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殖民与作恶成本转嫁
在百年历史中，中共就像一个胡作非为损公益私的国企，口头上为国家负责服务盈利，代表国家，实际上无不把制度和作恶成本转嫁给国家人民。这个过程从中共参与抗日战争开始变为典型，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把战争成本转嫁给人民，自己摘桃子，正是中共的用人民垫背当炮灰，造成祸水流到人民中间，招来日本在华北的三光政策。49建政后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浩劫等等，中共没有一次不是自己请客让人民买单。还有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业剪刀差，除了利用中国巨大国土和人口庞大进行剥夺转嫁外，毫无技术含量。改革后亦然，对于改革成本的转嫁，已经有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来描述。其中不断印钞票与环境问题可以说是对人民战争的典范。现在这种体制有对外殖民扩张，引起外国人排斥中共政府，中共还是把祸水引导向人民，利用宣传说成是排斥中国人，引发民族主义，用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当自己流氓作恶的庇护所。
中共改革需要从外面的赞美和依附来进一步肯定，外在世界”依附”于中共改革已经三十多年，而且不自拔。因此对于中共改革本是殖民结构的对内对外扩张以及日渐积累起来的负面后果视而不见，只有路径依赖寄希望于改革，不愿意直面隐藏在后面的巨大黑洞。颇有意思的是，中共改革的负面后果，只往薄弱处渗透和转移，而本来应该往强硬处的，如美国，如政体问题，都没法往，还是往薄弱处转嫁，是一个杀贫济富，吃软哺硬的两极分化之国内殖民结构延伸，不仅国内政治贱民，以及未来的红利持有者809000后，被国内殖民，而且港台的平民以及809000后被在改革中延伸到港台的国内殖民结构所殖民，整个华人圈因为改革，都即将沦陷，不是通过军事征服占有，而是通过经济控制政治黑手在幕后最后浮出水面的方式。
改革本来就是中共政治控制之高级化经济化，本来就是国内殖民结构之深化，因此以”去中国化”方式出现，正是曾经赞同改革从改革中受益中转为改革中受害真相暴露的过程。如果没有贪图大陆的经济利益，香港不会迅速大陆化，不会中糖衣炮弹。台湾也是如此。经济资本的政治控制威胁杀伤力更大，除了逃跑逃离，有效招数并不多，而且”去中国化”本身也并不一定产生抵抗的效果，同时有依附和配合的暧昧性。在特定阶段或者没有自己的领域，只是一种撒娇，因为批判就意味着依附着进行批判，就像大臣劝谏皇帝。
中共改革是民国国体最深的危机。49后政治秩序与理想目标逐渐截然对立，来自民国奠基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与49后曾最靠近的文革时期之历史与现实脱离，就像白酒中酒精挥发逸出，最靠近也许是因为49前后接壤之缘故，然而文革的受害者改革右派，却将之固定住，他们通过毁灭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来毁灭文革，反对者更愿意刻舟求剑。手段之善恶是尺度，而目标之美好是随着手段之恶毒才被污染，攻击目标无助于解决手段之善恶。也就是文革理想已经不在文革中。只要做到改革理想目标已经不在改革中，那么49后都是原罪浸透的，改革也是邪路。文革的受害者右派，却深深相信改革理想和目标还在改革中，不相信改革之死，还在贩卖虚假希望，也就是他们沉醉于原罪中，在原罪中追寻救赎，在巴比伦仰望天堂。他们人数众多，掌握大陆的主要资源，而且排斥49前和民国的要素，因为他们自我为义，不相信包括改革在内的49秩序与自由平等宪政无关，有的就是风月宝鉴上面投射的幻象。
为啥说改革以及内在于改革的对内法西斯主义，是民国国体危机最深重的阶段。以德国为例，当民族国家被资产阶级既得利益所垄断绑架，民族国家之原初精神就与立宪政体发生冲突，改由社会主义革命来承载，产生了以议会制为中心的政体危机，出现了帝国主义扩张与社会主义革命，国体危机到了最深重的时候。此时，为解决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不断加深国体危机的冲动波及了政体，使政体产生了正当性危机，这里的正当性危机并不是指政体有重大瑕疵，而是是说遭到严重质疑不再被信赖。为解决国体危机的政体努力，使政体扭曲，不断在体系外胡乱添砖加瓦，就像孙中山脑袋一拍就来个五权宪法。政体的正当性危机反过来加深国体危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就是证明。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可以对应德国以及西方世界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时期。习近平复兴毛主义以及政教合一的组织原教旨精神，就是用来应对民国国体不在场的政体危机，也就是对中共统治政体的质疑，这种复兴是建立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八九之后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上的，其越复兴越排斥民国，同时也越邀请民国，也就是其法西斯努力也同时为民国国体在场铺路，最深重的时候也能是最暗中最靠近的时候，狄更斯说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
民国国体危机
香港人在回归之前，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而正是九七回归之后迫使香港人有了分离主义倾向，台湾人也正是这二十多年才没了中国人身份认同。当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时，就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当因为改革和经济合法性，以及西方对改革中的中共不断接受，一个中国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了。
香港对大陆的离心力早就产生，这一过程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清楚看出趋势。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大启动“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2013年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创14年新低。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港人身份认同更是跌至新低，其中80后年青人降至2.4%。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的调查，将台湾人认同比重减去中国人认同比重当作是台湾人认同指数。台湾人认同指数从1992年的负7.9％增加到2000年的24.4％，2007年为38.3％，增加到2012年的50.6％，2014年再继续增加到57.1％。马总统执政七年的台湾认同指数增加的速度远比陈水扁政府时期要快很多。
那为什么前改革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去中国化”，那是因为暴力统治的共产中国，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暴力对暴力控制以外的地方可以有威胁，但没法产生合法性上的暧昧，有边界上的迷糊和渗透，泾渭分明并不可怕。而改革中经济控制延伸背后隐藏的极权恐惧，会让华人地区的人产生自己的变形，自己立场上投降的诱惑，原来坚定的蠢蠢欲动，发现没有了大是大非，于是需要”去中国化”不沾边，只有拔掉网线才不会中病毒。港台地区正是在改革中”才去中国化”的。
一个中国本来就是中华民国，被替换成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只有改革时期才好像既成事实。改革之个人与秩序之一体化，就在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以及附属物官场经济之内化吸纳，就像清朝与元朝比较，清朝通过科举完成对社会的吸纳与整合，而元朝仅限于军事征服之占有。改革之内化与吸纳，让中共获得中国性，若非八九之镇压，这种中国性至今还是欺骗性极大。被吸纳者从社会而出，又代表中国加入中共，并且改写替换中共马列和卢布党之异质性，去除了毛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代价是中国再次进入王朝政治，毛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有着不同于王朝政治的异质属性，在改革时代遭到驱除，而马列被新的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取代，卢布被美元取代。从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八十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共就像法西斯一样，试图为世界走一条特殊的道路，并且认为比西方的更正确，从而领导西方，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普世价值”，以西方对中国改革的依附和绥靖来看，就像当年法西斯主义对西方的诱惑和取代，好像也要立马成真。世界历史就像一个苹果，有着朝中国改革堕落塌陷沦陷腐烂的部分，这是敌基督的统治。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判定改革已死，才能悔改和回转，也就是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在苹果腐烂部分的世界历史部分，有着修复的世界史意义。
地缘政治来说，冷战结束前对共产中国，国际社会采取敌对封锁，那么一个中国就是民国，而中共就像今天的北朝鲜一样，没有话语权，百年来中国内政根本结构还是取决于地缘政治依附，改革前依附苏联，改革后依附美国。此时西方不肯接触接纳中共入主流，民国就是中国。
正是西方接触接纳，以及全球化经济发展给了中共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合法性，为一个中国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站台，此时民国才被弃之如履，国际法上的地位遭到威胁和国际舞台遭到剥夺。大陆内部来说，改革让民国复兴湿了火种，人们期待在共党内达到宪政，而其分赃吸纳体系把大部分知识分子陷入49猪圈。
49后四分五裂的中国，以及大陆专制后更加四分五裂的中国，是圣经巴别塔的秘密，人力之组织大一统，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最后散乱多元，秦制之后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必然延伸格局。最大能力，使全国人如一人如臂使指的组织性，与国体危机成正比，组织性做药解决国体危机，而正成为国体的毒药和阻挡者。
至今为止大陆改革是对民国国体的最大威胁，因为49建政本是一场巨大的错误，而改革就是将错就错之错上加错，文革与改革，就是共党组织性弹性之松紧，改革就是党建活动，改革就是共产中国走向法西斯，改革于49后看起来巨大的进步，其实是越加病重难返。78年若没有改革，早就民主化了，早就回归于民国了。
奠基以降民国国体危机伴随着进步与新纪元运动加深，像猴子丢西瓜捡芝麻的故事，更好是好的敌人，想要自己以为更好的，结果一步步缩水变异。转型之第三共和与第一共和争论中，第三共和论者以为民国已旧去，在大陆49谬误之基础上改革转型出现新的。德日法西斯以及奔溃后受美国监护而转型的命运复制降临。
奠基为国体原则之渊薮。苏格拉底认为那一些本身属于原初的事物，无论怎样对我们而言都是初始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方式必然地表现在我们的意见中。民国原则自然在49后任何政治时刻里，驱除它不让它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上，他就会藏在舞台下面的黑暗里，以莫名的方式摧毁舞台。何种方式有云泥之别。
49猪圈陷阱
谎言洗脑构建出来的49猪圈陷阱，是恐慌更高的要素从天降临的。但其社会经济现实又必须邀请进来。毛泽东闭关锁国把沦陷区变为塞壬猪岛，然维持不了太长，还是要把美国引入。在意识形态上反美，在社会经济上亲美。改革后民国回归亦然。美国民国引入49猪圈，造成反美反民国是为了加入。台湾自由行一项，就可以把49猪圈搞得稀里哗啦。闭关锁国之基础上，接受全球化接受美国民国之强劲自由风，很很奇异地制造了一个新的等级体系以及内部流动。意识形态上反美，成为人上人控制愚昧人下人的手段，困住他们然后剥夺他们，自己好享受改革成果往外移民，整个就是克拉玛依大火之”让领导先走”。
中共革命以及对沦陷区进行国内殖民，就在于百年来对美国民国之一体施加于其上的抵抗，当改革时美国允许”领导先走一步”，就有了中美国，几乎全部归化于美国了。当自己趋于奔溃，而将来美国重新安排民国回归时，美国民国之一体，会成为其所控制奴役的人下人渴望加入的，渴望不得的就怨恨，如常山蛇头尾相接。
假装反美反民国，是为了团结提醒人上人自己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怎么干”，”要记住他们过去对我们不好，要让他们对我们好起来”；为了警告沦陷区的人下人”别动，别影响秩序，你们是我们的奴隶，不准跑路”。反美是为了成美国人，最近的例子有司马南 。受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驱动而伪装有中国主体性。
中美国和改革的框架内，美国驱赶了民国，改革带来民国国体最深危机，美国民国一体简化为美国，民国成为失踪者。改革的受益者是可移民的，是美国国民或者普世价值的公民，受害者是不可移民的，是被迫与大陆沦陷区共存亡的，也是中美国和改革框架内的失踪者。不可移民的只能移民民国，于本土建设新美国。
美国是三皇五帝黄金时代美洲版，于中华大地建立新美国，赶英超美是民国应有之义。民国上层于美国接轨，没有要求承认的精神危机，共党作为民国下层有，以至于49建政后掌握政权以极权主义的方式闭关锁国来实现”美国梦”。巨大挫折后改革，以在中国建设美国的”中国梦”出现，实质是移民成为美国人。
美国梦扭曲为中国梦，让国家成为新美国扭曲为让自己成为美国人，以共党的领导僭越顶替了民国国体的在场，国家目标就被个人目标替代瓦解松弛，粉碎为原子化的个人欲望。所以改革的受害者不能再走怨恨美国之路，而必须走”民国是新美国”的民国老路，清楚民国国体与改革的尖锐对立和不可调和，返本开源。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3/3 21: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