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徐永海
受 访 时间：2014年12月4日
受访人简介 徐永海：北京人，1960年出生，基督徒。因关注大陆的基督教会生存现状，2003年11月遭到逮捕，2004年8月，以“向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受到审判，被判处监禁两年，刑满出狱。
2014年1月，因“参与、组织、带领家庭教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
马：请谈一谈审讯和看守所劳动的具体情况。
徐：我在审讯过程中，头十天几乎没有睡过觉，有时候睡上一两小时，马上又要提审，大多数时间是连轴转，警察根本不让我有合眼的时间，最后，我的头脑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审着审着，我看见妻子在前面向我走过来。十天之后，我再也扛不住了，只好说出真相。一开始，警察想确认这个文章是不是我转给外国记者的，为了给其他朋友争取时间，我始终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十天之后，我才说出真相，因为文章不是我发表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情。
在萧山看守所，也有一些规范的地方，比如，重刑犯无须带手铐，只带脚镣，晚上睡觉的时候“定位”，把脚镣锁在炕铺上，并且这些重刑犯人不需要劳动。我在重刑犯监室里临时性的呆过两天，当时这个监室有6个重刑犯，1个已经判了死刑的已决犯，4个等待宣判的，一个判无期徒刑的新疆人，还有5个看管他们的短刑犯人。还有，未成年人、成年人分开关押，已决犯人和未决犯人分开关押，重刑犯人单独关押，等等。
一开始，我被送到萧山看守所，被看守所一度视作极为敏感的人物。因此，刚进去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号就停止劳动了，所有的在押人都不用干活，可能是看守所担心我把这里面的所见所闻透露出去，这间号的在押人都高兴极了。这种不干活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号子里的秩序非常好，也没有打架的现象发生，在押人平时就“坐板”。
各个看守所的“坐板”规定是不一样的，在北京的西城区看守所，因为炕铺容不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们就只能盘腿坐在地上。丰台区看守所，相对宽松，可以坐在炕铺上坐板。而在浙江的萧山看守所，因为要劳动，所以白天不用“坐板”，但每天晚上七点以前要“打坐”半小时。不过，萧山看守所有一点是比较人道的，就是当在押人被提审走出监室的时候，是呈立正的站姿，相对来说尊重人，而在北京的“一看”，在押人走出监室的铁门，都是要蹲着抱头的，非常污辱人，在杭州看守所也是如此。
两个月之后，监室里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开始劳动，制作雨伞。我猜测，杭州的“天堂”雨伞其实都是监狱的犯人干的，而全国的雨伞很大部分出自于浙江监狱的犯人之手，而且，雨伞的制作样式也多种多样，有的雨伞相当精致，有的雨伞则很粗糙，在这里生产的雨伞还出口到世界各地。
2004年8月6日，我的案件正式判决，我又被转到杭州看守所。在这里依然要劳动，不过，不再是制作雨伞，而是制作打火机的零部件，专门组装打火机里面的黑色部件，把弹簧、铁钉和两块塑料垫片组装到一块，这是一个纯手工活，没法用机械干的。
相对于萧山看守所，杭州看守所也规定了劳动任务，但劳动强度没有萧山那么重，有时候，干到下午三、四点活就干完了。到后来，号子里几乎没有什么活可以干，就“坐板”，在押人每天就这么干坐着，聊聊天，也没有出现打架的现象。在看守所，打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劳动引发的，狱警不管具体的在押人劳动任务，他们把一个总的劳动任务分派到每间监室。比如，在萧山看守所，我所在的号有20个人，每个在押人每天有20把雨伞的工作量，劳动号每天就送400把雨伞的材料过来，交给这个监室的牢头，由牢头负责整个制作的过程。因此，有的在押人完不成规定任务，就会影响到整个监室的交货期限，这样，就必须要其他在押人来替他完成，一个人少干活，其他人就要多干一些，而且晚上加班也会影响其他人的休息。如果不小心把雨伞弄坏了，要是你没有钱赔，还要别人出钱替你赔。如果监室经常完不成看守所规定的工作量，或者交货的雨伞质量不过关，那么，狱警就会更换牢头，牢头在监室里是有特权的，不用劳动，睡得也宽敞，还能洗澡，洗澡的时候甚至还能有热水，吃饭的时候可以多吃多占，还能克扣其他在押人的财物，所以牢头总是有人干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这点特权，牢头必须有铁腕的手段来保证每个监室的工作量，这些都是诱发看守所牢头打人的原因。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的生活。
徐：我先是被送到杭州的东郊监狱服刑，这是一个小监狱，在钱塘江边上，只有四个监区，犯人不到五、六百人，新送过来的犯人都安排在“入监队”，进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搜身，把犯人从看守所带过来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包括在看守所买的食物，说是暂时保管，离开“入监队”就还，但这些食物实际上就糟蹋了，这样做主是为了让犯人在“入监队”有个过艰苦生活的过程，给犯人起个下马威、杀威棒的作用。
在“入监队”，新来的犯人要进行“军训”。犯人每天早上都要出操，“稍息”、“立正”，走正步；唱“革命歌曲”，所有的犯人都要唱；还有就是背监规，监规总共有58条，有的犯人头脑笨，背不会，就被罚站，面对着牢房墙壁，要站到凌晨两、三点钟。犯人一进监狱就要劳动，东郊监狱专门做那种宾馆用的日常用品，把那些小香皂、小肥皂、牙膏、牙刷用盒子包装起来。
东郊监狱的伙食是比较差的，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就二两多一些，一开始，我还能把富余的米饭分给其他犯人。离开杭州看守所前的最后两个月，看守所开始卖饭，在押人可以自行订餐，由劳动号推车送饭，也不算太贵，因此，这段时间我吃得还算好。刚到东郊监狱时，肚子里还剩下些油水。但时间一长，肚子里在杭州看守所积下的油水没有了，我就没有富余的米饭分给别人了，不过，还是能勉强吃饱，年轻一点的犯人就根本吃不饱了。
还有，东郊监狱的吃饭时间是有严格限制的，因为犯人吃饭都安排在食堂，而东郊监狱的食堂很小，每次吃饭只能安排一个监区的犯人，而整个监狱有四个监区，还有一个“入监队”，因此，只能排队吃流水席，一个监区的犯人吃完，另外一个监区马上就要进来，所以特别仓促，犯人必须赶快吃完，吃完之后嘴巴都不闲着就赶紧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拨犯人。
另外，监狱在白天是没有大便时间的，因为厕所在监室楼道的一层，而我们睡觉在二层，不是犯人想去就能去的，白天上厕所有统一时间，所有的监室都在这个时间集中上厕所，每个犯人的如厕时间都非常短，根本没有机会大便。因此，大便只能留到晚上，会有护监队的犯人负责专门的登记、安排。
20天之后，我又被送到杭州的西郊监狱，这是一个大监狱，14个中队。
到西郊监狱之后，我还是被安排在“入监队”，新犯人的入监训练时间是三个月，实际上，我在东郊监狱只呆了20天，因此，还是属于入监训练时间。不过，我被安排在“老犯组”，相当于管理“入监队”的一个机构，一批犯人护监，一批犯人管理生活，打饭、打水、扫地、搞卫生。西郊监狱的伙食比东郊监狱就要好一些，一周有一次鱼，有一次肉，比如，米粉肉、梅菜扣肉、蒸咸肉等，还有两次豆腐。因为伙食不错，在西郊监狱，我没有自己花钱买过食物。
在这里，我过得相对还算好，入监训练时间完毕，我就安排在“入监队”服完余刑，没有再分配到下面的劳动监区。西郊监狱和萧山看守所一样，犯人也是制作雨伞，不过，这里的犯人和萧山看所守就不一样了，在萧山，在押人都是新手，一天完成二十把雨伞的制作任务就不错了，而在这里，犯人都是熟练工，每天都完成五、六十把雨伞的工作量，有的犯人甚至能完成七、八十把雨伞的劳动任务。
应该说，监狱对我个人还算是一种优待，因为我本来就是无罪的，还有我是北京人，监狱方面可能考虑到这一些。比如，其他犯人都是16个人一间牢房，而我所在的牢房只住了两个人，另外一个是“入监队”的副大队长，而我干活的时候是和“入监队”的大队长在一块。监狱分配给了我一周五十把雨伞的劳动任务，相当于一天十把雨伞的工作量，实际上等于没有任务，我也没有指望靠这个去减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罪。
马：请谈一谈您在这次监禁生涯中的所见所闻。
徐：有几件事，我在杭州看守所的时候，和我同号的一个犯人，叫梅杏德，他是浙江广电集团的副总工程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都59岁快退休了，因为贪污的罪名被送进来，和我一样，已经被宣判了，他也是已决犯人。他实际上不是官僚，而是一个搞技术的工程师，懂技术。这个人给下面的市县媒体购买设备，调制设备，人家感谢他，给他送了套音响，烟、酒，什么的，都折算在贪污金额里头，七拼八凑地也就十多万块钱，结果被判了十年，相当于一万块钱被判一年的刑期。因为贪污犯罪是可以量化的，照这样计算，薄希来被指控贪污五百万，就得判五百年，而现在有些被查处的官员，据传犯罪金额高达上亿，就得判上一万年，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而在监狱，几乎每个监区，都有数量不等的贪污犯，但我接触到的贪污犯，其实涉案的金额并不大，甚至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我不知道当局查处和审判这些贪污官员有没有公开的、可以量化、可供评估的判断标准？或者说这些犯罪事实是否都是真实的？
比如，在萧山看守所，有个水利局局长，叫陈金水，被判了15年。在预审的时候，13天没有让他合过眼，最终，认定他的贪污受贿金额为70万块钱。他和我同在一个监室，他后来跟我说：我最多也就20－30万块钱，当然，这也是贪污，也是罪行，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但我没有办法，他们不让我睡觉，逼迫我编造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他说：光一次送礼我就虚构了20万块钱的受贿款，我编造了有一次收20万块钱礼金放在车后备箱内的事实，当时，我是在极度困乏的状况下招供的，但后来，我想起来，那不是礼金，而是咸鱼干，当时用纸包着。后来，办案人员找到送礼的人出具证明，作证，那个人可能在警察的压力之下，出具了证明。这样，有当事人的口供，有行贿人的书面证词，这笔受贿金额就坐实了。
陈金水还和我说，在他的案件开庭以前，办案人员曾私下里和他协商，如果他认定这70万的犯罪金额，就判13年，如果他当庭翻供，就判15年。他最终还是翻供了，因为确实没有贪污这么多钱，他只承认自己贪污了20－30万块钱，结果判了15年。
在杭州看守所，我还认识了一个人，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他是被以“行贿”的罪名送进来的。当地有一个土地局局长，被逮捕了，在审讯过程中交待他所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送给了他40万块钱。办案人员就以“行贿罪”的名义逮捕他，要求他做污点证人。他跟我说：自己没有给这位土地局长送40万块钱，40万对他的公司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们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土地项目，没必要给他送这么大的礼。办案人员就问他：你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和这位局长有过来往吧，没送过钱，烟、酒你总送过吧？这位经理不能否定自己没有送过烟酒，因为这样就没人相信了，这些关键位置上的官员都是要孝敬的。而浙江送礼的规矩，烟、酒一送就是多少多少条、多少多少箱，这样，一路合计算下来，把烟酒折算成实际金额，也得有成千上万块钱，办案人员就以此威胁他，说：就凭这些，我劳教你两年没问题，如果你做污点证人，可以免除刑罚，况且人家都承认了，只需要你提供一份证词，你自己做取舍。
他和我讲自己很头疼，如果他提供了证词，这样，有当事人的口供，有证人的证词，那位土地局长受贿的整个犯罪证据链条就完整了。我不知道他跟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有没有送过那位土地局长40万块钱，因为在号里在押人之间也经常会不说真话，我只是有感于这些办案人员获取证据的招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被冤枉判刑的。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提供证词，不过，他没有受到起诉，也没有被劳教，后来被释放了。
马：请谈一谈您今年被刑事拘留的经历。
徐：2014年1月26日，我们教会如常举行敬拜活动，遭到警察破坏，当时，一共有13位基督徒被逮捕，我被关押在北京“一看”，直到2月23日被释放。
现在的“一看”，我所在的号有三十平米，是个大号，但只关押了12个人，每个在押人都有半个多褥子的宽度，能躺平着睡觉。而且，号子里还安装了喷浴头，能洗澡，还有热水，一周一次，还有热水喝，这是以前的其他看守所没有过的。
看守所每天有三顿饭，并且主食不再吃窝窝头，有米饭，有馒头，有时还有好的菜，不过，我在号里绝食了23天，只吃过几天的东西。
另外，牢头狱霸打人的现象少很多了，抢占其他在押人的现象没有了，过去，在押人从外面送进来的财物都集中在牢头手里，所以会形成抢占的现象，现在在押人都有自己的购物卡，在押人每个月都能买500块钱的东西，因为财物不再集中到牢头手里，牢头狱霸在这方面的特权就没有了。
不过，看守所的放风制度比较随意，由管监室的狱警自行决定。有时，狱警打开风场的自动铁门，在押人去到风场后，铁门会自动合上，结果狱警忘记打开了，就把在押人都关在风场里，回不到监室。本来放风时间只有一支烟的功夫，大概十分钟，可能在风场一呆就是半个小时，大冬天的，在风场里站久了很冷。但绝大多数时间，是狱警不给在押人放风，连续几天不放风的情况都有。而在浙江的萧山看守所，放风时间是由看守所统一规定的，到了固定的放风时间，看守所会吹号，通往风场的铁门会自动打开，在押人还要做集体操，因此，即便在2003年，萧山看守所也比现在的北京“一看”的放风时间要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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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2 10:5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