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同毛泽东和“文革”有关的日子（六）、（七）

系列采访：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六）

马萧


　　采访对象：谢海清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7日
　　谢海清　：1944年生，湖南娄底人，农民。



　　问：作为一位“地主子弟”，您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与挫败，请您简单地讲述一下您的家世，这样可以让外界对您的个人生活的理解或许有所帮助。

　　答：我出生于1944年，在我出世的时候，我们家是很富有的，我爷爷的大哥是当地的一位屠户，专门卖猪肉，家境也算不错，他在“解放”后被评为富农，而我爷爷在“解放”前靠从事煤炭生意致富，盖了一幢占地面积近两三亩的住宅，我听说盖这幢住宅的时候，我爷爷要求那些盖房子的工人每块砖头的修砌都要非常工整、精致，由于当时都是大的土坯砖盖房，那些建筑工人一天只能修砌十来块砖头，光是这幢住宅的修筑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不过，我爷爷在1949年前就过世了。

　　我爷爷过世后，我的父亲、伯父、叔叔三个人继承了我爷爷的家业，他们各自分到了五十担谷的稻田，现在大概有将近十亩左右的农田吧，还有三间住房。另外，我还有一个姑姑，她外嫁到市镇上的一户人家，但很早就去世了。

　　1949年以后的“土改”运动中，我的伯父、叔叔被评为中农，而我父亲分得的财富虽然和他的弟兄们一样多，但是却被评为地主，分析原因，主要是我父亲在中华民国政府治下担任过地方上的保长，我想谈一谈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年幼的时候没有读我伯父那么多书，但是他非常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专门给人看风水，周围十里地以内，谁家盖房子、娶媳妇、老人过世出殡，都会请我父亲相个好日子，因此，在当地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此外，他还是一位教书先生，知书达理，这些都是他被评为地主的众多原因之一，而我父亲被评为“地主”在当时最口语化的说法，是他在“解放”前“穿自由衫、拄自由棍”（注：自由衫——一种长马褂大衣，当时只有富裕和有生活品味的人士才穿这种衣服，被称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想顺便谈一下我们这里当时的农会主席，他是1949年之后大队的第一位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而我们当地人的阶级成份的评定工作都是他手中完成的，而这位农会主席是一位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到今天我们这里还流传一则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一次，大队开会，这位农会主席手中拿着一份文字材料，在主席台上作发言，下边有人告诉他手中的材料拿倒了，上面的文字都反过来了，这位农会主席给自已的失误解围，说这是他故意拿倒的，是为了让主席台下的群众阅读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当时被定为“地主”，我想很可能和他本人的学识渊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的财富和他的弟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其他两兄弟却只被定了个“中农”的阶级成份。


　　问：请您回忆一下在1949年“土改”运动中你们家庭所受的遭遇，您的父亲是否因此受到过“斗争”，您的家庭是否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答：是的，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之前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特长在“解放”后被消磨殆尽了，蜕化成一个猥猥琐琐的男人，但是，我父亲当时并没有受到“斗争”，因为在“土改”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害怕共产党的政策，外出避难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帮亲戚做工，直到“土改”完成以后才回来，而我妈则带着五个孩子留在家里，我们家的稻田全部被没收了，被没收之后重新分配，我们分到的稻田不再是原来我们自已的，而是被故意安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起码有三四里地，而且都是很贫瘠的稻田，我记得小时候，到稻谷收割的日子，我经常要从那些稻田里担稻草回家，一个来回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幸运的是，我们家的房子没有被收走，其实已经没收了，当时我们家的住房都用封条给封了，家里所有的财产，除了维持生活用的锅碗瓢盆之外，其他的家具，像衣柜、灶具、床、家俬，等等，都被农民搬走分掉了，而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个个都贴了封条，当时个个农民都想占有，结果分来分去分不清，到最后大家都不干了，干脆大家都别要，而且我们家里人口也比较多，三间住房其实也并不算多，因此仍旧归我们家住，我叔叔家的房子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保留下来。我的伯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家的三间住房因为只有一户农家贴了封条，还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家的房子被迫让出来，给了那户农家，后来，这户农家的女主人就是我们当地的第一位妇女主任，而我伯父一家人被赶到屋场后面山上的老房子里面生活。

　　因此，在1949年代的“土改”运动中，我们家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父亲没有受过斗争，住房也保留了下来，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我们家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被定为“地主”，我们家一直是社里面严管的对象，社里面经常要集合所有的“黑五类”份子开会整风，整顿地主们的思想，其实就是威胁、恐吓，都是由社里面的干部们组织，我们当地大概定了好几十位地主、富农，任何人都不能缺席，即使个别严管对象正好生了病，也不能请假，必须由家里的亲人抬着去开会，像这样的整风会每个月至少要开两次，开会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1、警告地主、富农不能乱说，只能讲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能发表任何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2、不允乱动，就是不准出门，即使是亲戚间的正常走动也不允许，这会被怀疑是地主家庭之间在搞阴谋、相互串联，万一要出门，也要向社里的干部写请假报告，获得批准，但不允许在外面逗留、歇晚；3、要求地主老老实实地干活，好好表现自已，争取“摘帽子”，一般来讲，社里刻意安排给地主、富农份子的农活都是最繁重的；4、必须管好自已的子女，如果子女犯事，那么，他们也要一起连坐、加罪，受到株连，当时有规定，如果我们这些小孩表现好，可以为父亲的“摘帽”加分，但如果我们的表现不好，就会给父亲加罪，在开会的时候受到社里干部的警告、通报批评，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前，没有一位地主、富农因为“表现好”而被“摘了帽子”。

　　不过，这样做的效果显然是非常有震慑作用的，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要“归于法、伏于法”的思想观念，都是低着头做人，很少犯事情，我父亲从此也消沉下来，不敢对政府和社里干部有半点意见，更不敢讲政府和社里干部半点坏话，即使在家庭内部的私下场合都是如此，因为“山里面讲鸟儿听见，家里面讲老鼠听见”，何况当时还会不时地有人查哨，尤其是在晚上，社里的干部、民兵会不定期的突击查哨，察看地主家里的家庭成员是否全部在家，如果有人没在家，就必须坦白人的去向问题，如果家里有客人，无论是什么人，都会被定为“坏人”，拿到下一次的整风会上去批判，有时他们也不一定惊动家里的人，偷偷地将耳朵贴在窗户上偷听，看我们是不是在讲共产党、社会主义或者社里干部的坏话，是否存在不满的情绪，这种紧张、压抑的生活境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下半年，即“大跃进”运动之前。


　　问：请您谈一谈在“大跃进”运动中您的家庭的遭遇。

　　答：我的学生生涯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完成的，总共读了三年书，我们是在1958年9月9日进入“公共食堂”的，也就是从那天起正式进入“人民公社”，开始了三年“公共食堂”的集体生活。

　　首先是“大炼钢铁”，我们家的神主牌位、礼文书都被社里面组织的干部和民兵抄走了，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一样，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家庭还有些不同，一些农民看到抄家的来了，胆子大一点的，就会把家中的铁器制品想方设法藏起来一些，但我们不敢，如果这么做被发现的话，那就会罪加一等，因此，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民兵们抄家。

　　1958年下半年，我被外调到市镇里面的一个铁厂干活，那时我已经14岁，缀学了。我记得当时是三班制，我专门负责守夜班，工作是把焦碳和铁矿石混合在一块，放到大火炉里面去烤，然后再由其他的班组将融化后的铁水运到专门的车间去炼钢，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睡着了，没有及时的往火炉里添材料，火炉里空了一大半，幸亏没有被巡查的发现，如果发现这样的怠工现象，就要被停餐，至少要停一天，相当于这一天只能饿着肚子干活。

　　到了1959年下半年，我被调到一个专门开采铁矿石的地方工作，当时我的年纪小，没有被安排下井开采，就负责一些后勤方面的活计，比如，砍竹材、送工作餐，送铁镐去铁匠那里打磨这样的碎琐事情，一呆又是一年。

　　到了1960年冬天，我又调去修水库，结果只干了两天活，就狠狠地摔了一跤，整个身子被水淋透，水库的干部认为我干不了这样的重体力活，就把我支回了生产队，这样，在外面干了两年，又回到了生产队。

　　凭心而论，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苦日子”，恰恰是我那段生活中最幸福的光景，最主要的是我没有被饥饿所累，有饭吃，因为我们这些外调的人员都算作主要劳动力，那时候，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有半斤多大米的口粮，即便在最困难的1960年，也保证了这个基本的供应，总的来讲，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当时留在生产队里的老人、小孩和妇女的生活待遇要差一些，她们是真正的挨了饿。对于我们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受整风运动的折腾，因为这个时期我父亲也被外调炼钢铁了，不用再开这种无休无止的会议，等于在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因此，这段时光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宽松的。

　　而到1961年食堂解散之后，我父亲重新回到生产队，大队仍然组织开这种思想的整风会，一个月仍然是两次左右，等于又重新回到了精神的桎梏之中，正因为如此，像我的二哥，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都始终对自已的家乡没有什么感情。


　　问：请您谈一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您们家的具体情况。

　　答：“文革”的高潮主要是1966年、1967年，那时几乎天天开批判会，主要针对几个问题：1、逼迫地主们承认在1949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2、逼迫地主承认自已私藏枪支；3、在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一个有组织、潜伏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等待时机，试图在未来某一天“翻天”，等等。如果承认这些问题，就为日后的斗争落实了材料，当然，即使地主们不承认这种莫须有的事情也无事于补，因为红卫兵会逼迫这些地主承认，当时，这些会议都有文字记录，都要由地主在被迫承认的“事实”面前签字、画押，大约是在1966年，我姨妈因为不承认这些问题，被视作“顽固的死硬份子”遭到斗争，她被嫁到相邻大队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时，这种地主家庭内部之间的通婚是比较常见的。在经受没完没了的斗争之后，她始终没有承认自已加入过任何党派、帮派，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斗争，有一天晚上，她跳水自杀了，当时我们吓得不敢吭一声，她的自杀会株连到我们整个家族，因此我们不敢去收埋，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扣上一个“地主反革命集团试图联合起来翻天”的类似罪名，我姨妈的遗体被当时的大队干部草草地安葬了，直到邓小平上台以后，才得到“平反”，“摘了帽子”，但是政府没有赔付受害人家庭一分钱。

　　最先遭殃的是我的父亲，在批斗会上，红卫兵逼迫他交待一些并不存在的历史问题，比如，让他承认在1949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而父亲虽然担任过民国时期的保长，但实际上并未参加国民党，还有，他们说我的父亲私藏有枪支，说我父亲伺机想翻天，要砍掉他们的头颅，等等，起初父亲并不承认这些事情，但经过几轮斗争，父亲被迫承认自已是国民党员，但不承认家中藏有枪支，于是就反复地受到“斗争”，实际上就是对父亲施用身体酷行，主要是“金鸡琢米”的刑罚，仅仅在1966年、1967年，像这样的“斗争”就有十来次，在历经这样惨烈的刑罚之后，父亲的双臂完全残废，变成了一个残废的驼背老人，在1973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68岁，“文革”的余波当时还没有结束，父亲的死因是直接与红卫兵的“斗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

　　即便如此，父亲在生产队的工作却不能停止，如果不出工干农活，拿不到工分，那就没有饭吃，后来实在不行了，生产队长就安排他放牛，他大概牧养了一年多牛。


　　问：您的父亲被人殴打，作为子女，您们心里当时是如何想的？

　　答：在那样的时刻，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当然是痛苦，面对亲人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我们对此却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那种心情很难描述，但更多的则是恐惧，面对一个大的政治形势，我感到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不能给他做任何事情，即使每次他被殴打至体无完肤，也只能任由他一个人慢慢地爬着回家，我们根本不敢去接他、帮他，甚至不能哭泣，一旦我们这样去做，同样会受到“斗争”，因为这被视为“同情地主剥削阶级”，那些红卫兵是完全不讲任何道理的，并且没有任何地方、任何人那里可以伸冤，在“文革”中，打人的主要是大队的红卫兵头目，还有几个亲信随从，他们是从来不送斗争对象回家的，打完了人直接扬长而去，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还有，像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药物治疗的，甚至山上连草药都没有，大队的医生也不敢看病，担心给自已带来麻烦，像父亲每次被“斗争”，都是躺在家中静养十天半个月，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偷偷地替他给生产队的牛放点水、添些草料，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为他做的，如果生产队牧养的牛饿死了，这个罪名就大了，他们又会借机整父亲，污蔑他故意将牛害死，破坏集体财产，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不久，父亲的身体完全垮掉了。

　　除了父亲，我二哥也受到了“斗争”，我们家有兄弟四人，有三个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因为是“地主崽子”，我们从来都不敢多说半句话，所谓的“归于法，伏于法”，只有我二哥在外面闯荡，在湖北搞基建、打井，当时他大概有三十几岁，但是，大队的红卫兵头目认为我二哥在外面是别有用心，是在外面搞“串联”，从事“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亲自跑到湖北，将我二哥抓回来，“斗争”，让我二哥交待罪行，二哥始终不承认，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于是就反复地“斗争”，“吊半边猪”、“金鸡琢米”都使用过，但斗完争后，二哥又去了湖北，又被他们抓回来，这样反复抓了几次，斗了几次，一直持续到“文革”的火药味渐渐消解为止。


　　问：在“文革”高潮的1966年、1967年，您大概已经有22、23岁，相对农村而言，正好是相亲的时候，请问您的婚姻问题是否受到“文革”的影响，您认为，当时这种以“阶级成份”来界定人的行为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是否公平？

　　答：我们的婚姻当然要受到影响，并且是非常大的，作为“地主崽子”，没有人家愿意将女儿许配给我们这类人，像我弟弟，他也是很晚才结婚，娶了一个远处的女子为妻，在当地，我们兄弟几个很难找到对象，而这种以“阶级成份”来界定人的做法对于我们全家人而言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大的形势，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我的爱人是我的远房表妹，她们一家在1966年作为“知青”流放到我们这里来，她是我姑父的女儿，但并不是我嫡亲的表妹，因为我的姑姑很早就去世了，姑父续了弦，生下一个女儿，因为有这层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仍然以表兄妹相称，当时，我们家想娶表妹作我的妻子，为了取得他们家对我的好感，我一直替姑父家干活，比如做菜蔬、挑水之类的家务活，我姑父当时默认了这门亲事，事情就这样成了。

　　但我的婚姻并不是一番风顺的，我和表妹是在1971年结的婚，就在结婚的当天，大队的干部来到我们家，将我和表妹两人一齐绑架到大队的茶叶场，把我们俩分开关押起来，对我们进行批判和“教育”，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我表妹的，作为一位下放的女知青，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地主崽子；二是针对我们俩的，他们认为这门婚事不合法，当时我虽然已经28岁，而我的表妹只有18岁，她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领不到结婚证书。总之，他们认定我们的婚事是非法的，硬是从中作梗，想拆散我们俩的婚姻，就这样在茶叶场拘禁了两天两夜。之后，又在茶叶场召开了针对我的全体社员的“批判大会”，当时全大队的社员全部参加了，我依然记得当时批判台下黑鸦鸦地挤满了人，然后，任由那些大队干部把我的头压低，说我“不老实”、“不伏法”，轮流地对我进行揭批，整整折腾了一天。

　　事情并没有结束，由于这场风波，我被流放到这个茶叶场的食堂做饭、喂猪，他们没有能够阻止我们的婚姻，就想要惩罚我，因此将我流放到茶叶场，进行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有意将我与其他社员隔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这门婚事“有伤风化”。这样，我在茶叶场一干就是两年多，我现在做厨的手艺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地煅炼出来的（注：主人公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现在看来，在茶叶场的那两年“劳动改造”其实我过得比较舒服，远离了各种是是非非。

　　后来，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不干了，认为让我这样一个劳动力去干那些妇女的工作得不偿失，于是又把我从茶叶场要了回来，重新回到生产队干农活，这已经是1974年前后的事情，此时，我的儿子都快两岁了。


　　问：应该说，您和您的家庭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现在去反思这段生活，在您的眼中，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毛及“文革”的？

　　答：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他的死讯传到我的耳中，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讶异，当然，也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虽然是“地主崽子”，我们还是被允许参加毛的追悼纪念大会，活动是在大队学校的礼堂里面进行的，当时有很多人流了眼泪，但我没有哭，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更确切地说，内心里面并没有过多的复杂想法，毕竟，当时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没有吃、没有穿，作为地主子弟，我们还受了很多苦，我将这些东西归结于当时的时代和形势，对我个人来说，我最痛恨的就是当年那些整我父亲、整我家人的大队红卫兵干部，我对他们既痛恨又恐惧，同时也无能为力，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地主子弟，那些贫雇农家庭同样害怕他们，因为这些人也同样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今天，这些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

　　在华国锋主政的那三年，我们这些地主子弟没有像“文革”时那样，被“斗争”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整风会议也取消了，我们和其他农民一样的干农活，过日子，也就是说在政治待遇方面，我们不再低农民一等了，实际上，到了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经历过1949年以前生活的那些老地主们，像我父辈那一代人，在“文革”期间基本上都被整死了，能够幸存下来的“地主”也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屈指可数，而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子弟”，大多没有1949年以前“旧社会”生活过的真实经验，和其他农民子弟一样，都是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因此，在事实层面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平了反，只是等到邓小平上台之后才给予官方的正式承认，即便如此，由于“文革”导致的我的家庭破裂、父亲的冤死、我姨妈的冤死，还有我二哥，等等这些，我们并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任何物质补偿，而当年那些红卫兵打手们并没有向我们道过歉、承认过错误，直到今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都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受益者。




◇　◆　◇　◆　◇　◆　◇　◆　◇　◆　◇　◆　◇　◆　◇　◆　◇　◆　◇

系列采访：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七）

马萧


　　采访对象：谢礼元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0日
　　谢礼元：湖南娄底人，1948年生，农民。



　　问：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以及您的童年及成长历程。

　　答：我出生于1948年，父亲以前是挑夫，专门给人挑煤，从事重体力劳动，后来，他又做了木匠，给当时的地主做长工，换稻谷维持家庭的生活，在1949年以前，我们家只有一间低矮的小平房，还是祖辈遗留下来的，家里没有水稻田，不过，有零零碎碎的少量土地，种菜蔬，我的父亲长年在外面过一种流浪人的生活。

　　1949年“解放”后，我们家分到了两间半新的住房，这是当时一位地主的房子，在我3岁的时候，我过继给了我的伯父，他没有子嗣，但不到一年时间，我又被返到家中，因为我伯父的生活非常糟糕，父亲他们担心伯父无法独立养活我，直到20岁，也就是在1968年之后，我才又重新过继给伯父。

　　相对于其他小孩子来讲，我算是一个风头人物，在学校，我和老师们打架，在生产队，我专给那些大人们捣蛋，我读了三年小学，但是由于成绩不好，连年留级，因此，直到我缀学，都始终在一年级的班级里面游荡，我那时的胆子是非常大的，比如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我，揪住我的耳朵到讲台旁边罚站，这是当时的老师经常采取的一种体罚学生的方法，我肯定会作恶作剧报复他（她），有一次，我从学校附近的农民家里偸来一包石灰，用纸包着，冲着老师的面部扔过去，洒得他满脸发白，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当时，像我这样吵的同学在班上大概有四五位，一些女教师甚至被我们弄得哭鼻子。放完学，回到生产队还要干农活，我就会想办法逃避劳动，比如，翻红薯藤，我带着一群小孩子在红薯地里尽性地玩耍，告诉他们不要干农活，就在红薯藤上面打滚子，将红薯藤弄得东倒西歪，等到生产队长来检查、验收，他以为我们翻过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干过活，但是，红薯藤如果不翻的话就结不出红薯，因为养分都被发达的根系吸收了，过几天，生产队长一定会骂骂咧咧地强令我们重新翻过，但是他也拿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办法，因为我总是和大人们斗，所以在当时的孩子群中有很高的威望，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位大英雄，因此，他们也都听从我的指挥，是出了名的“孩子王”。

　　我缀学的时候还不到10岁，正是进入“公共食堂”的那一年（1958年），我记得我的10岁生日是在一家炼铁厂里面过的，那时已经是风风火火的“大炼钢铁”运动了，而这个时候我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还去市镇上面建造过一家盐库，我干活的时候双肩各背一块砖头，运到工地上面去，因为年纪小，这可能是我当时体力的极限了。事实上，我在学校仅仅学到了一些皮毛的东西，形象地说，就是学会了如何写自已的名字。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学到谋生的一技之长，直到1969年、1970年，我被外调去修建“三线”铁路，在那里，我才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学会了挖草药、学会了开中药方、注射打针，在外面工作了两年，1971年回到大队，1974年做了大队的“赤脚药生”，我是当时大队的三位“赤脚医生”之一，一干就是五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称呼我为“礼大夫”。


　　问：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过往经历，据了解，您在“文革”中是一位非常积极的红卫兵的角色，处在这样一个角色上，您对您的过去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是的，我在“文革”中是最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之一，当时大队的干部非常器重我，还想培养我入党，因此，我在大队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我一般不参加“批斗大会”，因此，在“文革”期间没有打过人，正因为如此，我很难描述那种残酷的斗争场面。

　　我记得“文革”最早是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概是在1966年下半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亲自接见了红卫兵，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大队的一些活跃份子就起来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大队的治保主任和秘书共同发起的，最先的时候有四五个人，当时，我们还找过大队的书记，希望他出面主持，被他拒绝了，他说亲自出面不好，让我们放手去做，实际上，他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我们，是幕后的操纵者和指挥者。

　　为了壮大声势，我们还专门缝制了一些红袖章，这些袖章都是我去市镇上面的裁缝店里缝制的，一共做了一百多只红袖章，红袖章上面还用“洋漆”印了“红卫兵”的字样。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一些白袖章，这是专门羞辱“地主”、“富农”用的，上面印有“地主”、“富农”的黑色字体，地主都必须佩戴白袖章，而富农则只针对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富农份子。

　　不过，最先批斗的并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迷信专家”，这是在初期为了响应毛主席“破四旧”的号召，所谓的“迷信专家”，就是指那些信奉宗教迷信的人，在我们大队，批判对象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和尚，另外一位是祭师。针对“迷信专家”的批斗会其实只开了一两次，目的是禁止和尚、祭师们继续从事“迷信活动”，比如，和尚不准念经、敲唱，祭师不准搞祭祀，等等，这是很有效的，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后，他们就收手不再从事“迷信活动”了，接下来才是“斗地主”。

　　我们大队一共有11位地主，富农就有很多了，大概不下几十位，因此，开一次会议，往往会把大队加工厂的大厅全部挤满，到了1966年下半年，每一周的周一都会集中地主、富农开会，这是比较密集的，每次会议都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另外就加上我一个人，开会的时候，治保主任和我佩戴红袖章，而地主、富农们就佩戴白袖章，当时，我和治保主任关系很好，平时协助治保主任负责大队的治安工作。

　　这些会议的内容包括：1、警告地主、富农家庭不能违反党的政策，要遵纪守法；2、生产队的工作，队长安排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有意见；3、总结上一周大队各个地主、富农及其子弟的言谈举止，等等。等到治保主任作完报告之后，再由地主、富农推举代表表态，表态的内容包括：1、党的政策好，宽大了地主、富农的阶级成份；2、社会主义好，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重新做人；3、每周一的学习对我们的思想启发很大，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了，等等，每一周都必须推举代表表态，大家轮流来，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要“给社会主义添贡献，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真正的“斗地主”是在1967年之后，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高潮，我们大队一共“斗争”了四位地主，“斗争”他们的公开理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满，其实我们当时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地主、富农都被整得老老实实、服服贴贴的，哪里还敢对社会主义不满，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个大队都在风风火火的“斗地主”，如果我们大队不斗的话，显得有些跟不上形势，这项工作就比较被动，于是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11位地主中选择几位地主进行“斗争”，“斗地主”的工作主要是由我们这些红卫兵具体来做，而大队的书记、主任没有直接参与，他们躲在幕后暗地里指挥。

　　“斗争”的地点选择在大队的加工厂内，每次“斗争”的时候，其他没有被斗争的地主、富农都必须老老实实地站在斗争台上，这叫“陪斗”，而这样的斗争大会，大队的全体社员都必须要参加，他们主要是来看热闹，当然，这也是一项工作任务，但是，真正动手殴打地主的，除了红卫兵，只有那些平素与斗争对象有私人仇怨的人，绝大多数农民因为不忍心看这样的“斗争”场面，往往在“斗争”之前就会离开现场，我很少参加这样的“斗争会”，因此很难细致地描绘当时“斗争”的现场场景。

　　我们大队一共斗争了四位地主，一位在“伪政府”时期担任过地方上的保长，有人怀疑他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并且还私藏了枪支；有两位是亲兄弟，在1949年以前他们都是地方上有名的“把式”，精通武术，我们中间有人对此很不服气，就想试试他们到底经不经打，试试他们到底有多厉害，因此，把他们俩兄弟挑出来当箭靶子；另外一位是妇女，是一位“恶霸”的遗孀，她的丈夫在1949年“土改”的时候被定为“恶霸”，枪毙了，虽然时过近二十年，但有人举报她当时将穿在丈夫身上的“血衣”藏起来了，妄图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丈夫伸冤、昭雪、翻案，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哪里有什么“血衣”，真正原因是相邻大队有人和她有私人恩怨，借机构陷、迫害她，当时这些情况是那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向我们通报的，他们想将她押到那个大队去“斗争”，但被我们拒绝了，第一，我们知道如果她被抓走，肯定下场会很悲惨，她不会活着回来；第二，这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话显得我们“斗地主”不积极，会被别人小看，因此，我们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这四位地主都是被斗得非常厉害的，第一位地主，就是那位“伪保长”，被打得双臂都残废了，在“文革”后期就死了，死的时候只有60多岁；而那位会武术的地主下场更加悲惨，在一次“斗争”中，他是被人用簸箕从加工厂里抬回去的，因为我没有参加现场的“斗争”，当时大队就安排我去他家里打听情况，他被殴打得太厉害了，抬回去之后躺在床上一动都动不了，连如厕都是在床铺的篾席上剪个口子，大便、小便直接从这个口子排放，这位地主在那次“斗争”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还有他的兄弟，虽然没有被打死，但是也落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身体虚弱、吐血、驼背、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等等。

　　至于那位“恶霸”的遗孀，对她的“斗争”不是在大队的加工厂进行的，是在大队的一处坟墓场地，斗了很多回，我记得第一次“斗争”是让她跪在搓衣板上，后来觉得不过瘾，改用打碎的碎瓷片，让她跪在碎瓷片上面，每一次“斗争”她的膝盖处都是血流不止的，不过，对她的“斗争”不是红卫兵出面的，而是由她儿子亲自动手，当时，她的儿子在大队的“文宣队”干活，演花鼓戏剧，为了向我们证明他的无辜和清白，对他母亲的“斗争”就由他自已亲自出面，以此表忠心。在“斗争会”上，他逼她母亲交出“血衣”，说“如果你不交出‘血衣’，对我们这些后人都没有好处，你会害死我们。”但是她不承认有什么“血衣”，也根本拿不出“血衣”，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的儿子就脱光她的衣服，用细竹枝鞭狠狠地抽打她的后背、腿部和身体各处，每次都打到她血肉淋漓，承受不起为止，后来，这个女人的背也驼了，腿部因为伤到筋骨残废了，无法正常行走，只能借助拐杖，一瘸一拐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前几年过世。

　　还有一位地主，有人举报他有藏匿枪支的行为，不过，这位地主本人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没有对他进行“斗争”，我们搜查了他家中的每一寸地方，没有找到枪支的下落，后来又在他家的床底下、沿着他们家的地基掘地三尺，但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枪支。

　　斗完地主就开始斗“当权派”，这时候，原先的红卫兵组织被解散了，分化成了“农联”和“工联”两个红卫兵组织，而我们这些有大队干部支持背景的红卫兵就隶属于“农联”，“工联”则是一个新兴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开始斗争“当权派”，其实就是支持“农联”的大队干部，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保皇派”，保护那些大队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书记嘱咐我要保护他们的个人安全，并承诺我要培养我入党，可能因为后来他被斗垮的缘故，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当时“工联”斗大队的主任，在加工厂内，他们还特意为大队主任做了一顶高帽，里面装满了沙子，意思是要压垮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把他们的好事搅黄了，我跳上加工厂的斗争台，把扣在大队主任头上的高帽一把扯下来，并训斥“工联”的红卫兵，警告他们“这是一位好干部，不能斗好人。”双方都剑拔弩张，准备大干一场，因为我们“农联”去的人也很强悍，双方到最后都各退一步，没有动手打起来。还有大队的治保主任，当时与我的关系很好，他非常希望我接替他担任大队的治保主任，这时也被“工联”的人斗争了，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外出了，没有机会再出面保护他。


　　问：在“文革”期间有没有发生过斗农民的情况？

　　答：在毛主席那个时代，农民其实始终都是被斗争的对象，这么说吧，对农民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举两个例子吧，就在1964年搞“社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位农民，他的家庭出身是贫农，他编了一首民谣，讽刺当时的社会不公和农民的贫困，他是这么编的：“工人是朵花，农民豆腐渣，老师、干部困着呷。”因为这首民谣的缘故，他被大队的干部脱光了衣服，放在太阳下面暴晒，用细竹枝鞭狠狠地抽打了一个下午，打得他血痕累累为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在“社教”运动期间，一位乡里面下来的肖姓干部到大队的地里检查工作，一位十多岁的小孩子开他的玩笑，说“老肖，老肖，往我胯里钻。”然后，他冲着肖姓干部做了一个不太文雅的动作，结果这位乡里的干部二话不说，一把抓起这位小男孩就跪在他面前，将这位小男孩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这位小男孩口鼻流血，这是当着生产队几十位农民的面殴打的，当时，没有一个农民敢上前去劝阻。在那个时候，农民只要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斗争”，因此，农民是不能说干部的坏话的，甚至连玩笑也不敢开，对于农民来说，连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惹不起，乡里面下来的干部就更不敢招惹了。


　　问：请您简要地评价一下您对毛泽东的看法。

　　答：1976年毛主席去世，当时开了“万人大会”，我们都参加了，很多人都感到很悲伤，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对我的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在1949年以前，我们家只继承了祖辈一间低矮的小平房，极少量的土地，差不多处于一种赤贫的生活状态，在“土改”中，我们家从“地主”那里分到了两间半住房，还有两亩多水稻田，这是看得见的好处。

　　在毛主席死后的三年时间里，就是在华国锋手里面，我们大队没有与毛主席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差一些，比如，当时农民的生活物资非常短缺、匮乏；物价也涨得比较厉害，比1970年代中期要高很多，等等。真正的变化还是在邓小平上台、允许农民私人承包土地以后，农村和农民的日子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