”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害怕共产党的政策,外出避难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帮亲戚做工,直到“土改”完成以后才回来,而我妈则带着五个孩子留在家里,我们家的稻田全部被没收了,被没收之后重新分配,我们分到的稻田不再是原来我们自已的,而是被故意安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起码有三四里地,而且都是很贫瘠的稻田,我记得小时候,到稻谷收割的日子,我经常要从那些稻田里担稻草回家,一个来回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幸运的是,我们家的房子没有被收走,其实已经没收了,当时我们家的住房都用封条给封了,家里所有的财产,除了维持生活用的锅碗瓢盆之外,其他的家具,像衣柜、灶具、床、家俬,等等,都被农民搬走分掉了,而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个个都贴了封条,当时个个农民都想占有,结果分来分去分不清,到最后大家都不干了,干脆大家都别要,而且我们家里人口也比较多,三间住房其实也并不算多,因此仍旧归我们家住,我叔叔家的房子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保留下来。我的伯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家的三间住房因为只有一户农家贴了封条,还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家的房子被迫让出来,给了那户农家,后来,这户农家的女主人就是我们当地的第一位妇女主任,而我伯父一家人被赶到屋场后面山上的老房子里面生活。

  因此,在1949年代的“土改”运动中,我们家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父亲没有受过斗争,住房也保留了下来,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我们家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被定为“地主”,我们家一直是社里面严管的对象,社里面经常要集合所有的“黑五类”份子开会整风,整顿地主们的思想,其实就是威胁、恐吓,都是由社里面的干部们组织,我们当地大概定了好几十位地主、富农,任何人都不能缺席,即使个别严管对象正好生了病,也不能请假,必须由家里的亲人抬着去开会,像这样的整风会每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开会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1、警告地主、富农不能乱说,只能讲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能发表任何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2、不允乱动,就是不准出门,即使是亲戚间的正常走动也不允许,这会被怀疑是地主家庭之间在搞阴谋、相互串联,万一要出门,也要向社里的干部写请假报告,获得批准,但不允许在外面逗留、歇晚;3、要求地主老老实实地干活,好好表现自已,争取“摘帽子”,一般来讲,社里刻意安排给地主、富农份子的农活都是最繁重的;4、必须管好自已的子女,如果子女犯事,那么,他们也要一起连坐、加罪,受到株连,当时有规定,如果我们这些小孩表现好,可以为父亲的“摘帽”加分,但如果我们的表现不好,就会给父亲加罪,在开会的时候受到社里干部的警告、通报批评,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前,没有一位地主、富农因为“表现好”而被“摘了帽子”。

  不过,这样做的效果显然是非常有震慑作用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要“归于法、伏于法”的思想观念,都是低着头做人,很少犯事情,我父亲从此也消沉下来,不敢对政府和社里干部有半点意见,更不敢讲政府和社里干部半点坏话,即使在家庭内部的私下场合都是如此,因为“山里面讲鸟儿听见,家里面讲老鼠听见”,何况当时还会不时地有人查哨,尤其是在晚上,社里的干部、民兵会不定期的突击查哨,察看地主家里的家庭成员是否全部在家,如果有人没在家,就必须坦白人的去向问题,如果家里有客人,无论是什么人,都会被定为“坏人”,拿到下一次的整风会上去批判,有时他们也不一定惊动家里的人,偷偷地将耳朵贴在窗户上偷听,看我们是不是在讲共产党、社会主义或者社里干部的坏话,是否存在不满的情绪,这种紧张、压抑的生活境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下半年,即“大跃进”运动之前。


  问:请您谈一谈在“大跃进”运动中您的家庭的遭遇。

  答:我的学生生涯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完成的,总共读了三年书,我们是在1958年9月9日进入“公共食堂”的,也就是从那天起正式进入“人民公社”,开始了三年“公共食堂”的集体生活。

  首先是“大炼钢铁”,我们家的神主牌位、礼文书都被社里面组织的干部和民兵抄走了,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一样,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家庭还有些不同,一些农民看到抄家的来了,胆子大一点的,就会把家中的铁器制品想方设法藏起来一些,但我们不敢,如果这么做被发现的话,那就会罪加一等,因此,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民兵们抄家。

  1958年下半年,我被外调到市镇里面的一个铁厂干活,那时我已经14岁,缀学了。我记得当时是三班制,我专门负责守夜班,工作是把焦碳和铁矿石混合在一块,放到大火炉里面去烤,然后再由其他的班组将融化后的铁水运到专门的车间去炼钢,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睡着了,没有及时的往火炉里添材料,火炉里空了一大半,幸亏没有被巡查的发现,如果发现这样的怠工现象,就要被停餐,至少要停一天,相当于这一天只能饿着肚子干活。

  到了1959年下半年,我被调到一个专门开采铁矿石的地方工作,当时我的年纪小,没有被安排下井开采,就负责一些后勤方面的活计,比如,砍竹材、送工作餐,送铁镐去铁匠那里打磨这样的碎琐事情,一呆又是一年。

  到了1960年冬天,我又调去修水库,结果只干了两天活,就狠狠地摔了一跤,整个身子被水淋透,水库的干部认为我干不了这样的重体力活,就把我支回了生产队,这样,在外面干了两年,又回到了生产队。

  凭心而论,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苦日子”,恰恰是我那段生活中最幸福的光景,最主要的是我没有被饥饿所累,有饭吃,因为我们这些外调的人员都算作主要劳动力,那时候,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有半斤多大米的口粮,即便在最困难的1960年,也保证了这个基本的供应,总的来讲,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当时留在生产队里的老人、小孩和妇女的生活待遇要差一些,她们是真正的挨了饿。对于我们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受整风运动的折腾,因为这个时期我父亲也被外调炼钢铁了,不用再开这种无休无止的会议,等于在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因此,这段时光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宽松的。

  而到1961年食堂解散之后,我父亲重新回到生产队,大队仍然组织开这种思想的整风会,一个月仍然是两次左右,等于又重新回到了精神的桎梏之中,正因为如此,像我的二哥,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都始终对自已的家乡没有什么感情。


  问:请您谈一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们家的具体情况。

  答:“文革”的高潮主要是1966年、1967年,那时几乎天天开批判会,主要针对几个问题:1、逼迫地主们承认在1949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2、逼迫地主承认自已私藏枪支;3、在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一个有组织、潜伏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等待时机,试图在未来某一天“翻天”,等等。如果承认这些问题,就为日后的斗争落实了材料,当然,即使地主们不承认这种莫须有的事情也无事于补,因为红卫兵会逼迫这些地主承认,当时,这些会议都有文字记录,都要由地主在被迫承认的“事实”面前签字、画押,大约是在1966年,我姨妈因为不承认这些问题,被视作“顽固的死硬份子”遭到斗争,她被嫁到相邻大队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时,这种地主家庭内部之间的通婚是比较常见的。在经受没完没了的斗争之后,她始终没有承认自已加入过任何党派、帮派,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斗争,有一天晚上,她跳水自杀了,当时我们吓得不敢吭一声,她的自杀会株连到我们整个家族,因此我们不敢去收埋,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扣上一个“地主反革命集团试图联合起来翻天”的类似罪名,我姨妈的遗体被当时的大队干部草草地安葬了,直到邓小平上台以后,才得到“平反”,“摘了帽子”,但是政府没有赔付受害人家庭一分钱。

  最先遭殃的是我的父亲,在批斗会上,红卫兵逼迫他交待一些并不存在的历史问题,比如,让他承认在1949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而父亲虽然担任过民国时期的保长,但实际上并未参加国民党,还有,他们说我的父亲私藏有枪支,说我父亲伺机想翻天,要砍掉他们的头颅,等等,起初父亲并不承认这些事情,但经过几轮斗争,父亲被迫承认自已是国民党员,但不承认家中藏有枪支,于是就反复地受到“斗争”,实际上就是对父亲施用身体酷行,主要是“金鸡琢米”的刑罚,仅仅在1966年、1967年,像这样的“斗争”就有十来次,在历经这样惨烈的刑罚之后,父亲的双臂完全残废,变成了一个残废的驼背老人,在1973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68岁,“文革”的余波当时还没有结束,父亲的死因是直接与红卫兵的“斗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

  即便如此,父亲在生产队的工作却不能停止,如果不出工干农活,拿不到工分,那就没有饭吃,后来实在不行了,生产队长就安排他放牛,他大概牧养了一年多牛。


  问:您的父亲被人殴打,作为子女,您们心里当时是如何想的?

  答: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当然是痛苦,面对亲人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我们对此却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那种心情很难描述,但更多的则是恐惧,面对一个大的政治形势,我感到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不能给他做任何事情,即使每次他被殴打至体无完肤,也只能任由他一个人慢慢地爬着回家,我们根本不敢去接他、帮他,甚至不能哭泣,一旦我们这样去做,同样会受到“斗争”,因为这被视为“同情地主剥削阶级”,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任何道理的,并且没有任何地方、任何人那里可以伸冤,在“文革”中,打人的主要是大队的红卫兵头目,还有几个亲信随从,他们是从来不送斗争对象回家的,打完了人直接扬长而去,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还有,像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药物治疗的,甚至山上连草药都没有,大队的医生也不敢看病,担心给自已带来麻烦,像父亲每次被“斗争”,都是躺在家中静养十天半个月,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偷偷地替他给生产队的牛放点水、添些草料,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为他做的,如果生产队牧养的牛饿死了,这个罪名就大了,他们又会借机整父亲,污蔑他故意将牛害死,破坏集体财产,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不久,父亲的身体完全垮掉了。

  除了父亲,我二哥也受到了“斗争”,我们家有兄弟四人,有三个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因为是“地主崽子”,我们从来都不敢多说半句话,所谓的“归于法,伏于法”,只有我二哥在外面闯荡,在湖北搞基建、打井,当时他大概有三十几岁,但是,大队的红卫兵头目认为我二哥在外面是别有用心,是在外面搞“串联”,从事“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亲自跑到湖北,将我二哥抓回来,“斗争”,让我二哥交待罪行,二哥始终不承认,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于是就反复地“斗争”,“吊半边猪”、“金鸡琢米”都使用过,但斗完争后,二哥又去了湖北,又被他们抓回来,这样反复抓了几次,斗了几次,一直持续到“文革”的火药味渐渐消解为止。


  问:在“文革”高潮的1966年、1967年,您大概已经有22、23岁,相对农村而言,正好是相亲的时候,请问您的婚姻问题是否受到“文革”的影响,您认为,当时这种以“阶级成份”来界定人的行为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是否公平?

  答:我们的婚姻当然要受到影响,并且是非常大的,作为“地主崽子”,没有人家愿意将女儿许配给我们这类人,像我弟弟,他也是很晚才结婚,娶了一个远处的女子为妻,在当地,我们兄弟几个很难找到对象,而这种以“阶级成份”来界定人的做法对于我们全家人而言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大的形势,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我的爱人是我的远房表妹,她们一家在1966年作为“知青”流放到我们这里来,她是我姑父的女儿,但并不是我嫡亲的表妹,因为我的姑姑很早就去世了,姑父续了弦,生下一个女儿,因为有这层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仍然以表兄妹相称,当时,我们家想娶表妹作我的妻子,为了取得他们家对我的好感,我一直替姑父家干活,比如做菜蔬、挑水之类的家务活,我姑父当时默认了这门亲事,事情就这样成了。

  但我的婚姻并不是一番风顺的,我和表妹是在1971年结的婚,就在结婚的当天,大队的干部来到我们家,将我和表妹两人一齐绑架到大队的茶叶场,把我们俩分开关押起来,对我们进行批判和“教育”,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我表妹的,作为一位下放的女知青,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地主崽子;二是针对我们俩的,他们认为这门婚事不合法,当时我虽然已经28岁,而我的表妹只有18岁,她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领不到结婚证书。总之,他们认定我们的婚事是非法的,硬是从中作梗,想拆散我们俩的婚姻,就这样在茶叶场拘禁了两天两夜。之后,又在茶叶场召开了针对我的全体社员的“批判大会”,当时全大队的社员全部参加了,我依然记得当时批判台下黑鸦鸦地挤满了人,然后,任由那些大队干部把我的头压低,说我“不老实”、“不伏法”,轮流地对我进行揭批,整整折腾了一天。

  事情并没有结束,由于这场风波,我被流放到这个茶叶场的食堂做饭、喂猪,他们没有能够阻止我们的婚姻,就想要惩罚我,因此将我流放到茶叶场,进行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有意将我与其他社员隔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这门婚事“有伤风化”。这样,我在茶叶场一干就是两年多,我现在做厨的手艺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地煅炼出来的(注:主人公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现在看来,在茶叶场的那两年“劳动改造”其实我过得比较舒服,远离了各种是是非非。

  后来,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不干了,认为让我这样一个劳动力去干那些妇女的工作得不偿失,于是又把我从茶叶场要了回来,重新回到生产队干农活,这已经是1974年前后的事情,此时,我的儿子都快两岁了。


  问:应该说,您和您的家庭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现在去反思这段生活,在您的眼中,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毛及“文革”的?

  答: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他的死讯传到我的耳中,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讶异,当然,也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虽然是“地主崽子”,我们还是被允许参加毛的追悼纪念大会,活动是在大队学校的礼堂里面进行的,当时有很多人流了眼泪,但我没有哭,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更确切地说,内心里面并没有过多的复杂想法,毕竟,当时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没有吃、没有穿,作为地主子弟,我们还受了很多苦,我将这些东西归结于当时的时代和形势,对我个人来说,我最痛恨的就是当年那些整我父亲、整我家人的大队红卫兵干部,我对他们既痛恨又恐惧,同时也无能为力,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地主子弟,那些贫雇农家庭同样害怕他们,因为这些人也同样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今天,这些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

  在华国锋主政的那三年,我们这些地主子弟没有像“文革”时那样,被“斗争”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整风会议也取消了,我们和其他农民一样的干农活,过日子,也就是说在政治待遇方面,我们不再低农民一等了,实际上,到了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经历过1949年以前生活的那些老地主们,像我父辈那一代人,在“文革”期间基本上都被整死了,能够幸存下来的“地主”也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屈指可数,而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子弟”,大多没有1949年以前“旧社会”生活过的真实经验,和其他农民子弟一样,都是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因此,在事实层面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平了反,只是等到邓小平上台之后才给予官方的正式承认,即便如此,由于“文革”导致的我的家庭破裂、父亲的冤死、我姨妈的冤死,还有我二哥,等等这些,我们并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任何物质补偿,而当年那些红卫兵打手们并没有向我们道过歉、承认过错误,直到今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都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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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采访: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七)

马萧



  采访对象:谢礼元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0日
  谢礼元:湖南娄底人,1948年生,农民。

  笔者注:谢礼元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贫农家庭,在当时的大队干部眼里,他的出身“根红苗正”,作为“文革”中红卫兵的角色,他同其他人一道,策划、参与了一系列的针对所谓“地主”的斗争行动,因此,他了解许多当时并不为农民们所知道的决策内幕,丰富了本次社会调查内容的深度,在这里,我感谢他所提供的有益的历史口述材料。


  问: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以及您的童年及成长历程。

  答:我出生于1948年,父亲以前是挑夫,专门给人挑煤,从事重体力劳动,后来,他又做了木匠,给当时的地主做长工,换稻谷维持家庭的生活,在1949年以前,我们家只有一间低矮的小平房,还是祖辈遗留下来的,家里没有水稻田,不过,有零零碎碎的少量土地,种菜蔬,我的父亲长年在外面过一种流浪人的生活。

  1949年“解放”后,我们家分到了两间半新的住房,这是当时一位地主的房子,在我3岁的时候,我过继给了我的伯父,他没有子嗣,但不到一年时间,我又被返到家中,因为我伯父的生活非常糟糕,父亲他们担心伯父无法独立养活我,直到20岁,也就是在1968年之后,我才又重新过继给伯父。

  相对于其他小孩子来讲,我算是一个风头人物,在学校,我和老师们打架,在生产队,我专给那些大人们捣蛋,我读了三年小学,但是由于成绩不好,连年留级,因此,直到我缀学,都始终在一年级的班级里面游荡,我那时的胆子是非常大的,比如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我,揪住我的耳朵到讲台旁边罚站,这是当时的老师经常采取的一种体罚学生的方法,我肯定会作恶作剧报复他(她),有一次,我从学校附近的农民家里偸来一包石灰,用纸包着,冲着老师的面部扔过去,洒得他满脸发白,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当时,像我这样吵的同学在班上大概有四五位,一些女教师甚至被我们弄得哭鼻子。放完学,回到生产队还要干农活,我就会想办法逃避劳动,比如,翻红薯藤,我带着一群小孩子在红薯地里尽性地玩耍,告诉他们不要干农活,就在红薯藤上面打滚子,将红薯藤弄得东倒西歪,等到生产队长来检查、验收,他以为我们翻过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干过活,但是,红薯藤如果不翻的话就结不出红薯,因为养分都被发达的根系吸收了,过几天,生产队长一定会骂骂咧咧地强令我们重新翻过,但是他也拿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办法,因为我总是和大人们斗,所以在当时的孩子群中有很高的威望,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位大英雄,因此,他们也都听从我的指挥,是出了名的“孩子王”。

  我缀学的时候还不到10岁,正是进入“公共食堂”的那一年(1958年),我记得我的10岁生日是在一家炼铁厂里面过的,那时已经是风风火火的“大炼钢铁”运动了,而这个时候我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还去市镇上面建造过一家盐库,我干活的时候双肩各背一块砖头,运到工地上面去,因为年纪小,这可能是我当时体力的极限了。事实上,我在学校仅仅学到了一些皮毛的东西,形象地说,就是学会了如何写自已的名字。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学到谋生的一技之长,直到1969年、1970年,我被外调去修建“三线”铁路,在那里,我才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学会了挖草药、学会了开中药方、注射打针,在外面工作了两年,1971年回到大队,1974年做了大队的“赤脚药生”,我是当时大队的三位“赤脚医生”之一,一干就是五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称呼我为“礼大夫”。


  问: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过往经历,据了解,您在“文革”中是一位非常积极的红卫兵的角色,处在这样一个角色上,您对您的过去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是的,我在“文革”中是最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之一,当时大队的干部非常器重我,还想培养我入党,因此,我在大队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我一般不参加“批斗大会”,因此,在“文革”期间没有打过人,正因为如此,我很难描述那种残酷的斗争场面。

  我记得“文革”最早是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概是在1966年下半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大队的一些活跃份子就起来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大队的治保主任和秘书共同发起的,最先的时候有四五个人,当时,我们还找过大队的书记,希望他出面主持,被他拒绝了,他说亲自出面不好,让我们放手去做,实际上,他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我们,是幕后的操纵者和指挥者。

  为了壮大声势,我们还专门缝制了一些红袖章,这些袖章都是我去市镇上面的裁缝店里缝制的,一共做了一百多只红袖章,红袖章上面还用“洋漆”印了“红卫兵”的字样。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一些白袖章,这是专门羞辱“地主”、“富农”用的,上面印有“地主”、“富农”的黑色字体,地主都必须佩戴白袖章,而富农则只针对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富农份子。

  不过,最先批斗的并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迷信专家”,这是在初期为了响应毛主席“破四旧”的号召,所谓的“迷信专家”,就是指那些信奉宗教迷信的人,在我们大队,批判对象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和尚,另外一位是祭师。针对“迷信专家”的批斗会其实只开了一两次,目的是禁止和尚、祭师们继续从事“迷信活动”,比如,和尚不准念经、敲唱,祭师不准搞祭祀,等等,这是很有效的,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后,他们就收手不再从事“迷信活动”了,接下来才是“斗地主”。

  我们大队一共有11位地主,富农就有很多了,大概不下几十位,因此,开一次会议,往往会把大队加工厂的大厅全部挤满,到了1966年下半年,每一周的周一都会集中地主、富农开会,这是比较密集的,每次会议都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另外就加上我一个人,开会的时候,治保主任和我佩戴红袖章,而地主、富农们就佩戴白袖章,当时,我和治保主任关系很好,平时协助治保主任负责大队的治安工作。

  这些会议的内容包括:1、警告地主、富农家庭不能违反党的政策,要遵纪守法;2、生产队的工作,队长安排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有意见;3、总结上一周大队各个地主、富农及其子弟的言谈举止,等等。等到治保主任作完报告之后,再由地主、富农推举代表表态,表态的内容包括:1、党的政策好,宽大了地主、富农的阶级成份;2、社会主义好,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重新做人;3、每周一的学习对我们的思想启发很大,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了,等等,每一周都必须推举代表表态,大家轮流来,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要“给社会主义添贡献,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真正的“斗地主”是在1967年之后,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高潮,我们大队一共“斗争”了四位地主,“斗争”他们的公开理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满,其实我们当时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地主、富农都被整得老老实实、服服贴贴的,哪里还敢对社会主义不满,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个大队都在风风火火的“斗地主”,如果我们大队不斗的话,显得有些跟不上形势,这项工作就比较被动,于是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11位地主中选择几位地主进行“斗争”,“斗地主”的工作主要是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具体来做,而大队的书记、主任没有直接参与,他们躲在幕后暗地里指挥。

  “斗争”的地点选择在大队的加工厂内,每次“斗争”的时候,其他没有被斗争的地主、富农都必须老老实实地站在斗争台上,这叫“陪斗”,而这样的斗争大会,大队的全体社员都必须要参加,他们主要是来看热闹,当然,这也是一项工作任务,但是,真正动手殴打地主的,除了红卫兵,只有那些平素与斗争对象有私人仇怨的人,绝大多数农民因为不忍心看这样的“斗争”场面,往往在“斗争”之前就会离开现场,我很少参加这样的“斗争会”,因此很难细致地描绘当时“斗争”的现场场景。

  我们大队一共斗争了四位地主,一位在“伪政府”时期担任过地方上的保长,有人怀疑他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并且还私藏了枪支;有两位是亲兄弟,在1949年以前他们都是地方上有名的“把式”,精通武术,我们中间有人对此很不服气,就想试试他们到底经不经打,试试他们到底有多厉害,因此,把他们俩兄弟挑出来当箭靶子;另外一位是妇女,是一位“恶霸”的遗孀,她的丈夫在1949年“土改”的时候被定为“恶霸”,枪毙了,虽然时过近二十年,但有人举报她当时将穿在丈夫身上的“血衣”藏起来了,妄图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丈夫伸冤、昭雪、翻案,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哪里有什么“血衣”,真正原因是相邻大队有人和她有私人恩怨,借机构陷、迫害她,当时这些情况是那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向我们通报的,他们想将她押到那个大队去“斗争”,但被我们拒绝了,第一,我们知道如果她被抓走,肯定下场会很悲惨,她不会活着回来;第二,这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话显得我们“斗地主”不积极,会被别人小看,因此,我们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这四位地主都是被斗得非常厉害的,第一位地主,就是那位“伪保长”,被打得双臂都残废了,在“文革”后期就死了,死的时候只有60多岁;而那位会武术的地主下场更加悲惨,在一次“斗争”中,他是被人用簸箕从加工厂里抬回去的,因为我没有参加现场的“斗争”,当时大队就安排我去他家里打听情况,他被殴打得太厉害了,抬回去之后躺在床上一动都动不了,连如厕都是在床铺的篾席上剪个口子,大便、小便直接从这个口子排放,这位地主在那次“斗争”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还有他的兄弟,虽然没有被打死,但是也落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身体虚弱、吐血、驼背、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等等。

  至于那位“恶霸”的遗孀,对她的“斗争”不是在大队的加工厂进行的,是在大队的一处坟墓场地,斗了很多回,我记得第一次“斗争”是让她跪在搓衣板上,后来觉得不过瘾,改用打碎的碎瓷片,让她跪在碎瓷片上面,每一次“斗争”她的膝盖处都是血流不止的,不过,对她的“斗争”不是红卫兵出面的,而是由她儿子亲自动手,当时,她的儿子在大队的“文宣队”干活,演花鼓戏剧,为了向我们证明他的无辜和清白,对他母亲的“斗争”就由他自已亲自出面,以此表忠心。在“斗争会”上,他逼她母亲交出“血衣”,说“如果你不交出‘血衣’,对我们这些后人都没有好处,你会害死我们。”但是她不承认有什么“血衣”,也根本拿不出“血衣”,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的儿子就脱光她的衣服,用细竹枝鞭狠狠地抽打她的后背、腿部和身体各处,每次都打到她血肉淋漓,承受不起为止,后来,这个女人的背也驼了,腿部因为伤到筋骨残废了,无法正常行走,只能借助拐杖,一瘸一拐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前几年过世。

  还有一位地主,有人举报他有藏匿枪支的行为,不过,这位地主本人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没有对他进行“斗争”,我们搜查了他家中的每一寸地方,没有找到枪支的下落,后来又在他家的床底下、沿着他们家的地基掘地三尺,但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枪支。

  斗完地主就开始斗“当权派”,这时候,原先的红卫兵组织被解散了,分化成了“农联”和“工联”两个红卫兵组织,而我们这些有大队干部支持背景的红卫兵就隶属于“农联”,“工联”则是一个新兴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开始斗争“当权派”,其实就是支持“农联”的大队干部,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保皇派”,保护那些大队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书记嘱咐我要保护他们的个人安全,并承诺我要培养我入党,可能因为后来他被斗垮的缘故,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当时“工联”斗大队的主任,在加工厂内,他们还特意为大队主任做了一顶高帽,里面装满了沙子,意思是要压垮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把他们的好事搅黄了,我跳上加工厂的斗争台,把扣在大队主任头上的高帽一把扯下来,并训斥“工联”的红卫兵,警告他们“这是一位好干部,不能斗好人。”双方都剑拔弩张,准备大干一场,因为我们“农联”去的人也很强悍,双方到最后都各退一步,没有动手打起来。还有大队的治保主任,当时与我的关系很好,他非常希望我接替他担任大队的治保主任,这时也被“工联”的人斗争了,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外出了,没有机会再出面保护他。


  问:在“文革”期间有没有发生过斗农民的情况?

  答:在毛主席那个时代,农民其实始终都是被斗争的对象,这么说吧,对农民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举两个例子吧,就在1964年搞“社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位农民,他的家庭出身是贫农,他编了一首民谣,讽刺当时的社会不公和农民的贫困,他是这么编的:“工人是朵花,农民豆腐渣,老师、干部困着呷。”因为这首民谣的缘故,他被大队的干部脱光了衣服,放在太阳下面暴晒,用细竹枝鞭狠狠地抽打了一个下午,打得他血痕累累为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在“社教”运动期间,一位乡里面下来的肖姓干部到大队的地里检查工作,一位十多岁的小孩子开他的玩笑,说“老肖,老肖,往我胯里钻。”然后,他冲着肖姓干部做了一个不太文雅的动作,结果这位乡里的干部二话不说,一把抓起这位小男孩就跪在他面前,将这位小男孩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这位小男孩口鼻流血,这是当着生产队几十位农民的面殴打的,当时,没有一个农民敢上前去劝阻。在那个时候,农民只要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斗争”,因此,农民是不能说干部的坏话的,甚至连玩笑也不敢开,对于农民来说,连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惹不起,乡里面下来的干部就更不敢招惹了。


  问:请您简要地评价一下您对毛泽东的看法。

  答:1976年毛主席去世,当时开了“万人大会”,我们都参加了,很多人都感到很悲伤,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对我的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在1949年以前,我们家只继承了祖辈一间低矮的小平房,极少量的土地,差不多处于一种赤贫的生活状态,在“土改”中,我们家从“地主”那里分到了两间半住房,还有两亩多水稻田,这是看得见的好处。

  在毛主席死后的三年时间里,就是在华国锋手里面,我们大队没有与毛主席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差一些,比如,当时农民的生活物资非常短缺、匮乏;物价也涨得比较厉害,比1970年代中期要高很多,等等。真正的变化还是在邓小平上台、允许农民私人承包土地以后,农村和农民的日子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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