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堆积如山的拆迁冤案、土地纠纷，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以我个人经历的非法拆迁为例，究其本质，就是以权代法，党权高于法权，以公权侵害民权，不法贪官将中国公民的合法财产，以各种名目强行剥夺，进行腾笼换鸟式的所谓发展，以获得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并且，还把依法维权的公民残酷绞杀，用周永康集团的维稳手段，将合理合法的公民维权运动污名化。
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当年，我们北京石榴庄的村民维权代表找到时任村书记徐万超，要求依法合理进行拆迁理赔，徐回答：“现在是权大还是法大？只要北京市委书记刘琪不倒台，我就不倒！”一个村干部，就如此视公民权利如草芥，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以党权的名义践踏与剥夺，社会公正从何而来？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徐万超虽然是个村书记，自认为“跟对了人”，就可以无法无天，这种集权主义思维模式，广泛存在于当下中共各级干部心中，并用于他们的行为。但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运动，打破了这种常规。近来，中共纪委王岐山书记宣布，要清理基层干部的贪腐滥权行为，对于解决我这样的具体维权个案，是否有所帮助，还需要事实验证。就我目前的中国生存经验而言，如果说清理全国的贪腐基层干部，那几乎就是一个神话。但是，你王岐山书记能不能清理距离你办公室20公里的基层干部，却是一个具体的考验。如果王书记连我这个普通公民的卑微诉求都不能达到，那么，清理全国的贪腐基层干部的豪情壮语，就成了另一个层面的放政治卫星，将中国社会重新拖回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年代。
在没有清官政治的环境中，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政治清官，解决具体的拆迁问题，对北京丰台区政府是一个考验，对王岐山书记的话也是一个检验。否则，所有的宏大叙事，对中国公民而言，都如同水中花镜中月，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笑柄，如此而已！
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公民运动的崛起，作恶的公权不会自动收手，只有用民权来监督公权，我们的基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民权不彰，法治难行，这样的社会，必会成为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社会。那么我唯一的良知，就是与这个作恶的体制，抗争到底！
北京石榴庄维权公民：李焕君
2015年3月5 日于美国华盛顿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3/5 17: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