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这样杀人的，把那些可疑的人带到屋顶上，暴打一顿后绑在柱子上，蒙上眼睛，拿根细铁丝往脖子上绕一圈，在两米开外勒紧。这人就在自己“呃……呃……呃……”的异响中死掉，很可能，五窍流血，接着被扔到河里，鬼都不知道……这样的片子，你会看吗？
在印尼国家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微笑问道：你当时的行刑方式，是不是受了黑手党电影的影响？
杀手——他的名字是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他回答说：每种类型电影都有特殊的代码，在黑手党电影里，里面的人会在车里勒死该死的人，然后把尸体扔掉。我们当时也一样。
主持人微笑重复道：安瓦尔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手法来处决当时的共产党人。
节目监制和后台人员对着屏幕议论：他一共杀了多少人？差不多一千多人吧？那他晚上是怎么睡安稳觉的？他就不会做噩梦吗？
这是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的场景，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采访了四十多位参与了1965年大屠杀的行刑者，安瓦尔·冈戈是他寻访到的第四十一位。
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通常我们会想，这困难和风险太大了：如果你知道主人公亲手处决了上千人，手下还有一帮行刑队的朋友；他要跟导演发飙了，会不会把导演杀掉？还有，凶杀总是最大的秘密，谁又会跟你讲怎样杀人？拿摄影机的人，只是比一般人多了台记录设备，又有何种能力侦破凶杀之密？
而这些方面对奥本海默竟然不是困难，原因在于，他所面对的凶手在印尼当地是被当做英雄看待的。片头字幕告诉观众：1965年，印尼军方推翻了政府，接着是一场大清洗。所有反对军事独裁的人，其中有失地农民、知识分子、工会成员、华裔都被当做共产党遭到清洗。不到一年时间，有超过一百万的“共产分子”被杀害。字幕这样陈述了导演意图：
当年的杀戮者毫无忏悔之意，而且乐于吹嘘。为了理解何以至此，我们请这些刽子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现当年的杀人场景。这部电影记录了他们的表演过程，并见证这起屠杀事件至今依然残留的影响。
作为个人行为的屠杀，无论在哪种文化信仰的社会都是重罪。但我们都知道，由国家施行并且支持的杀戮，就可能不被追究。但同样的困境在于，这样的历史罪恶，当局讳莫如深。在印尼，大屠杀之后四十多年，冤情没有公开。受害人家庭心有余悸，国家对他们不道歉，不赔偿。
奥本海默接触到人们的恐惧在2003年，当时他作为一个电影项目的协调人之一，与印尼苏门答腊独立种植园工会合作，完成了一部71分钟的纪录片《全球化录像》（The Globalisation Tapes）。这部影片是一个NGO（IUF）的教育项目，目的在于动员全世界的工人参与到对全球化过程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奥本海默接触到印尼种植园工人的生活环境，也了解到工会的历史。很多人说道，他们的父辈、亲人，曾经在大屠杀中遇害。
奥本海默继而与印尼的人权活动家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网络合作，最初他打算拍摄的是浩劫幸存者，而不是施害人。而那些受害人请他拍出他们所恐惧的处境：从前行刑队的头目、那些杀害了他们亲人的人就在周围；这些人依然有权势，他们感到没有人身安全。
果不其然，在印尼的每个村庄都有驻军，他们威胁、阻挠受害人接受采访。奥本海默的合作者对他说，你要是打算放弃和回国，那先去找那些杀人的吧；也许他们会告诉你我们的亲人是怎么被害的。
这样，奥本海默走向了另一个人群。他才发现，这些人太乐意讲述杀人故事了，他们喜气洋洋，大吹大擂，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孙儿孙女在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奥本海默说：“我好像回到了德国，在屠杀犹太人的浩劫发生四十年后，却发现纳粹依然掌权”。（有关访谈详见沃纳·赫尔措格、埃罗尔·莫里斯与约书亚·奥本海默与网友的交流）
http://www.reddit.com/r/movies/comments/1ypzrg/we_are_werner_herzog_errol_morris_and_joshua/
奥本海默的祖父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祖母来自柏林。祖父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离开德国到美国留学，他后来返回德国救出一些家庭成员，但大多数奥本海默家庭成员在大屠杀中丧生。奥本海默1974年9月23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哈佛大学获得艺术和电影制作的学士学位，在伦敦艺术大学的圣马丁学院获得艺术和设计的博士学位；常住英国伦敦。
奥本海默的作品不多，《杀戮演绎》对他来说意义非凡。首先，这是一段长达八年的生命历程。其中前期拍摄大约五年，后来完成剪辑和制片大约两年半。而长时期与黑社会人物深入交往，进入邪恶历史的深渊；这要求超常的心理承受力。奥本海默说在拍摄期间常常他也噩梦连连，以至于不得不中途停下来；休息到他能够控制情绪时再继续。他说，最后完成的素材大约有一千小时，两位剪辑师工作了一年半，将素材压缩成23小时，最后从这23小时里剪出了158分钟的导演剪辑版。（一个较短的版本是116分钟）（在youtube 上有奥本海默谈这部作品的几个访谈片段，本文中有关奥本海默的引文均见上面网页的访谈和这些访谈视频里。）
德国纪录片导演赫尔措格说：他在英国开会，一位年轻人想和他谈谈。他说第二天早晨他要上飞机，只有早餐期间的十分钟。这位年轻人就是奥本海默，他打开手提电脑给他看作品。八分钟后赫尔措格惊叹道：这个片子可了不得！这可真是了不得！赫尔措格和另一位纪录片大师美国导演莫里斯做了该片的执行制片人。
（赫尔措格与莫里斯谈《杀戮演绎》Werner Herzog and Errol Morris talk about “The Act of Killing”详见ttp://www.youtube.com/watch?v=LLQxVy7R9qo）
影片在各大电影节引起震动，并获2013年欧洲电影最佳纪录片奖、亚太银幕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观众票选奖、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2014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最佳纪录片奖等。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观众都认为，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影片。
一、大屠杀何以成为可能
在印尼发生的屠杀事件，奥本海默定义为灭绝种族罪；他用了genocide 这个词。根据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防止与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它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历史证明，任何大规模屠杀，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只有在国家统治者策划、推动并做了制度性安排的条件下，个人实施的屠杀才不会受到追究。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安瓦尔，简言之，就是个黑社会头子。他开过夜总会，当地人都怕他。在被军队征用为行刑队员时，他和其同伙都是当地电影院门口的票贩子。这些人倒票，为抢地盘打斗；也以此掩饰他们其他的如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
看这些游民团伙(gangster)，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恶性强拆、征地事件穿迷彩服的暴徒。他们大打出手时或者披着所谓“城管”的外衣，或者以“协警”的身份出现。这些人通常没有固定职业与合法收入，也拒绝接受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谋生方式。他们信奉丛林哲学，拉帮结派，貌似自由自在，游走在社会边缘。当体制内需要实施又必须掩饰暴力时，正好可以假他们出手，征用临时工，规避问责。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那些控制游民的官僚权贵把游民捧得很高，称他们为“自由人”（free man )，有自由意志的人。这为黑社会性质的游民团伙注入了积极正面的人生意义，从而让他们在干脏活时士气高扬;更不必说他们之间还有彼此豢养的人脉背景。那位曾经被安瓦尔收养而后高升的北苏门答腊总督就说：帮派就是自由人，即便他们的行为有错也无妨。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利用这帮人，他们就会静候差遣。
安瓦尔自己也认同这个定义，而这个自由意志，在他的解释中更近于为所欲为。在电影院门前他说：我们就是些烂仔，为了挣钱什么都干。共产党人禁美国片，我们没钱挣了。军方征募行刑者，所以一拍即合。
对报社主编西尼克的采访，揭示了在大屠杀中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所谓共产党人只是借口，而媒体说辞也都是幌子，完全服务于军政府的意志。在主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与高官显要的合影；这些人是他权力的来源。而安瓦尔这些黑帮分子，则使他把权力发挥到极致：主编说谁有罪，我们就干掉谁。白天的报社到了晚上成为审讯室，西尼克表面上是新闻人，实际是军方代理，决定着生杀予夺。他和导演有这样一段对话：
主编：当时有上百像安瓦尔这样的人，他只是其中一员。
导演：你审共产党一般会问什么？
主编：不管问题是什么，都会改答案。作为主编，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民众讨厌共产党。
导演：你们和军队是什么关系？
主编：一旦抓到年轻的共产党，我们就审问，然后交给军队。军队也不要。
……总之，这活为什么要我干，我才不脏手。我只要一眨眼，自然有人干。立马人头落地。
所谓极权、暴政，都在这段对话里了。暴力是赤裸裸、野蛮的。政权更替中的统治集团跟利益有关跟信仰无关。是不是共产党的事实不重要，贴上这个标签才重要。为什么在扮演审判时安瓦尔跟阿迪演到笑场了，就是他们说到共产党的非法活动时忽然想起来那时共产党是合法组织。
值得深思的是，在片场排演折磨犯人时，报社一记者到场，他却感慨道：你们这些杀手真狡猾，我在那里上班，从来没见到这样的暴行。杀手阿迪说：这就怪了，我们从来没掩盖这些。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我们都是正大光明行刑的。他嘲笑道：这个男人身为记者，竟然远离事实真相。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真相，你怎么就会不知道，连邻居都知道了。那些共产党人成百上千地死掉，人人都知道。
那位记者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这个问题跟审判纳粹战犯艾希曼的情形有类似之处。艾希曼认为自己没有杀人动机，他只是执行元首的命令，这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事情。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由此提炼了一个理论概念“平庸的恶”，即杀人者并非恶魔或天性邪恶，仅仅是停止思考，放弃良心判断，就足以让杀人机器运作。尽管你可以说自己只是齿轮和螺丝钉，但是，把人降低为工具的辩护是无效的。因为事实上人都有判断能力，这种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让良知成为可能。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德国电影《朗读者》让这个问题更明确且简单化了，那位执行命令的纳粹女看守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既然不识字，遑论思考。但在《杀人演绎》里，记者先生肯定不属于汉娜的情况。生活在今日大陆中国的人对此不难理解：人们不知道的，无非是不想和不敢知道罢了。没有被合法化的知识和经验，去了解就等同于犯罪。
事实上，启动杀人机器的原因很明确。政治罪名是预先定制的，怎样去收割人头已不重要。人头落地就足以在最短时间里制造最大的社会恐惧，从军政府到宣传部门，权力和意识形态合谋，杀人的理性逻辑已经完成。尽管想象中的暴力从未发生，但如果从幼儿园教育就开始灌输某一族群是邪恶者的观念，这种想象的暴力就已经营造出对异己的仇恨，并成功地转化为现实暴力。正如安瓦尔的同伙阿迪所说：如果你需要钱，有人给你足够的钱，同时还有个好理由，何乐而不为呢？
二、批判立场与情境重现
假如我们说安瓦尔是恶魔，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如此表演他们的残酷，把要处死的人压在桌子脚下，几个人坐上去，看着窗外还唱歌呢。
奥本海默说，他不关心故事情节，引导他思考影片的是一种观念，一个隐喻。在这个片子里，他要探讨的是impunity, 即免罪。这原本不必是来自英美国家的奥本海默的问题，而是在所有缺乏民主的社会里，人们面临的普遍疑问：杀人之罪竟然不受惩罚，何来社会公正！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大清洗的政治正确性是没有动摇的。那位体育和青年部长来到片场鼓舞士气，他看到烧杀抢掠之疯狂，也有点不落忍。但马上他就可以自圆其说：这种精神用于保家卫国是很有必要的啊。
有关对罪恶的问责，需要启动全面的社会调查。而在这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于影片作者，如何能够展示暴力而不落入宣扬暴力呢？换言之，奥本海默如何能够保持一种距离，既能创造一个开放的表演空间，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批判性立场？我觉得，导演通过这样一些方法达到了目的：
1 重现场景与体验过去——反纪实的纪录片
奥本海默没有把这些行刑者看做恶魔，如果说他们是恶魔的话，那么魔性与生俱来，它不能改变，也就不成其为认识和分析对象；分析也没有意义。作为一个艺术家，奥本海默做的是艺术家的事：他把他们看做人、同类；如此，杀人者如何与自己相处，他们如何与这个社会相处，尤其是，他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相处，才成为一个问题。
有关过去，被害者没有录像录音，杀人者也同样毁尸灭迹；影片没有可能调用历史影像来呈现。惟一一段影像资料我根据卡洛琳·库佩的文章判断，是来自Pengkhianatan G30S/PKI，（youtubu 上有这部片子）。影片的导演是Arifin C. Noer，由苏哈托政府资助八亿印尼盾 （约合四十多万人民币）完成。影片再现了基于官方历史记载的1965年军事政变。在印尼看这部片子是国民教育的基本要求，每年九三零纪念日小学生都要去看这部电影。
（Caroline Cooper: The Act of Seeing The Act of Killing 见http://www.guernicamag.com/daily/caroline-cooper-the-act-of-seeing-the-act-of-killing/）
奥本海默创造了另一个呈现的方法，即让这些杀人者通过再现场景来讲故事。他采用了反纪实的形式。
假如不是把杀人者看作属人的同类，也许，其他的导演不会重视安瓦尔的个性的幻想特点，奥本海默正好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安瓦尔热爱电影，熟悉电影类型；崇拜那些黑帮片、西部片中的明星，并且有超强的表演欲。这里有一个悖论，安瓦尔说：电影里的画面，并不是真实的。而我们要拍摄的，是真实的我们。我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讲述我们青春时代的故事，悖论在于：任何电影、包括纪录片，都只能建构真实，而不能替代真实本身。那个失去的真实，怎么捕捉？
奥本海默依照安瓦尔的讲述，将过去的场景充分地视觉化和剧场化了。这一般来说，不是历史纪录片常用的方法。就此而言，《杀戮演绎》像故事片，或者可以说，它是一部关于过去如何被体验的纪录片。在纪实方法的采访中，主要人物的讲述常常是事件的证词；它是单一意义导向的，其中有分明的爱憎态度。而在情境再现的方法里，杀手呈现的过去，与他们当下的状态混为一体。这个状态，加上风格化的扮装，常常有一石二鸟的效果。它既是过去的再现，也混合了对这个再现的观察、分析、批评，以及各种复调意义上的对话。安瓦尔是演员、导演，有时还是操摄影机的技师，他同时是观众、批评家，是与在场者进行讨论的历史人物，还是将自我分离为行为者、思考者，以及将分裂的自我引向统一的协调人。由于这种方式，安瓦尔内心的层次和被压抑的状态浮现出来。
这种压抑与浮现，成为《杀戮演绎》的叙事动力。
2 忠于想象与自反式影像
奥本海默采用了浓墨重彩的视觉语言，来建构杀手回忆中的场景；而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把握了安瓦尔内心的裂缝，并且在这种缝隙里建立了现实与梦魇的多重对比。
当安瓦尔设想自己像西部牛仔那样纵横驰骋时，我们看到了他头戴宽边草帽的牛仔形象。当他叙说夜不安眠时，场景进入到蓝色的黎明。在审讯室里切下头颅一段，用了安瓦尔头颅的模具。在安瓦尔不满意的场景里，我们看到了片场、重拍开机以及画面内的表演。出入于片内片外、写实与象征、回忆与建构这样几重叙事空间，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形：
一种是安瓦尔如何体验过去，在重现的场景中，朦胧的回忆变得如此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安瓦尔同时扮演了自己和被自己审讯和杀害的人。无论是在哪一极，那种超越人伦底线的紧张感都令观众毛骨悚然。奥本海默没有回避而是尽显暴力的血腥，通过对观众视觉接受力的挑战，传达出屠杀带来的绝望和恐惧。
在相当一部分场景中，真实和想象、工作人员和主角的分界也变得模糊。这是奥本海默的另一种忠实，忠实于记录的本相，不那么遵循必然性的规则。受到安瓦尔表演的激发，一位在场者讲到他的华裔养父被杀的情形；他是笑着讲的，语气里甚至依然有几分怯懦。接下来由他扮演被审讯的共产党嫌犯，在即将被处死时，他的眼泪鼻涕流了满脸。受害人流露的真实恐惧，让安瓦尔转入沉思。一场看似偶发的对话形成具有揭示意义的线索。
在重建场景的过程中，观众看到安瓦尔等人如何去找群众演员，如何激发和调度他们的感情，演员又如何进入角色。现场的表演如何形成电视机里的画面，观看者如何分析表演。这个影像的建构过程被拆解、重组，用这种自反式的表现方法，即通过呈现电影的制作过程让观众思考影像的方法，解构了报纸、宣传片中的刻板印象，也起到保持距离的作用，它诉诸观众理智而避免简单的感情认同。
3 异议声音：在不同人物之间
奥本海默说到，他完全不希望人们以为片子在传递杀人者的狂想。拍摄这些人在市场敲诈华裔老板的情形时，他都会在关机后将刚才被勒索的钱依数还给老板。按照惯例，纪录片导演一般不会将与被采访者的不同意见剪入成片，以免打破观众对所谓客观性的期待；或者将导演的立场强加给观众。但显然，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没有避讳他的主观立场。而与此同时，他保持了良好的控制力，即将人物之间、他与被采访者/被拍摄者之间的差异保持着，从而传递出社会认识的不同脉络。
我们看到，随着杀戮情境的形象化，表演者开始有了心理压力。目睹自己表演的过去，他们的道德观受到挑战。在这过程中，有一个被重复使用的镜头：即从车镜中反射出的人物特写画面。它好像叙事中的标点符号，标志着场景的过渡；在这个瞬间，人物时而出离表演，陷入思考。也是在这里，有一段导演和安瓦尔的伙伴阿迪的对话（大意如下）：
导演：你不像安瓦尔那样困扰……你用战争做借口，但是，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犯了战争罪。
阿迪：布什还设了关塔那摩呢。只有战争的获胜者才有权力定义谁胜谁负。我就是胜利者，所以我说了算。最重要的是，并非揭开任何真相都有好处。你就是揭开了，也没有好处。
导演：但是对于数百万受害者来说，了解真相是必要的。
阿迪：那你应该首先查亚伯拉罕杀人，干嘛盯着这个案子？
导演：如果海牙法庭指控你的罪行呢？
阿迪：现在？
导演：没错。
阿迪：那我就去啊。我无罪，说不定我还一举成名了。就让我去海牙吧。
阿迪的强词夺理，显示了他与安瓦尔不同的性格。他用更大的恶来为自己作恶辩护，他的恶因此无足轻重。导演的画外音将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带进来，两种声音并存，为观众留下了质疑和思考。
三 恶的心理结构：杀人者是否忏悔
前面已经说到，屠杀并且回避后果，由此造成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有族群撕裂的政治创伤；有对无数家庭欠下的命债。更令社会丧失道德准则，政治腐败持续蔓延。但一般我们很少有机会观察的是，犯下杀人重罪的刽子手，他们的内心真的如其外表那样大言不惭吗？
与阿迪的心安理得不同，安瓦尔带着有所不同的心理状态进入电影。也许阿迪的死顶其实也仅仅是意识层面的事，是他的一张人格面具。安瓦尔与阿迪一起钓鱼，他谈起自己的失眠，泄露了他内心的状态。他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母亲听到他梦魇中的声音，让他睡前做祷告，而且要洗脚。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杀人之后被幻象抓住，他听到各种声音在喊：“麦克白已经杀死了睡眠”，“麦克白再也得不到睡眠”。而在《杀戮演绎》中，安瓦尔尽管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噩梦。杀人时麻木不仁的魂灵在梦中受到折磨，他无法忘怀的是，一个被他砍下的头颅上眼睛还睁着。他将自己的失眠归之于没有去抚平死者的眼睛。而母亲的话，从象征层面理解，更像一种反讽：他怎么可能洗净沾满受害人鲜血的手脚！
奥本海默作为艺术家的智慧在于，他非常重视这些潜意识的浮现，并且用电影的方式让这些不可见的精神活动充分地视觉化。奥本海默在英国学电影的指导老师是塞尔维亚导演杜尚·马卡维耶夫，他毕业于心理系；其影片代表作《赖西：有机体的秘密》（ W.R. – Misterije organizm）尽情耍弄性与政治的禁忌，精彩绝伦；是我的最爱之一。有人问过奥本海默：你从导师那里学到了什么？他回答说，就像一个梦，从梦中醒来只有一些碎片的记忆，无法述说。但从《杀戮演绎》中可以看到，奥本海默对梦境的重视和理解能力，与马卡维耶夫这类反乌托邦的实验艺术家确有师承关系。如果不是这些突破性的表现方法，我们不可能看到一场大屠杀对杀手自己的精神摧毁。
可以说，《杀戮演绎》的基本结构有四个层面。一个是他们开演的过程，第二个是他们所演绎的历史画面；第三个是安瓦尔的梦境，第四个是观看这些已经拍摄电影画面，安瓦尔的反应、评价或者再表演。而在这其中，安瓦尔梦是多重镜像的集合。在那里，杀戮行为演变为魔幻、地狱和报应的画面；安瓦尔的自我分裂为不同角色。他惯于压抑的恐惧在这里释放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安瓦尔可以控制和掩饰他的真实行为。他说，处决犯人后，他通常会露天放音乐，边放边跳；还会喝点小酒，抽几口大麻。此外，他在穿衣服的时候解释说，他从来不穿白裤子。他还会洒香水，不是为了散发而是要压住其他的气味。这些细节表明，安瓦尔拒绝可识别的外部标记，杀人的勾当并非像他表白那么正大光明；他需要麻木和自欺来维持自我。
但他的梦却暴露了罪行的折磨，那不能瞑目的眼睛从此追踪了他半生。影片中重现了这一幕，安瓦尔像默剧演员一样在丛林里把那人踢到，自己随之扑倒在地（他同时扮演了杀手和牺牲者两个角色）。接下来进入到他的梦：由大胖子杀手男扮女装的妖精用刀子割他的头，围观者高喊助兴；场面血腥而怪异。接下来安瓦尔被埋葬，妖精继续折磨他，他一样样举起血淋淋的道具——安瓦尔的内脏、阴茎吞入嘴里，焚尸的火焰升腾。
郝建教授在评论《杀戮演绎》时谈到，这部电影对中国今天思考文革，思考罪责和忏悔有极大意义。如今中国有一股忏悔文革的潮流，红卫兵当年的暴行，其行为模式与安瓦尔完全是同构匹配的：一个是要反共挽救国家，一个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使用了极端的暴力。但《杀戮表演》所展示的忏悔并非生硬直接的，电影没有逼迫施暴者忏悔，而是睿智地帮助他们自己走上一条反观过去和感同身受的路径。（郝建：《杀戮者：自豪与忏悔》见腾讯·大家
http://dajia.qq.com/blog/424583083002368）
我接着这个话题来说，我觉得，安瓦尔这类行凶者与当年的红卫兵略有不同，他并非真的有对那种乌托邦社会的信仰。如果可以把鼓动红卫兵杀人看做共产革命暴力话语的恶果；那么安瓦尔杀人则与革新社会的信仰无关。它更近于纯粹的权力快感，为了利益和享受权力而施暴。举个简单例子，红卫兵为了理想去杀人，却并非为金钱所能左右。
但对于杀人者来说，都有一个和人性/良心的相处关系。在中国，忏悔文革的做法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是反思的开端；另有人认为纯属作秀。这些争议反映出，社会缺乏共识，集体迷狂、领袖崇拜与个人责任亦是一团浑水。如果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罪恶，没有追究统治者罪责之前；个人的忏悔怎能带来与受害者的和解？归根结底，在一个人既是施害者亦是受害者的情况下，忏悔充其量只能表白个体的反省，从而对历史上与现实中矛盾的自我予以包容。
这与《朗读者》这部作品中表现的情形也不一样，当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批判已经形成制度性的要求，包括在宪法中规定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这个时候，个人的政治责任就要受到清算。尽管就个人处境而言，有时审判不可能公正到精确的程度。那位服刑的女看守汉娜，在监禁18年后得到赦免，却在刑满释放之日，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在狱中学会了读写，她曾经的情人一直给她寄朗读作品的录音带。但是历史已经拉开距离，爱情不可能复活，没有可以完成的和解，包括与自我的和解。
汉娜在临出狱前说到她的一种状态，和安瓦尔相似的是，过去不由自主地重返她的生活。她说：“在这座监狱里面，他们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也不管我要不要他们来。”换言之，死者与生者同在，鬼魂萦绕，无法摆脱。
奥本海默在谈到安瓦尔的时候，他一直强调要把对方当做人而不是妖魔。我觉得他在影片中揭示了这个人的过去和当下、恶魔和属人的矛盾心理；确切地说是罪恶的心理代价、精神后果。就算全社会的罪恶清算还没有开始，杀人狂真的可以免受惩罚吗？如果安瓦尔就是恶魔，我们也不用讨论恶的心理结构了。然而我们的确看到，安瓦尔的人性也有很多丰满的层面：他会让孙儿对受伤的鸭子说道歉，他会在杀戮片场前沉思。他在扮演被审讯的共产党人时，也能表现出死亡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以及结尾处安瓦尔的呕吐当做忏悔，并且以为这部影片因此表现出忏悔是可能的，那违背了奥本海默的本意。在接受采访以及在网络上和网友交流时，奥本海默一再强调，这部影片是反煽情，反宣泄的，它也不是讲疗伤痊愈的过程。结尾的呕吐并不是意味着安瓦尔可以就此告别过去，恰恰相反，过去已经成了他当下生活的一部分。我理解，这是说杀人之罪没有调和余地，因此也不可能通过忏悔来化解。奥本海默这样说，这个罪在安瓦尔的生活中划开一道深渊，不能跨越；他只能与这个深渊生活在一起。
在场景布置上，奥本海默用了超现实的绿野仙踪来呈现安瓦尔的幻想：山涧瀑布前，美女从鱼形建筑物中鱼贯而出，美人鱼般翩翩起舞。安瓦尔接受了天堂的洗礼，两位被他杀害的人给他授勋，感谢他送他们上天堂。安瓦尔期待这样的升华和洗礼，但观众知道，这违反生活逻辑。明知不可能，但导演用了华美的配乐、具有装饰感的旅游风光片的手法来拍摄这一场戏。安瓦尔对彼岸的企盼以及历史罪行被表现得难以调和，因此，他言之凿凿的杀人逻辑实际上被瓦解了。而这个逻辑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至今维持的话语：我们杀了他们，他们应该感激。画面上，徒手的安瓦尔如释重负：如果没有命债，如果真能如此洗脱，那该多好啊！
安瓦尔观看自己被杀头的恐怖画面时，他竟叫出自己的孙儿孙女。初看这一幕，我很不解是出于何种心理。后来我看到奥本海默的解释，他说到安瓦尔完全清楚，在瀑布前得到救赎是自欺；但他需要这么做。他的心理症结就在，他必须回到让自己夜不安眠的痛苦根源。而在潜意识里，他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所以他对孙儿孙女说，那不过是电影。我想，从这里，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又不在乎在摄影机前重现杀人了。奥本海默说，一旦觉得这是电影，小孩们也不感兴趣了。安瓦尔安慰自己，同时对导演坦陈：现在我对我的受害人感同身受了。他希望导演能够接受这一点，即在虚构场景和他试图通过表演来驯服的现实恐怖之间没有分别；但是导演不认同。他说你在表演，而他们都死了。奥本海默指出，安瓦尔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他永远也逃不出他所制造的恐怖，他也不可能逃出面对过去的恐怖。
如果说恶有其心理结构的话，那就正是这种意识上的认可与潜意识的逃离这种分裂状态。也许在开拍之初，安瓦尔乐于有一个机会担纲电影，他要表达的行为和观点，和当局的态度并无二致。但在那些具体场景中，他向观众呈现了他不能控制的潜意识。奥本海默在五年之后约安瓦尔重回行刑的屋顶，安瓦尔不可控制的呕吐成了这部影片的结尾。我们作为观众，得要感谢安瓦尔。他允许导演和他一起在重演罪恶的和幻想救赎的场景穿梭，并且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无法调和的矛盾摆在了所有观众面前。这种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困难，正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处境；如果你犯下了毁灭群体生命的滔天大罪，这罪感最终会如古希腊长满蛇发的复仇女神一样对你穷追不已。
回过头来再说，难道忏悔不比不忏悔好吗？难道安瓦尔的呕吐不比阿迪那种硬着脖子去海牙的叫嚣好吗？事实上，像阿迪这样的人很多，就算在法庭，很多在几十年后被追捕归案的纳粹战犯也是不认罪的。在影片中，安瓦尔从来没有对他参与的罪行做过反省；他表演的，只是角色的需要。但在深入体验角色的痛苦时，他的内心的缝隙变得可见。的确，最后在屋顶上，他呕吐了。那是不自主的爆发，对非人行为的生理抗拒。这离理性的反思恐怕还远，将之称为忏悔可能过度解释了这个时刻。而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亲自杀死了上千人，谁能赦免其罪？这种噩梦和呕吐就是他毕生必须承受的体验。奥本海默说：最后就是这样，这些体制的创始人、国家之父，他们的内心已被彻底破坏。或者像安瓦尔那样，内心分裂；或者像阿迪，完全空洞。你可能要面对这样的选择：等你老了，你会希望像他们这样吗？
四 纪录片与社会行动
《杀戮演绎》2012年11月7日首先在丹麦发行，2013年底进入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初选名单，从名单中的16部作品中，《杀戮演绎》进入被提名的五部作品。2013年6月18-19日，纽约的人权监察电影节放映了这部作品，7月19日开始在美国发行。
2014年3月1日，就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前一日，美国一家影视刊物TMZ的网站上登出了印尼大使馆的抗议之声：《杀戮演绎》是对我们国家形象的羞辱，它该死！大使馆方面认为，这部纪录片对印尼是弊大于利，因为它把这个国家描绘为落后、暴力和没有法治的地方。来自大使馆爆料人说，使馆方面反对这个片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季的评奖，因为电影节将这部影片置于中心位置，而他们只想这部片子消失不见。（Indonesian Embassy — ‘Act of Killing’ Documentary Is Humiliating for Our Country … IT NEEDS TO DIE http://www.tmz.com/2014/01/03/indonesia-embassy-act-of-killing-documentary/）
但奥本海默认为，印尼官方的愤怒正是影片成功的另一标志。在他看来，印尼政府特别是军方曾将经将影片中表现的恐怖强加给成千上万的人们，而这个恐怖必须被曝光。他说：电影每得一个奖，人权就得到又一次彰显。他的批评也指向了曾经支持印尼军政府的美国政府，他提到，由美国情报部门向印尼军政府提供了有关工会成员、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单，因而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特别是当时的美国媒体，他们还用“亚洲的曙光”这样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对之进行长篇报道。所有的杀手都知道，当时西方政府是支持他们的。
而在印尼，很多独立的放映活动在持续进行中。卡洛琳·库佩（Caroline Cooper），一位曾经在雅加达的联合国机构工作的作者，她在文章中探讨了这部纪录片在印尼的传播。她说，苏哈托政府在1998年倒台，印尼开始实行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有扩展。但关于1965-1966的大屠杀，政府依然没有采取调查行动。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现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是苏哈托时代的三星将军，2004年当选印尼独立以来的第六任总统，他的岳父就是当年发起屠杀的责任人之一；所以他显然不太可能做什么。而对这种历史遗忘症，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书籍、文章和影片，其中《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
在影片片尾的制作人员名录里，一位印尼的合作导演和整个参与工作的印尼团队，全部都是匿名的。匿名导演在给卡洛琳·库佩的电子邮件中说：如果暴露身份，我们就不知道后果如何。未知的风险比现实的危险更令人担忧。
卡洛琳·库佩的文章说，当地的作家、学者、记者和活跃分子的网络一直努力控制风险，他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分享复制的碟片，组织私下的放映活动。出席观看的人从几个到上百。在影片发行的第二个月即2012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印尼有三十个城市里开展了五十场独立放映。奥本海默评价说：到2013年4月，印尼的九十三个城市大约有三百场私下放映，可能有五万观众看了这部影片。尽管对有两亿多人口的印尼来说，这个数字还非常小，但它的冲击力却是巨大的。影片是一个证言，也是一个控告。奥本海默把对待这部影片的态度看做试金石，看政府是否愿意结束不问责并保障表达自由。他说，一旦影片被禁就让片子上网，并且鼓励盗版。现在，在这部片子的官方网站上，如果你发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得到看片链接，还可以下载导演访谈以及剧照和影评。
奥本海默希望重返印尼，但他知道这不可能。他说还没有发生针对印尼合作团队以及放映组织者的暴力行动。而他本人在推特上收到威胁信息：幸好导演不是印尼永久居民，否则影片标题就该是《夺命演绎》（The Act of Being Killed）了。去年三月，奥本海默到香港，其后在海牙为很多印尼观众放映片子，他也表达了对自身安全的忧虑。
库佩说，电影中露面的杀手也很警觉，影片的消息传到印尼，一家深受欢迎的周刊也做了报道，这让他们恼火。安瓦尔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上当受骗，他当初被告知拍摄的影片，不是目前在国际电影节发布的那样。匿名的副导演说：我们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理解他必须采取这个姿态，为安全起见。在几个星期记者采访的热潮过后，安瓦尔回复正常生活。他和朋友们依然关系很好，但他拒绝任何录音录像采访。
匿名导演强调，就国家必须正视历史的策略来说，不应该聚焦于那些干脏活的黑社会团伙：“如果有关于1965-66大规模暴力的法庭听证，那么应该聚焦于那些发布命令制定决策的人，那些依然在散布恐惧的人。”但在印尼，“司法部长已经说了，没有证据证明那次大规模杀戮是侵犯人权。”对此，奥本海默说，也许官方调查还遥遥无期，但对话正在暗中启动，这表明《杀戮演绎》所冒的风险是值得的。
有关安瓦尔和奥本海默的私人关系，也是观众关心的一个话题。奥本海默说，在剪辑成片后，他最先通过skype 放给安瓦尔看了。安瓦尔受到感动，他流泪了，陷入沉默。继而他说：电影表现出了我的本意。安瓦尔一直支持这部影片在电影节公开。有人问导演，和安瓦尔算不算朋友？奥本海默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在奥斯卡提名那段时期。这关系尽管还不能真正称之为朋友，但我们非常关心彼此，因为在这么长的时期里密切合作，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痛苦的旅程。
总体来说，施暴者和军方都讨厌这部片子。而人权团体和受害人家庭、包括在印尼国外的侨民、华裔社群都欢迎它。影片中的另一人物赫尔曼也支持公开这部片子，不管五戒青年团多么讨厌它，赫尔曼是唯一有勇气在棉兰公开放映这部影片的人。
因此，库佩在文章的结尾说：当影片改变了人们看待他们国家、历史，最后是他们自己身份的方式，它就是成功的。
在该片的官方网站上，进一步的行动是要求印尼总统“向1965道歉”运动 （Say Sorry for ’65 campaign）。发起人说到，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人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呼吁观众：你可以采取行动，也可以支持那些受害人，打破沉默。如果你能够做一件事，那就给本地议员写信，让他们知道你对印尼种族灭绝事件的感受并要求。让我们向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面对过去，做出努力去平复大屠杀的创伤。如果你可以做两件事，那么上网并在“向1965道歉”的请愿信上签名。印尼总统非常在乎他的国际形象，来自印尼外部的支持对于说服他必须行动非常重要。
就讨论纪录片推动社会改变来说，《杀戮演绎》为中国的社会运动纪录片、独立纪录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它表明，政治主题、人权导向与艺术创新不仅不矛盾，而且，它就是一个新方向。那些尖锐的社会问题，那些从未被说出的声音，才是最值得表现的；这是纪录片突破的第一步。而在亚洲极权国家转向民主的进程里，将新的视觉语言应用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我们多么需要向奥本海默学习。
2014年10月2日初稿。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10/2 19: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