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 刘凤钢：北京人，出生於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1995年夏天，有一个因政治原因被送进来的劳教人员，被煽动逃跑，结果被加了一年的劳教期。根据劳教制度的规定，劳教期限最高为三年，最多可以延长一年，当时，北京有秘密指示，要求劳教所能多留这些政治犯一年算一年，尽量把劳教期限用足。于是，警察就开始算计这些政治犯，暗地里指使猪场的劳教人员去鼓动这些政治犯逃跑。刚开始，这个人找到一位知名的政治犯，但是他不相信有成功的机会，拒绝了这个诱惑。接着，这个人才找到他，鼓动他逃跑，结果他答应了。
为了取得这些政治犯的信任，劳教所方面还制订了周密的逃跑计划，由这个人从中队搬来梯子，藏匿在猪场高墙下的草丛中，在指定的日子，猪场的人报告警察，说猪跑了，让这个政治犯帮忙去抓，然后，由这个政治犯自行搬起梯子，越墙逃跑。等到了计划实施的那天，警察都凑到屋子里搓麻将，给人形成一种防范松懈的错觉，实际上，农场外头的农场职工、家属事先拿着绳子埋伏在劳教所外的草丛中，东北的草丛有一米多高，人藏匿在里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到他爬上梯子往外跳时，劳教所的教导员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朝天鸣了两枪，结果，这个政治犯被埋伏在农场外头的农场家属、职工逮个正着。
不久，风声就出来了，原来，是劳教所的警察指使猪场的人干的，后来，他因此被加了一年劳教期，而那个鼓动他逃跑的猪场劳教人员则被减了半年劳教期。这位政治犯劳教期满之后，还不断地投诉双河农场的构陷行为。
其实真正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被警察发现，哪怕是你幸运地跳墙成功，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成功了，因为在劳教所，所有的劳教对象都时刻处于警察的视线之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人失踪了，而双河农场地处平坦之地，视野相当开阔，有时你跑出去一两个小时，警察只要用望远镜一搜，就能知道你的准确位置。还有，农场周围都有民兵，如果被他们发现，一看就知道你是从农场跑出来的，立刻就会抓住你送回来。另外，农场周围都是大片沼泽地，因为不熟悉地理环境，很容易在沼泽地里迷失方向。到了冬天，要想逃跑就更困难了，因为天气寒冷，人不可能在野外过夜，用不着警察搜寻，人就直接冻死在沼泽地里了。有一个劳教人员，叫张治文，他和我同在一个“宿舍”，也是个几进宫的人，他曾经在1980年代被“劳教”时逃跑过一次，结果成功跑出去以后，又跑回来，“砰砰砰砰”，捶劳教所的铁门，叫“开门”，警察不开门，还说：日本战犯、满清皇帝（溥仪）都被我们“改造”好了，还怕改造不了你一个张治文？让张治文在劳教所外站着，因为天寒地冻，把他的耳朵都给冻坏了。
因此，双河农场也颇为自鸣得意，号称九年没有发生过越狱事件了。不过，到了1996年，却真正发生了一次逃跑事故，那一次发生在下午四点的放茅时间，放完茅，点名时发现少一个人，姓刘。而那一天正好是双河农场书记的儿子举行婚礼，农场的警察都喝喜酒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察，他们要值班，不可能出去追捕逃跑者。消息传到书记的耳朵里，他吓得脸色都变白了，立刻带着一中队的警察回到劳教所，拿起警械准备去追捕时，才发现电警棍都没有充电，因为平时没有越狱事件，所以劳教所的防范很松懈，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农场马上作出安排，派出几路人，一路去火车站拦截，一路直接上北京，去刘的家里蹲守，更多的警察则是在农场周围搜寻，在农场的咽喉要道处点燃篝火，喊这位逃跑者的名字。按规定，如果在24小时之内找到逃跑者，那么，农场可以在内部消化，但如果超过24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北京，那样的话，值班警察、农场官员就要被追究责任。
因此，那两个值班的警察非常恐惧，把怨气撒在劳教对象身上。当时，他们让我们从“宿舍”出到操场上，并且不允许戴帽子。有一个患病的“学员”最后一个到达，他没有听见警察的命令，还戴着帽子。这两个警察命令他撞掉帽子，他也按照命令摘下了帽子，但警察似乎不解气，当着所有人的面，往这个患病的劳教人员身上和脖子上电，把他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还有，这个刘姓对象平时和另外两个人走得比较近，他们仨经常一块吃饭，一块劳动，这两个警察认定他们俩肯定知情，想从他们嘴里套出刘的消息，但实际上刘在之前并没有向他们透露半点风声，因此，他们不可能向警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警察把他们俩也狠狠地暴打一顿，打得够呛。后来，只要北京有官员来检查，农场都要事先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因为他们一直在投诉当天警察对他们的暴行。
实际上，刘跳墙以后，并没有逃跑，他的腿摔断了，就趴在劳教所高墙外面的排水沟里，一个警察队长就在他的匍匐地点附近点燃篝火，但是，并没有发现他。
天亮之前，他艰难地爬到一个连队的职工家里，要他报警，他被送到了派出所。正当农场官员和警察惶恐不安时，接到了总厂的电话，要求他们去接人，回来之后，警察就把他关押在小号里，后来，他的腿被截肢了。
这位刘姓“学员”出来之后，开始在大街上卖报纸，再后来，司法部门从他身上发现了利用价值，于是，就雇用他到各地的监狱去作演讲，去现身说教，去威慑那些试图越狱逃跑的犯人。
还有就是“宿舍”里用水的问题，我所在的“宿舍”有十五、六个人，劳教所每天分配一桶热水，给这些“学员”们喝。但是到了“宿舍”，分配是有规矩的，先给班长打满。当时是用暖瓶打水，一些老的劳教“学员”出去以后，班长就占用他们遗留下的东西，包括暖瓶，班长一个人就有四五个暖瓶，因此，班长一个人就要占用大半桶热水。
等班长打完以后，剩下的再进行分配，又有一个先后顺序，首先是和警察关系好的，也就是送了钱给警察的，接下来再分那些社会闲杂人员，这里还有一个辈份和资历的问题，看谁进劳教所的次数最多，谁就先分，我所在的“宿舍”有三哥、四哥、七哥，也就是三次、四次、七次进劳教所的，当时，双河农场辈份最高的有一个“八哥”，八进八出劳教所，光双河农场就进了三次，有时，上午刚放出去，下午又被抓进来，到了这道关卡，一条总的原则是谁横谁就先分的丛林法则。
等到这些人分配完之后，再轮到最底层的“鼠辈”们来分，基本上就分而无几了，所以整个冬天都只能喝凉水，很难得有一杯热水。
有个吸毒的孩子发高烧，他拿了一个杯子给我，示意我到班长那里给他倒点水喝。我平时和班长关系不错，而他不敢自己去倒水，结果，我在倒水的时候，被门外值班的小头目发现了，他进屋一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大声训斥我：这他妈这水是给你喝的吗？我为自己辩解，说那孩子病了，想要讨点水喝。他并不买账，说去你妈的。当时，正是早上，刚点完名，大家都在“坐板”，而班长在点完名之后，就面冲着墙继续睡觉去了，他被吵醒之后，冲着我俩说：给你们的“面”太大了。因此，即便班长没有时时刻刻盯着，里面的人也不可能因此做点出格的事情，在这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的私人空间。
有个孩子得了痔疮，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也是几进宫的人，和双河农场的警察都很熟了，因此，值班的警察就问他怎么了，清楚情况后，这个警察就让他去锅炉房打盆热水。就这一盆热水，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警察只要对某个人稍微客气一点，都会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涕零。
有个新调来的警察，他的姑姑是个基督徒，他从小在姑姑家长大，因此，他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好感，有一次劳动的时候，他趁周围没人，偷偷塞给我一条黄瓜，还特意嘱咐我快点吃，就这样一件小事情，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在宣武区看守所时，还当了一回义务的“律师”。当时，外地人是吃不饱的，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看守所，每个星期的周二、周五晚上都发馒头，但牢头只给那些外地人发一个，剩下一个留给自己，第二天，牢头就可以吃馒头，不用啃窝窝头。
有一个外地孩子，他的外号叫“武警”，在被送进来之前是个小武警，在军地两用人才培训时，他在地方学习修摩托车技术时偷了东西，被送进来。他在一天夜里偷吃了这些馒头，结果被值班的发现了，当即报告给了牢头，因为夜深人静，打人会整个看守所都听见，因此，牢头就罚这个小孩站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起床后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提醒他，赶快找律师。像这样的偷盗行为会面临严重的内部惩罚，最起码一顿暴打是免不了。
因为监室内的人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很多人都是因抢劫进来的，要么就是些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辈，所以这个小孩请来请去，没人愿意帮他去向牢头求情，最后他带着哭腔找到我，说：大叔，能替我辩护一下吗？我答应了。当时，在这个监室内部，凡是犯了事的人都须经过正式的“审判”才能给予处罚。
吃完早餐，就开始进行“审判”，整个过程和法院的审判是一模一样的，有法官，由牢头自己担任，有检查官，由牢头的亲信担任，有证人，由值班的人担任，有被告，即这个小“武警”，辩护律师则是我。
首先，由“法官”宣布“开庭”，并宣读了法庭纪律，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大声吵闹，等等，随后，他宣布就***偷吃馒头一案进行开庭审判。“检查官”按“法律程序”念完“起诉书”，要求给予50军棍的杖刑，我出面为这个小孩辩护，说他还是个小孩，他本来分了两个馒头但只吃了一个，因为饥饿才拿回自己的那一个馒头，而且认罪态度好，云云。最后，“法官”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由50军棍改判为5鞋底子。
负责执行刑罚的是一个代号为“五哥”的人，他因抢劫赌场被送进来，他打人非常专业，我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手是怎样举起来的，“啪”的一声鞋底子就落到了小孩的屁股上，血随即就溅出来了，5鞋底子打完之后，这个小孩一个星期都没有落过坐，一直是站着。
如果是“军棍”，那就更厉害了。所谓的“军棍”，就是把牛皮纸和胶合在一起，滚成一根圆柱形的棍子，它比木棒更有韧性，别说是50军棍，哪怕是5军棍，也足以让人折手断腿。
在监室里，牢头打人的事情狱警一般是不管的，相反，如果狱警正好值班时撞上，最多只会问一句：怎么，在开会哪，小点声。开会就是打人的隐喻。然后，狱警顺手会把牢门关上，宣武区看守所的监室有两道门，白天，里面那扇铁栅栏门是锁上的，而外面的木门则是打开的。只要有打人现象，狱警就会把外面的木门也关上，不让声音传出来。
1995年，我刚被抓进来那会，还在拘留所时，有一个姓刘的小伙子，他的体态很健壮，但智力可能有些问题，是个河南人。他在居民区偷衣服、鞋袜被抓进来。当时，在“坐板”时他冲墙坐在地板的第一排，最靠近马桶的位置，马桶旁边是个洗手池。所有撒完尿的人经过他那里时都会敲他两下后脑勺，敲到后脑勺后，他的前额就会撞到墙上，这叫“给点枣”。
平时，监室里的人就拿他开心，找乐子，比如，让他把手贴在墙壁上，然后用脚去踩踏他的手；或者，拿打火机烧他的腋毛，当时牢头有个打火机，是狱警给他抽烟用的；或者用绳子勒他的肚子，这种绳子是用布搓成的，非常结实，一边站一个人，往相反的方向拉；有时把他的双手平放在床沿上，用鞋底子拍打他的手掌，等等。
有一个武警复员之后开了一家餐馆，因为容留卖淫被抓进来，被羁押在我们的监室里。他之前就是宣武区看守所的值班武警，他打人很专业，有时在这个小孩的肚子上打两记闷拳，这个小孩出不了气，处于窒息状态，趁他还没有恢复元气之前，又命令他在原地跳高，这样捉弄他。
“皮袋”也打他，我就对“皮袋”说：别人打他是别人的事，但你是他的老乡，都是河南人，你别打。“皮袋”说：嗨，在里面烦得慌，解气。
之后，我转到了后院的看守所，没过几天，从先前的拘留所又转过来一个东北人，他告诉我，我离开之后，这个小孩因为不堪忍受虐待，一天夜里，爬上窗户，试图越狱逃跑。实际上，窗户上有坚固的铁栏杆，还有铁丝网，怎么可能跑掉呢？所以，他不但没有跑掉，还被值班的发现了，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狱警。当时就是一顿暴打，天亮之后，他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在拘留所的通道里“游筒”。
后来，这个小孩被调到看守所来，距离我所在的监室不远，隔一个号，我经常听到他被挨打的哭声，有时，我被提审时还看见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坐在那个监室的角落里。
进入10月后，天气渐渐凉下来，监室里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帮他，他没有衣服，刚进来的时候他是光着膀子，到了10月份，还是光着膀子。后来，他病了，大便失禁，等到他拉了稀之后，因为臭味难闻，监室的人就揍他。不久，我听到劳动号对我们监室的牢头讲，说“老二”被抬出来了，有人在他身边扔了两个窝窝头，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老二”是这个小孩的代号。
第二天，人就死了，由劳动号陪着小孩一块去医院做的身体检查。劳动号回来后说，这个小孩的身体布满伤痕，脑袋上全是“电报印”，拿杯子敲脑袋形成的血印痕。还有，他的肋骨断了好几根。
这个小孩从逃跑到他的死亡大概只有半个月时间，后来，看守所给他买了一套蓝迪卡的新衣服穿上，他的哥哥从河南老家赶来了，看守所打发了他哥哥六百块钱，一条人命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不久，看守所又出了一桩人命事故，有一个小孩，姓杨，因为吃了看守所小卖部卖出的过期变质牛肉，结果中毒身亡，因为他的舅舅是个警察，因而获赔了十多万块钱，相对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结果了，从这两条人命及其处理也可以看出看守所对人的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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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31 19:5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