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号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无疑是近日海内外中文媒体的焦点话题。大陆官媒先是宣称“10余名暴徒砍杀群众”,怀疑是“东突”所为。后来官媒宣布案件告破,称犯罪团伙6男2女共8人全部被抓获,暴力团伙首领名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这下算是尘埃落定了。关于作案动机,“腾讯新闻”3月4日转载文章《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被击伤女暴徒已清醒并供罪》称作案团伙由于无法出云南参加“圣战”,所以在昆明火车站发动“圣战”——但是不知何故3月7日该文链接已经无法打开,只能通过“百度快照”浏览。无论这些杀人者是哪些势力策划组织,抑或这些作案者本身是否受到过什么冤屈,向无辜的百姓痛下杀手,都是混蛋的、必须谴责并加以严惩的!
悲剧已经发生,时光无法倒流,可是悲剧的背后却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不去反思,这便不仅是死者的不幸,也是生者的不幸,因为同样的悲剧也许还会再次上演。
首先这些作案者要参加的什么“圣战”具体是什么,由于官媒未作具体介绍,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一般伊斯兰所谓的“圣战”是为真主而战,圣战者要以身殉教,似乎多少有点日本“武士道”的味道。假设作案者真的是伊斯兰教信徒,那就更值得深思了。因为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或是其它宗教,一般大多是劝人向善,宣扬“善恶因果报应论”。比如《古兰经》中说“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恶的人”、“信道而行善的人,是最善的人”。按理,信教者应该去”行善“,怎么反而去砍杀不认识的无辜百姓呢?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就是通过打造“一言堂”环境“统一思想”。德国在希特勒时代,为了控制舆论,每台打字机都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来的苏联克格勃也如此效仿,结果呢?通通以倒台闭幕!不过不得不承认,在封闭单一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容易实施洗脑,于是大批人被洗脑,为了掌权者的主义,前赴后继,葬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击碎了无数家庭的幸福。
昆明惨案中的作案者声称要参加“圣战”,我猜测可能是这种此手段洗脑的结果。其中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女暴徒竟然只有十六岁,还是未成年人。原本应是纯真的花季少女,却偏偏成了“杀人暴徒”,那些背后的洗脑者、策划者要么已经宗教狂热到走火入魔,要么早已毫无人性可言,否则,又怎能忍心煽动这未成年的少女去杀人、去送死!
倘若这个小姑娘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我想,不要说“洗脑”,就算是有人想煽动她去做一件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因为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容易造就独立的思想人格,拥有独立思想人格者又岂会被轻易煽动,何况是残害无辜?
只可惜这世界总有人喜欢打造一言堂给人洗脑,于是杀人者终究被洗脑了、残害无辜了,然而被害的无辜者呢?恕我对死者大不敬——他们又何尝不是被洗脑的族群呢?八个暴徒——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面对几百号人,这几百号人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除了一个保安和派出所副所长等极个别人选择斗争,大多数人统统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古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按照古人“政权等于国家”的标准,古人早已累计做了二十多次“亡国奴”了。可是由于长期的文化洗脑,只要能有做奴隶的资格,王朝兴替与奴隶们何干!遇到弱者,侮辱便侮辱了,打骂便打骂了;遇到强者,被侮辱便被侮辱了,被打杀便被打杀了。也许会在心里偷偷的骂上几句过过嘴瘾,却少有人敢直面强权,挺身而出,斗争到底。
于是奴隶主们便可以轻松“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进而在从意识形态上让奴隶们忘却反抗,美其名曰:反对暴力,依法维权。殊不知法律不是万能的真主,即便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法律,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都可以保护每一个人。当一群人听惯了“法律保护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的时候,意识形态充满了“被保护”,却忘了最重要的“自我保护”,忘记了一定要自强,尽量具备一定的暴力对抗能力——用于害人的暴力我是反对的,可是用于救人的暴力却是应当支持的,于是遇到危机没有丝毫自我保护的能力。
有人看了昆明惨案后感慨:歹徒一共8人,死伤者加起来172人,单是死伤者就可以平均20余人对歹徒1人,何况火车站还有其他人上百号人呢。这让我想起了“嘉定三屠”李成栋不足五千兵力对战十几万“乡军”,“南京大屠杀”5万日军(百度相关词条数据)屠杀几十万国人,结果呢?历史不断地重复,我们的民众却从来没有足够的自强和危机意识,并且很不团结。也许昆明惨案发生时,某些人心里也曾有反抗、战斗的的想法,可是一想到自己战斗必然招致更多暴徒围攻,而周围数百陌生人中决计不会有一人上来帮自己——这也确实是现实,于是便放弃了斗争,拔腿快跑,只求自保。这么想的人多了,也就真的只有“跑”的选择了。别人被杀被砍无所谓,反正自己打不过,也没人帮自己,能保住自己的命就不错啦——我相信遇难者以及幸存者潜意识大都是这么想的,从网民对该事件的评论、留言也可以看到大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于是结局是8个歹徒砍杀29人,砍伤143人。
如果说,由于普通人平时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他们本能的“四处逃跑”乃是人之常情。那么火车站的警力安保如此之差,都没什么人手,就似乎说不过去了吧。因为国内上火车前都要进行严格的“安检”,即便某些旅客平时有自我防卫的习惯,要坐火车也不大可能携带防身器具,否则无法通过“安检”,也就是说一般旅客都没有携带防身器具。如果随身携带防身器具,也许还可能跟持刀歹徒搏斗,可是空手的时候就未必可以了。既然火车站禁止旅客携带防身器具,客观上降低了旅客的自我保护能力,那么就要负起保护旅客的责任,可是昆明的意外事件证明,火车站及火车站派出所都没有这个能力——至少根本没看出做过这个准备,所以假设那些歹徒换个城市作案,我相信他们在大多城市都可以得手的,因为大多火车站情况都类似。因此换个角度看,这次虽属“意外事件”,又何尝不是“必然事件”呢。由于这次事件上演的是“警民齐心斗暴徒”的大戏,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心,所以逝者家属或许可以得到政府的一点补偿金,而逝者的在天之灵能否看到长期忽视“必然因素”的责任人被问责呢?
看惯现实的无奈,有时我也在想,其实都无所谓了,区区草民,性命不过蝼蚁,翻中华千年兴替史,又有哪个政客会真正在乎蝼蚁之性命,大都过场戏一幕而已,不信走着瞧!
2014年3月7日
温启源:昆明暴恐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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