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令人惊心动魄，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习近平的强力反腐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口号的鼓励下，中国告别了阶级斗争的狂热而进入了发展经济的时代，按邓小平的说法，这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其实是一次理性的回归，从此以后，饱受专政与恐怖之苦的中国民众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这场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显露出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在向官员倾斜，其结果是，权大的发大财，权小的发小财，没权的卖苦力，于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表面上，这场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所谓改革，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中国民众得到了实惠，国力得到了提升，这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炫耀的资本，其实，现行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官僚市场经济。因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权力寻租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由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堂而皇之再到肆无忌惮。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所有竞争者都要面对相同的游戏规则，只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支持这样的规则。为了利益，官员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如果说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没有权钱交易，那纯粹是瞎扯。在庞大的官商联盟面前，市场的调节作用显得微乎其微，社会财富日益向特权阶层集中。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政治腐败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上台以后，高举反腐的大旗，将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绳之以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历史常规，令人刮目相看，既清除了政敌，也赢得了民意，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腐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同时也扼杀了官员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激情，出于对牢狱之苦的恐惧，他们懒政、怠政，拒绝升迁甚至选择了自杀。
在现行的反腐机制下，官员腐败的线索几乎全部来自于知情者举报，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瓦解，当官员在原来的位置时，官威犹在，一言九鼎，懾于其权威，举报者往往有所顾忌，为了明哲保身，不敢行动，而官员一旦调离，对举报者的威胁自然解除，知情者就可以大胆举报，而且几乎弹无虚发，再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官至中央的苏荣、令计划、蒋洁敏，地方官员如山西的杜善学、聂春玉等都是在他们调离升迁之后，罪行败露的。
按照中纪委的部署，今年的反腐重点将转移到国企，经过调查发现，与政府官员相比，国企高管的贪腐行为更加触目惊心，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经营活动。
对于如日中天的习近平来说，抓捕几个贪官轻而易举，但要保持经济的发展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能无视这样的现实，十八大以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传统产业在不断萎缩，房地产业的肥皂泡已经破裂，对外贸易急剧下滑，股市的剧烈震荡令众多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农民工在抱怨：工作难找，工资下降；商人在抱怨：购买力低下，生意难做；企业主在抱怨：赋税沉重，效益下降……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总理李克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是收效甚微，再加上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搞得这位弱势的总理简直焦头烂额。
而习近平对此状况却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经济新常态。
作为政治家应该明白，反腐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繁荣、政风清廉、法治公正、民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眼下，习近平的反腐可谓一俊遮百丑，民众对此赞誉有加，一旦假以时日，经济衰退的恶果就会显现，民怨就会激发。
以腐败的重灾区山西吕梁为例，自从市长丁雪峰被抓后，前两任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和聂春玉相继被抓，牵联到吕梁的三家龙头企业联盛集团、大土河煤焦有限公司、中阳钢铁公司的董事长邢利斌、贾廷亮和袁玉珠，这三人被抓以后，企业经营陷于瘫痪，吕梁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铲除腐败，还是发展经济？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摆在习近平面前，考验着习近平的执政能力。
如何破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经济上国退民进，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唯如此，才能政通人和、民族复兴。
独光达
2015.6.24
